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名上望文生义，许春樵的长篇新作《放下武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反映不法分子猎杀动物或呼吁保护动物的作品。一看，其实是写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兼“十佳公仆”如何在没有硝烟的官场上解除“武装”的经过。就个人的阅读感觉而言，这是一部相当有个人特色和文学品位的优秀长篇，尤其是近期现实题材作品之中卓具警策意义的难得上品。
《放下武器》既令人伸纸疾读、欲罢不能，又让人感慨系之、拍案称奇，凭依的是作品深含不露的内力。而这内力，则主要体现于作品依次显现出来的三个独特。
第一，独特的角度。
小说叙事人“我”（大宝），一开始就显现出自己的两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贪污腐败而被判处枪毙的合安县副县长郑天良的外甥，一重身份是受书商约聘要以郑天良的腐化堕落经过为素材写作一部畅销书的自由撰稿人。这样两重身份的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甥”身份的存在，就使得叙事人“我”并非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作为郑天良的“外甥”这样一个“在场”的当事人，他却因舅舅当年在母亲病危和自己失业的关键时候的能够帮忙而拒绝帮忙，而对时任副县长的舅舅郑天良耿耿于怀，“永不原谅”。一个“以原则和廉洁的名义”，对自己的亲姐姐见死不救，对自己的亲外甥有难不帮的人，却在后来以收受贿赂五百多万被判处死刑，这个出自“外甥”叙事人心里的绝大疑问，也和盘托来全部转嫁给了读者，从而使作品充满解惑答疑的张力。
有“外甥”这样一重身份，再加上身处边缘状态受制于书商，只好拿舅舅郑天良的“清官”变“贪官”的离奇故事“混点钱买口饭吃”的“自由撰稿人”身份，使得整个作品的切人点不仅毫无高蹈、高扬之嫌，反而极具平民化和底层性，使整个作品的叙事角度、叙事层面别开生面地定位于低调，平添了真切。第二，独特的形象。
像郑天良这样既有副县长的职位，又有清正廉洁的美誉，尔后悄然蜕化变质的典型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也许并不少见；但在文学作品之中，这样的形象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郑天良凭靠着自己的努力与运气，从一个乡村兽医成为一个基层干部；他又凭靠自己的苦干与实干，从一个一般干部做到了副县长。他还凭靠自己的清正与廉洁，先后赢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十佳公仆”的崇高荣誉。可以说，他在为官的大多时候，都谨言慎行，洁身自好，公而忘私，守正不挠。姐姐得了重病，外甥没有工作，他宁可不念亲情，也不愿丢失原则去施以援手。即使妻子一时工作无着，他也泰然处之，安之若素，决不借助权力去做任何私利运作。他严正得几近于“六亲不认”，或者像外甥所说的那样，俨然“是一个政治木偶”。然而，这样一个称得上是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堡垒”的郑天良，却让人意想不到的渐渐地变质和悄悄地蜕化，从收受三万、十万到几百万元的钱的贿赂，到接受赵全福安排的王月玲、黄以恒安排的沈汇丽的性贿赂，越陷越深地走上了以权谋私的不归路，直至把自己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郑天良的变异，很令人震惊。究其原因，他本人由于在职位升迁上掂斤拨两，总在心理上很难平衡，是其内因之一；而他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的相对贫弱，使他难以长期抵制种种诱惑，则是其内因之二。一个心里存有私念而又缺少精神定力的人，在巨大的人生反差和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那压抑着的私欲必会慢慢地发酵膨胀，从而使自己由内到外地彻底变异。可以说，郑天良的由“清”变“贪”，虽然反差极大，令人惊异，却也有迹可循，不足为奇。
第三，独特的意蕴。
《放下武器》的独特意蕴，既在于它说出了清官可以变贪官的惊人事实，也在于它揭示了清官何以变贪官的内在真相。
过去有个说法，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郑天良由“清”变“贪”的事实告诉人们，这个说法并不可靠。苍蝇是“有缝的蛋”和“无缝的蛋”都要叮的，甚至可能把“无缝的蛋”也叮出“缝”来。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诱惑无时不在，腐败的因子也无处不在，它们都像麇集的苍蝇从不停歇地叮咬着掌管权力的人们。对于权力机构的人们来说，当他们置身于这样的机构之中，也等于置身于苍蝇的围攻之中，“有缝的蛋”和“无缝的蛋”，都同样要面临严峻挑战和重要考验。
郑天良所以从一个清官变成一个贪官，当然有他自身不可推卸的原因，也即他自己发生了由“无缝”到“有缝”的渐变。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或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作品中所描述的他所置身的那个浮沉不已、混沌不清的官场环境。那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和做法都能以冠冕堂皇的幌子大行其道，从而使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拉帮结伙，上下串通，明争暗斗，欲抑故扬，封官许愿，虚捧实压，相互利用，彼此钳制等招数一应齐备，几乎已成为权力运作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套路。你无论是出于公心想搞好工作，还是出于私欲要争权夺利，都必须照着这样一套规则去游戏。而长期置身其中，也就必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浸染。郑天良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从看不惯、不适应到见怪不怪、如鱼得水，渐渐由“清”变“贪”了。工业局长耿天龙、县办主任宣中阳、副县长田有来，先后因政绩突出升任市委副书记的梁邦定和副市长、市长的黄以恒，都是因为对个中的游戏熟稔不一，各自的升迁进退也大有区别：有的上去了，有的下去了，有的进去了。而下去的不见得真是坏的，上去的不见得真是好的。那个由乡政府秘书平步青云为县长，又由县长升任为市长的黄以恒，通过沈汇丽一直暗中操纵着合安县的经济建设，并给自己的夙敌郑天良精心设置了圈套，使这个很难扳倒的人物最终自投罗网。这样的人，不比郑天良更“贪”、更“奸”，也更“险”么？官场有如没有硝烟的战场，而官场上的战斗正未有穷期。而在种种官场陋习已渐渐形成一种秩序、~种文化的时候，置身于其中的个人常常是无力对抗到底的。我们与其责备干部个人，不如反思我们的官场秩序。这就是许春樵的《放下武器》通过郑天良的故事，给予读者的更其深刻的意蕴与启迪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