雅娟告诉了我这些年她的经历：1979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后来我们一家一起调回了哈尔滨，从当年师首长住过的套间搬回普通的小房。他回到了省人民银行工作，我被调到哈尔滨青年农场当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调到哈尔滨金融专科学校当文书。我又从头干起，二十多年里，当过人事处的副处长、处长，校监察室主任和校纪检委副书记。我很安然，这一切和我的过去没有什么关系了，我靠自己现在的诚实劳动取得同志们的信任。每一次干部测评，我得票都很高。后来银厚到国外学习过银行业务，先后任省工行的国际部副总经理和哈尔滨开发区行行长。我也在不断学习中有了进步。
雅娟还对我说，过去的光荣早就像烟尘一样飞去了，这一辈子，我最珍惜的是拥有银厚对我纯真深沉的爱，拥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因为手的残疾按政策又生了一个儿子）和美满幸福的家庭。现在大学毕业的女儿和女婿在深圳工作，儿子正在大学学动漫。她告诉我，她已经当姥姥了，外孙女特别可爱。说着她又笑了。
总结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她只有一句话：平平常常才是真，老老实实才长久。
我以为曲雅娟之所以可爱和可敬，还因为她能坚强地笑对人生，永不言败。
和当年偶像重逢是愉快的，又一次目睹了她灿烂的笑容是幸福的。
当年北大荒那些因公伤残的女知青们，她们都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美丽，她们的笑容比蒙娜丽莎的笑容更有长久的魅力。
附录
往事如昨
曲银厚
宏图大哥让我和雅娟写点什么，作为这本专栏故事汇集中的一种呼应或补充。我俩既感谢又感动。今年我们结婚三十年了。三十年太久，就说说我俩从认识到结婚的那十年吧。
相识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八岁的我从天津下乡到兵团一师七团（赵光）五营（建设）十七连。雅娟的姐姐来我们连工作后我知道她有个妹妹叫曲雅娟，在另一个连队。由于都姓曲，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久营里召开各连队带队知青的会议，在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曲雅娟。她给我的印象是：俊秀、坚毅，话语不多。
转年三月，得知了十七岁的她工伤致残后的坚强，我暗暗佩服。下半年里她母亲到我们连作报告，说到当妈的最担心的就是女儿怎么找对象。“这么好（的人），根本不用担心”--我在心里想。
这一年在营里的一次讲用会上，曲雅娟也认识了我。这时她已被任命为副营长。
相知
一九七零年三月，上级组建一个工作组到二十一连蹲点。组长是一位“四七年老兵”，曲雅娟（时任营副教导员）是副组长，我是三个队员之一。工作中作风粗犷的组长让我们三个队员接受不了，尤其他不把曲雅娟放在眼里更让我们看不下去。一天我们仨把曲雅娟找到没人的地头上，向她大告其状并为她抱不平。我蛮以为她会支持我们，但却没想到她静静地听完我们的“宣泄”后，平和地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们都得尊重老同志。”一句话如提壶灌顶地浇醒了我，深感自己身上的“小资病”。还好，她好像并没有因此而疏远我。不久我俩一起回营部，八里地，路上我们走一道儿唠了一道儿--当然，全是工作。
后来，新团（六十八团）成立了。她任团政治部副主任，我是保卫股干事。我俩在一个团支部，她是书记，我是组织委员。我入党时是她代表组织跟我谈的话。
一九七一年春，兵团机关来了调令，调我到佳木斯兵团后勤部工作。走前大家合影留念。她就坐我的边上，我特别喜欢那张照片上风吹着她的短发的样子。当晚她在走廊里送给我一套《毛选》（合订本），后面的内页上写着她左手练就的字：“宝书四卷送战友，胸有朝阳阔步走”，下面是“曲雅娟”三个字。
相别
分别后我俩开始通信。起先我自然称“曲雅娟同志”，看到她回信落款“雅娟”两个字，我心中一喜，就改称“雅娟同志”，后来就写“雅娟你好”了。这年夏天，我寻机回到团里，参加了由她领读的入党宣誓，然后在台下看她与团机关其他女同志合唱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插曲《英雄的赞歌》，我注视着她的脸庞、她的口形，听得出她的声音，直到唱完我没听够、更没看够。第二天我又悄悄地沿着通北林业局的森林小火车道往返六十里走到她蹲点的一营五连去搞“调研”，其实是为了能多看她一眼--但她并不知道，我也没看着她。虽然“无功而返”，但我并不后悔。结婚后我告诉她，她笑我“真傻”。
一九七二年春，兵团机关派我到辽宁财经学院（大连）上学，她也被派到黑龙江大学上学。这前后我俩虽然一直通信，但信里谁也没提过一个“爱”字。但上学后这种感情更强烈了。我长时间地、一次次问自己：你是不是爱上她了？那你爱她什么？爱她的名声？爱她的地位？还是爱她的漂亮？如果你是爱她的名声，那你不是爱她这个人，而且你还要承受她总会不再出名的失落；如果你爱她的地位，那也不是爱她本人，而且你要承受“女强男弱”的世俗眼光；她漂亮倒是真的，但是更值得珍惜的是她的坚强和坚强后面透着的智慧与踏实，因此她更有价值的不是可爱而是可以信赖。
一九七四年末，要毕业了。大连水产专科学校有学生提出回乡当渔民，我们学校也有同学提出回乡当农民。我赞成回农村但不赞成当农民--我们是学银行的，可以去农村银行当农金员。所以毕业分配时，我为了这个诺言，也为了“冒蒙”奔曲雅娟，义无返顾地要求回了黑龙江。
一九七五年二月，到省人事局报到（我被分配到省银行）后，我住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曲雅娟来看我，屋里没别人，我问她：“你有没有对象？”“没有”，她立即回答，然后反过来就问我：“你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这瞬间、简短的四句话就完成了我俩“恋爱全过程”的“关键词”--俩人心里都有了底。
几天后我们曾同在团机关时的一位任力大姐给我俩点破了这层“窗户纸”。从任力大姐家出来，我激动地对她说：“我们的结合是主义的结合。”她有点惊异地看看我，平静地说：“光你同意还不能算，等你给天津家写信，看家里老人同不同意，如果家里老人不同意，咱俩就还是过去的好朋友。”我自信地说：“我爸爸妈妈没问题！”
我随即给家里写了回到黑龙江后的第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诉爸爸妈妈我找到了可心的对象--她虽然失去了右手，但是聪明、坚强、懂事，就是“漂亮”这一条没好意思写上。寄出后我就满有把握地等着家里的回信。
这时团省委安排她去上海接假肢，正好路过天津，我坚持让她到我家去。上火车那天，我送她走到博物馆附近，她说：“快到团省委了，你别往前走了，让人家看见该以为我不安心扎根农村了。”她是当时知青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身残志坚，扎根边疆志不移”的典型，还是省委委员、团省委常委。所以她说这话我很理解，但是她跟着又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没想到。她说：“我可不愿意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了。”我不解地问：“这话从何说起？”她说：“没什么--上面太复杂，我看不透。”这句话，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正是她心中积攒了太多苦闷的吐露。
她走后，我接到了家里爸爸妈妈不同意的回信。首先他们对我在家时只字不提、回到黑龙江后一个星期就谈这样的“终身大事”不理解；其次是在黑龙江找对象就意味着我将不回天津了，而当时一起下乡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五都回去了，他们割舍不了；三是就算不回去了，“你本来就书生气，不太会生活，再找一个有残疾的对象，不让大人担心吗？”总之不能同意。但是我没慌，我理解父母的心，更相信他们的正直和善良。如果见到雅娟本人，他们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果然，雅娟到了我家后还是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看见她言谈举止知情达理，落落自然，生活上不但能料理自如而且还能干净利索地做家务，妈妈心疼了。爸爸带着歉意告诉她：“我们想通了”并嘱她从上海回来时还要到家里。
但是他们的同意也有一个条件，就是雅娟可以回兵团，但我不能再回去了，更不能在农村安家。雅娟劝我答应，让爸爸妈妈放心。我答应了，但是心里却总是忘不了毕业前“回北大荒当农金员”的诺言，于是我一边软磨硬泡地写信做爸爸妈妈的工作，直到他们说出“不管了，将来你有困难可别埋怨父母没提醒你”的气话，一边和雅娟商量就到她所在的一师农业大学附近的赵光银行办事处去工作，然后就在那结婚安家。这时我发现雅娟并不积极（实际上是不同意，她认为我太理想化），而总是让我“再等一等”。我说我离开学校都两年了，不能再等了。于是一九七七年十月趁她在外地出差，我迁了户口和工资关系从省行来到了赵光--这个我六八年刚到北大荒时下火车的地方，当了一名农金员。这件事，许多人都以为是我为曲雅娟做的，甚至以为是她让我这样做的，其实并不是。
就在我去赵光的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的一位知青对我说：“不少过去宣传的典型上完学就留在城市了。但曲雅娟回来了，这让人服气。”他不会知道我是曲雅娟的男朋友，且正在去她回来的地方，但我感到很欣慰。
相聚
尽管雅娟不太积极支持我去，但是我到了赵光以后，她还是很高兴的--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
这时她在一师农大任校党委副书记。我上班的银行离她们单位八里路。一到星期天，我就骑上自行车到农大去。我俩一起去他们的食堂打饭，一起回到她办公室吃，在一块儿有说不完的话，说到晚上十点她就回女生宿舍，我就住在她办公室里。当年都说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留下的只是那种非常美好的感受。还记得有一次她见我总用自带的洗漱用具，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你上这儿来就像是出差住旅店。”当时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婚后多年她曾嗔怪我：“那时你都不知道亲亲我、搂搂我。”其实，那时是因为她是我心池中的芙蓉而不肯亵渎她、我则象口中含饴的孩子只想细细地品尝而舍不得嚼开、吞下。
结婚
半年后，一九七八年一月我俩一起回到天津。爸爸妈妈和老邻居们为我俩举办了简朴而庄重的婚礼。婚礼上雅娟穿的是一件蓝上衣，里面套着一件粉红的衬衣。听见围观的孩子们说：“新娘子漂亮，还挺朴素。”我的心真的醉了。
婚礼后我俩回到赵光。我们的家就安在农大院内原来师长住的平房里。门框上写着诗意浪漫的对联：“曲曲清泉汇同心，凿凿磐石鉴真情”。学校的领导、老师和知青战友们都来贺新房，比我们在天津的婚礼更多了一层热烈、活泼和欢乐。
婚后的生活非常甜蜜。雅娟工作就在学校里，我则每天骑车子上下班。学校里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战友大多都没成家，我家就成了他们的俱乐部。每到休息，冬季大家就来帮我们劈拌子，夏天就跟我俩一起事弄门前的园田地。园田地里茄子、辣椒、西红柿，什么都有，果实累累，窗下还有一窝大鸡小鸡，下的鸡蛋都吃不完。大家干完活就在我家做饭吃。白天我俩和他们都是那么快乐，晚上暖暖的小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那么的宁静、温馨。直到现在，我俩每每想起都感到无比幸福。
一年后我俩有了一个女儿。刚在赵光公社给女儿上完户口，我俩就先后接到了调令。雅娟调到哈尔滨农垦局青年农场任政治部副主任，我还回省行。七年后，由于政策允许，我俩又有了一个儿子。岳父岳母长期和我们住在一起，帮我们不少。几年前，女儿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现已成家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我俩已当上了姥姥姥爷；儿子则在上大三。雅娟去年已经退休，每天照顾年事已高的父母；我也已内退，做些去图书馆听专家讲座和在劳动局给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讲创业培训课之类的事。相比之下，雅娟更辛苦些，但是，我们心里平衡。想起往事如昨也如镜，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也没有什么觉得遗憾的，有的则是对几十年来关心、鼓励和帮助过我们的人们丝丝不断的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