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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君道篇(3)

周文王并不是没有皇亲国戚,并不是没有儿子兄弟,并不是没有宠臣亲信,但他却离世脱俗地在别国人之中提拔了姜太公而重用他,这哪里是偏袒他呢?以为他们是亲族吗?但周族姓姬,而他姓姜。以为他们是故交吗?但他们从来不相识。以为周文王爱漂亮吗?但姜太公已七十二岁,牙齿都掉光了。但是还要任用他,那是因为文王想要树立宝贵的政治原则,想要显扬尊贵的名声,以此来造福天下,而这些是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办到的,但除了这姜太公又没有什么人可以选用,所以提拔并任用了他。于是宝贵的政治原则果然树立起来了,尊贵的名声果然明显卓著,全面控制了天下,设置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就独占五十三个,周族的子孙,只要不是发疯糊涂的人,无不成为天下显贵的诸侯。像这样,才算是能宠爱人啊!所以实施了统一天下的重大原则,建立了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然后再偏私自己所疼所爱的人,那么这些被疼爱的人最差的也能成为天下的显贵诸侯。所以说:“只有英明的君主才有能力爱护他所宠爱的人,昏庸的君主则必然会危害他所宠爱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墙之外,目不见也;里①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②龋差③者矣,而入主无由知之,则是拘胁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④众之门户牖向⑤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⑥惠足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如是,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应,乱之端也。故日:入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⑦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镇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四邻诸侯之相与,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亲也,故人主必将有足使喻志决疑于远方者然后可,其辩说足以解烦,其知虑足以决疑,其齐断足以距⑧难,不还秩⑨不反君,然而应薄扦患足以持社稷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故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暗,无卿相辅佐足任使者谓之独,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晻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注释】

①里:居民区,周代以二十五家为一里,里有里门。里之前:指里门之前。②弛易:变动的意思。③龋差:参差不齐,此指不协调、出了乱子。④收:通“纠”,监督。⑤门户牖向:古代双扇的门叫“门”,单扇的门叫“户”,“牖”即窗,“向”即北窗。这里喻指君主的耳目。⑥知:通“智”。⑦基:通“几”,一种小桌子,古代设于座侧,用来靠身。几杖:古代老人坐着依靠几案,走路依靠手杖,所以这里用来喻指君主的依靠。⑧距:通“拒”,拒绝,指拒之于外。⑨还:归还。秩:官吏的职位俸禄。还秩:辞职,指不愿干。

【译文】

墙壁外面,眼睛看不到;里门前面,耳朵听不到;但君主所掌管的,远的遍及天下,近的国境之内,不可不概略地知道一些。天下的变化,境内的事情,已经有变动纷乱的了,然而君主却无从知道这种情况,那么这就是被挟制蒙蔽的开端了。

耳朵眼睛的辨察力如此狭窄,君主的掌管范围如此广大,其中的情况不可以不知道;不知道其中的情况,就会有被挟制蒙蔽的危险。既然如此,那么君主将靠什么来了解情况呢?

回答说:君主身边的亲信和侍从,是君主用来观察远处监督群臣百官的耳目,不能不及早准备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以足可信赖的亲信侍从,然后才可以掌控天下;他们的智慧要足以用来谋划事情,他们的正直诚实要足以用来决定事情,然后才行。这种人可以称为治国的工具。君主不能没有游览安逸的时候,也不可能没有疾病死亡的变故。在这种时候,国家的事情还像源泉一样不断地涌来,一件事情应付不好,就是祸乱的发端。所以说:君主不能单枪匹马。卿相辅佐,是君主的依靠,不能不及旱准备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足可胜任的卿相辅佐,然后才可以掌控天下;他们的道德声望要足以用来安抚百姓、他们的智慧心计要足以用来应付千变万化,然后才可以掌控天下。这种人也是治国的工具。

四邻诸侯国互相交往,不可能不互相接触,但是不一定都互相友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了足以出使到远方去传达君主旨意、解决疑难问题的人,然后才可以掌控天下;他们的辩说要足以用来消除麻烦,他们的智慧心计要足以用来解决疑难,他们的敏捷果断要足以用来排除危难,他们既不推卸职责,也不回到君主身边请示,然而应付紧急情况、抵御患难的时候却足以保住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掌控天下。这种人也叫做治国的工具。君主没有足以信赖的亲信侍从叫做不明,没有足以胜任的卿相辅佐叫做单独,被派遣到四邻诸侯国的使者不是称职的人叫做孤立,孤立、单独而不明叫做危险。国家虽然似乎存在着,但古代的人却说它灭亡了。《诗经》上说:“人才济济多精英,文王因此得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材人:愿悫拘录,计数纤啬①而无敢遗丧,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饬端正,尊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循业②,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士大夫官师之材也。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③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若是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论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⑤将卑势出劳,并⑥耳目之乐,而亲自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辨⑦之,虑与臣下争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看也。是所谓视乎不可见,听乎不可闻,为乎不可成。此之谓也。

【注释】

①啬:节俭、吝啬,此指精打细算。②业:书版,这里指法典图籍。③材:通“财”。④论:通“抡”。官:任用。⑤值:同“直”,只。⑥并:通“屏”。⑦辨:通“辦”,治理。

【译文】

任用人才的原则是:诚实勤劳,即使细小的事情也能精心计算,不敢有所遗漏,这种人是一般官吏与差役的材料。加强修养、端正身心,崇尚法制、尊重名分,而没有偏斜不正的思想;谨守职责、遵循法典,不敢有所增减,使它们世代相传,而不让它们受损被夺,这种人是士大夫和群臣百官的材料。知道崇尚礼义是为了使君主尊贵,知道喜爱士人是为了使名声美好,知道爱护民众是为了使国家安定,知道有了固定的法制是为了统一习俗,知道尊重贤士、使用能人是为了增长功效,知道致力于根本性的农业生产,而限制非根本的工商业是为了增多国家财富,知道不与下属争夺小利是为了有利于办大事,知道彰明制度、权衡事情要符合实用是为了不拘泥于成规,这种人是做卿相辅佐的材料,还没能懂得君主之道。

能够选择任用这三种人才而对他们的安排没有失误,这才可以称为君主之道。如果能这样,那么君主自己就能得到安逸,国家得到安定,功业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这是君主的主要职守。君主不能择取这三种人才,不知道遵循这个原则,而只是降低自己的地位而竭尽劳力,抛弃声色娱乐,而亲自夜以继日把事情治理得周详完备,一天之内就曲折周到地办成许多事,总是想和臣下在细小的方面比精明而使尽某一方面的才能,从古到今,还没有像这样做而国家不混乱的。这靴是所谓“看不可能看见的,听不可能听见的,做不可能成功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活学活用

上梁不正下梁歪

荀子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的言行是老百姓言行的源头。譬如河流,如果源头是清澈的,那下游的流水也会清澈;反之,下游的流水也会浑浊。

荀子的时代,统治者都为满足一己之私欲,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则竞相大兴土木,而老百姓是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所谓“爱民”,仅仅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在这种情况下,荀子富有针对性地提出“君为民之源”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君主像日晷(古代测量日影的仪器),百姓就是日影,日晷放得正,日影也就正;如果君主是盘子,那百姓就是水,盘子是方的,水就是方的;盘子是圆的,水也是圆的。所以,君主要做百姓的表率,应当爱护百姓,做事情之前,要考虑是否对百姓有利。否则,君主怎么能要求百姓拥护君主,并为他效力呢?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有身居上位者做出良好的表率,才能真正有利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善。综观历史,凡是爱护百姓、体恤民力的君主,自己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统治就稳固;反之,则只能败坏自己的统治,甚至引起百姓的反抗,以至身败名裂,遭人唾骂千年而不已。

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名的明君,更是一位能够正己修身、以自身为表率的君主。

贞观元年(626年)五月,有位外地大臣上书,请求清除朝内的奸臣,但没有指明是谁。唐太宗反复思考,也不明所指。最后,在这个人进京述职时,就当面问他:“你说让我清除奸臣,可奸臣是谁呢?”他说:“臣下远在外地,不能确定谁是奸臣。但我肯定朝中有奸人。请陛下故意说错一件事,而且装作大怒固执己见,可以试验大臣的态度。那些能够敢于进谏、不屈不挠的,就是忠直之臣;如果巧言迎合的,就是谄媚奸臣。”太宗笑笑说:“你的主意不错,但我不能这么做。”接着又解释说:“君主是源,臣下是流。如同江河的源头浑浊了,就不能要求下游流水清澈一样。君主自己欺诈,怎么能责备大臣忠直呢?我是以至诚来治理天下的,有时看到前代有些帝王用权谋诡诈来驾驭臣子,实在觉得是一种可耻的行径。”这位上书的官员无话可说,只好惭愧退下。

可是,是朝中真的有奸臣,还是上书者想由此表明自己的忠直呢?太宗捉摸不透,便问魏征。魏征分析说:“我认为这种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价值,其用意也不必深究。我倒觉得,陛下所提出的君源臣流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君主您能严以律己,则天下必定能够治理得很好。”为了进一步阐发君源臣流的思想,魏征接着说:“从前楚王请詹何做谋士,问他治理天下的要领,而詹何却只讲了君主正身修己的方法。楚王又问:‘那国家究竟如何治理呢?’詹何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好了而国家却败乱的。’古代圣明的君主都能修正自身,远离享乐之欲,天下自然安乐。陛下所说,正同古代圣明君主的主张是一致的。”

太宗高兴地说:“要安定天下,君主必须先修正自身,没有身正而影弯、上理而下乱的。我常想损害修身的因素,不在外界,而在自身的贪欲。比如美味、声色等,贪欲越多,损害越大。既妨害治理国政,又侵扰百姓利益。如果再有违背礼义言行,万民就会解体,怨声载道,叛离之乱必然发作。”魏征称赞说:“陛下为社稷深谋,常能正己修身,真是天下老百姓的幸运啊。”

李世民的想法得到了魏征的赞许,心里更踏实。于是在上朝时,又兴致勃勃地向群臣讲了一通君源臣流的道理。

他说:“君王治理天下,惟有对自己修身、对臣民修德这两件事最为要紧,其他虚浮的事情都不必关心。古人说,君主犹如盛水的容器,臣下犹如水。水的形状或方或圆,都在于容器的形状,而不在于水本身。所以,尧舜用仁德治理天下,臣下就跟着仁德;桀纣用暴虐统治天下,臣下也暴虐。臣下的举动都是依照君主的喜好行事,比如南朝的梁武帝父子二人都崇尚浮华,信奉佛教和道教。梁武帝末年,武帝本人到寺庙里宣讲佛经,文武官员都头戴僧帽,脚穿高履,整天陪同拜佛,谈论苦海空门,不把军国大事放在心上。直到侯景领兵攻人京城,多数官员都不会骑马,狼狈步行逃亡,死伤遍及路旁,武帝和简文帝都被侯景囚禁而死。武帝之子孝文帝逃到江陵,被人包围,还向百官宣讲老子的道义,突然城被攻破,君臣都做了俘虏。后来庾信感叹此事,作了《哀江南赋》,其中写道:‘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意思是:宰相大臣把战争当儿戏,士大夫把清谈当做经国韬略。这些教训实在不能忘却,我们应以此为鉴戒。我现在所喜好的,只有尧舜的仁德之道和周公的理政之教。有了这些,好比鸟儿有翅膀和鱼儿得水一样,存之则活,失之则亡。这些治国安民的正道,我们一刻也不能背离啊。”文武百官都洗耳恭听,频频点头表示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