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并不是没有皇亲国戚，并不是没有儿子兄弟，并不是没有宠臣亲信，但他却离世脱俗地在别国人之中提拔了姜太公而重用他，这哪里是偏袒他呢？以为他们是亲族吗？但周族姓姬，而他姓姜。以为他们是故交吗？但他们从来不相识。以为周文王爱漂亮吗？但姜太公已七十二岁，牙齿都掉光了。但是还要任用他，那是因为文王想要树立宝贵的政治原则，想要显扬尊贵的名声，以此来造福天下，而这些是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办到的，但除了这姜太公又没有什么人可以选用，所以提拔并任用了他。于是宝贵的政治原则果然树立起来了，尊贵的名声果然明显卓著，全面控制了天下，设置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就独占五十三个，周族的子孙，只要不是发疯糊涂的人，无不成为天下显贵的诸侯。像这样，才算是能宠爱人啊！所以实施了统一天下的重大原则，建立了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然后再偏私自己所疼所爱的人，那么这些被疼爱的人最差的也能成为天下的显贵诸侯。所以说：“只有英明的君主才有能力爱护他所宠爱的人，昏庸的君主则必然会危害他所宠爱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墙之外，目不见也；里①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②龋差③者矣，而入主无由知之，则是拘胁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④众之门户牖向⑤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⑥惠足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如是，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应，乱之端也。故日：入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⑦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镇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四邻诸侯之相与，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亲也，故人主必将有足使喻志决疑于远方者然后可，其辩说足以解烦，其知虑足以决疑，其齐断足以距⑧难，不还秩⑨不反君，然而应薄扦患足以持社稷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故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暗，无卿相辅佐足任使者谓之独，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晻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注释】
①里：居民区，周代以二十五家为一里，里有里门。里之前：指里门之前。②弛易：变动的意思。③龋差：参差不齐，此指不协调、出了乱子。④收：通“纠”，监督。⑤门户牖向：古代双扇的门叫“门”，单扇的门叫“户”，“牖”即窗，“向”即北窗。这里喻指君主的耳目。⑥知：通“智”。⑦基：通“几”，一种小桌子，古代设于座侧，用来靠身。几杖：古代老人坐着依靠几案，走路依靠手杖，所以这里用来喻指君主的依靠。⑧距：通“拒”，拒绝，指拒之于外。⑨还：归还。秩：官吏的职位俸禄。还秩：辞职，指不愿干。
【译文】
墙壁外面，眼睛看不到；里门前面，耳朵听不到；但君主所掌管的，远的遍及天下，近的国境之内，不可不概略地知道一些。天下的变化，境内的事情，已经有变动纷乱的了，然而君主却无从知道这种情况，那么这就是被挟制蒙蔽的开端了。
耳朵眼睛的辨察力如此狭窄，君主的掌管范围如此广大，其中的情况不可以不知道；不知道其中的情况，就会有被挟制蒙蔽的危险。既然如此，那么君主将靠什么来了解情况呢？
回答说：君主身边的亲信和侍从，是君主用来观察远处监督群臣百官的耳目，不能不及早准备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以足可信赖的亲信侍从，然后才可以掌控天下；他们的智慧要足以用来谋划事情，他们的正直诚实要足以用来决定事情，然后才行。这种人可以称为治国的工具。君主不能没有游览安逸的时候，也不可能没有疾病死亡的变故。在这种时候，国家的事情还像源泉一样不断地涌来，一件事情应付不好，就是祸乱的发端。所以说：君主不能单枪匹马。卿相辅佐，是君主的依靠，不能不及旱准备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足可胜任的卿相辅佐，然后才可以掌控天下；他们的道德声望要足以用来安抚百姓、他们的智慧心计要足以用来应付千变万化，然后才可以掌控天下。这种人也是治国的工具。
四邻诸侯国互相交往，不可能不互相接触，但是不一定都互相友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了足以出使到远方去传达君主旨意、解决疑难问题的人，然后才可以掌控天下；他们的辩说要足以用来消除麻烦，他们的智慧心计要足以用来解决疑难，他们的敏捷果断要足以用来排除危难，他们既不推卸职责，也不回到君主身边请示，然而应付紧急情况、抵御患难的时候却足以保住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掌控天下。这种人也叫做治国的工具。君主没有足以信赖的亲信侍从叫做不明，没有足以胜任的卿相辅佐叫做单独，被派遣到四邻诸侯国的使者不是称职的人叫做孤立，孤立、单独而不明叫做危险。国家虽然似乎存在着，但古代的人却说它灭亡了。《诗经》上说：“人才济济多精英，文王因此得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材人：愿悫拘录，计数纤啬①而无敢遗丧，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饬端正，尊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循业②，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士大夫官师之材也。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③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若是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论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⑤将卑势出劳，并⑥耳目之乐，而亲自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辨⑦之，虑与臣下争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看也。是所谓视乎不可见，听乎不可闻，为乎不可成。此之谓也。
【注释】
①啬：节俭、吝啬，此指精打细算。②业：书版，这里指法典图籍。③材：通“财”。④论：通“抡”。官：任用。⑤值：同“直”，只。⑥并：通“屏”。⑦辨：通“辦”，治理。
【译文】
任用人才的原则是：诚实勤劳，即使细小的事情也能精心计算，不敢有所遗漏，这种人是一般官吏与差役的材料。加强修养、端正身心，崇尚法制、尊重名分，而没有偏斜不正的思想；谨守职责、遵循法典，不敢有所增减，使它们世代相传，而不让它们受损被夺，这种人是士大夫和群臣百官的材料。知道崇尚礼义是为了使君主尊贵，知道喜爱士人是为了使名声美好，知道爱护民众是为了使国家安定，知道有了固定的法制是为了统一习俗，知道尊重贤士、使用能人是为了增长功效，知道致力于根本性的农业生产，而限制非根本的工商业是为了增多国家财富，知道不与下属争夺小利是为了有利于办大事，知道彰明制度、权衡事情要符合实用是为了不拘泥于成规，这种人是做卿相辅佐的材料，还没能懂得君主之道。
能够选择任用这三种人才而对他们的安排没有失误，这才可以称为君主之道。如果能这样，那么君主自己就能得到安逸，国家得到安定，功业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这是君主的主要职守。君主不能择取这三种人才，不知道遵循这个原则，而只是降低自己的地位而竭尽劳力，抛弃声色娱乐，而亲自夜以继日把事情治理得周详完备，一天之内就曲折周到地办成许多事，总是想和臣下在细小的方面比精明而使尽某一方面的才能，从古到今，还没有像这样做而国家不混乱的。这靴是所谓“看不可能看见的，听不可能听见的，做不可能成功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活学活用
上梁不正下梁歪
荀子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的言行是老百姓言行的源头。譬如河流，如果源头是清澈的，那下游的流水也会清澈；反之，下游的流水也会浑浊。
荀子的时代，统治者都为满足一己之私欲，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则竞相大兴土木，而老百姓是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所谓“爱民”，仅仅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在这种情况下，荀子富有针对性地提出“君为民之源”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君主像日晷（古代测量日影的仪器），百姓就是日影，日晷放得正，日影也就正；如果君主是盘子，那百姓就是水，盘子是方的，水就是方的；盘子是圆的，水也是圆的。所以，君主要做百姓的表率，应当爱护百姓，做事情之前，要考虑是否对百姓有利。否则，君主怎么能要求百姓拥护君主，并为他效力呢？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有身居上位者做出良好的表率，才能真正有利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善。综观历史，凡是爱护百姓、体恤民力的君主，自己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统治就稳固；反之，则只能败坏自己的统治，甚至引起百姓的反抗，以至身败名裂，遭人唾骂千年而不已。
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名的明君，更是一位能够正己修身、以自身为表率的君主。
贞观元年（626年）五月，有位外地大臣上书，请求清除朝内的奸臣，但没有指明是谁。唐太宗反复思考，也不明所指。最后，在这个人进京述职时，就当面问他：“你说让我清除奸臣，可奸臣是谁呢？”他说：“臣下远在外地，不能确定谁是奸臣。但我肯定朝中有奸人。请陛下故意说错一件事，而且装作大怒固执己见，可以试验大臣的态度。那些能够敢于进谏、不屈不挠的，就是忠直之臣；如果巧言迎合的，就是谄媚奸臣。”太宗笑笑说：“你的主意不错，但我不能这么做。”接着又解释说：“君主是源，臣下是流。如同江河的源头浑浊了，就不能要求下游流水清澈一样。君主自己欺诈，怎么能责备大臣忠直呢？我是以至诚来治理天下的，有时看到前代有些帝王用权谋诡诈来驾驭臣子，实在觉得是一种可耻的行径。”这位上书的官员无话可说，只好惭愧退下。
可是，是朝中真的有奸臣，还是上书者想由此表明自己的忠直呢？太宗捉摸不透，便问魏征。魏征分析说：“我认为这种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价值，其用意也不必深究。我倒觉得，陛下所提出的君源臣流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君主您能严以律己，则天下必定能够治理得很好。”为了进一步阐发君源臣流的思想，魏征接着说：“从前楚王请詹何做谋士，问他治理天下的要领，而詹何却只讲了君主正身修己的方法。楚王又问：‘那国家究竟如何治理呢？’詹何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好了而国家却败乱的。’古代圣明的君主都能修正自身，远离享乐之欲，天下自然安乐。陛下所说，正同古代圣明君主的主张是一致的。”
太宗高兴地说：“要安定天下，君主必须先修正自身，没有身正而影弯、上理而下乱的。我常想损害修身的因素，不在外界，而在自身的贪欲。比如美味、声色等，贪欲越多，损害越大。既妨害治理国政，又侵扰百姓利益。如果再有违背礼义言行，万民就会解体，怨声载道，叛离之乱必然发作。”魏征称赞说：“陛下为社稷深谋，常能正己修身，真是天下老百姓的幸运啊。”
李世民的想法得到了魏征的赞许，心里更踏实。于是在上朝时，又兴致勃勃地向群臣讲了一通君源臣流的道理。
他说：“君王治理天下，惟有对自己修身、对臣民修德这两件事最为要紧，其他虚浮的事情都不必关心。古人说，君主犹如盛水的容器，臣下犹如水。水的形状或方或圆，都在于容器的形状，而不在于水本身。所以，尧舜用仁德治理天下，臣下就跟着仁德；桀纣用暴虐统治天下，臣下也暴虐。臣下的举动都是依照君主的喜好行事，比如南朝的梁武帝父子二人都崇尚浮华，信奉佛教和道教。梁武帝末年，武帝本人到寺庙里宣讲佛经，文武官员都头戴僧帽，脚穿高履，整天陪同拜佛，谈论苦海空门，不把军国大事放在心上。直到侯景领兵攻人京城，多数官员都不会骑马，狼狈步行逃亡，死伤遍及路旁，武帝和简文帝都被侯景囚禁而死。武帝之子孝文帝逃到江陵，被人包围，还向百官宣讲老子的道义，突然城被攻破，君臣都做了俘虏。后来庾信感叹此事，作了《哀江南赋》，其中写道：‘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意思是：宰相大臣把战争当儿戏，士大夫把清谈当做经国韬略。这些教训实在不能忘却，我们应以此为鉴戒。我现在所喜好的，只有尧舜的仁德之道和周公的理政之教。有了这些，好比鸟儿有翅膀和鱼儿得水一样，存之则活，失之则亡。这些治国安民的正道，我们一刻也不能背离啊。”文武百官都洗耳恭听，频频点头表示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