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型老板要于细微处见财商。所谓细微处见财商，就是防患细节、以小博大、人弃我取、独辟蹊径、从小做起、见缝插针，就是对鱼下网，靠理财致富，靠玩转科技致富。只要抓住大与小之间的血肉相连，机会就在你身边。
防患细节
李嘉诚说：“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老板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makesure（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是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扒艇也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makesure我的能力不是仅可扒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
“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
“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作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倍于正常比例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当风向不定的时候，随时可以覆舟。
“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ty_phoonsignalnumberten（十号风球）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生于忧患”，则是李嘉诚观念的诠释和印证。
有些分析员认为，AIG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意外保险、水险、人寿保险、金融服务保险及投资管理业务，种类多、范围广，很难计算一项新投资对公司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但格林伯格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这只是个借口”。他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令华尔街颇感头疼的错综复杂的业务，却应付自如，驾轻就熟。他的员工对于他这种同时能处理各种细节问题的能力惊奇不已。
“他前一分钟可能在谈论马来西亚的生产问题，下一分钟就会谈论公司的广告创意，再下一分钟就是与人力资源经理交流，一个问题也不落下。”AIG运行总裁马丁·沙利文说，“他的脑子每半个小时就会调整一次方向，或许更快。”
对格林伯格来说，每天的管理细节同AIG的发展战略一样重要。“你可以考虑制定五年规划，”他说，“但如果不考虑细节，五年计划就不存在。”
如果管理上遇到了自己不了解的问题，格林伯格的原则是立即学习，而不是回避。在安然事件后，连AIG也没能逃掉公众的批评。格林伯格没有选择为公司辩护，他立即改变了董事会比例（现在有6个内部董事，10个外来董事），并在审计、董事、管理委员会引入了外来人员。
对流向办公室的各种信息，尤其是坏消息，格林伯格总是竖起耳朵倾听。“如果是好消息，他们肯定会向我报告。”如果员工不汇报坏消息呢？“他们就没有第二次这样做的机会。”他微笑着说，但急忙补充说：“我不是在威胁，只是想说明你身边的人肯定知道你对待坏消息的方式。”
AIG首席财务官霍华德·史密斯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有些应该告诉他的事而没有告诉他，没有比这更让他难受的了。”
血肉相连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十稳，多少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老板，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当别人算到不足五成胜算，而自己却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时，便意味着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李嘉诚正是靠着这种机会快速发展的。当然，这取决于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
市场的脉搏，是精明的老板非常注意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应该讲，最成功的商战都是紧跟市场而进行的一场智慧之战。李嘉诚的发迹，是靠地产和股市，而他在股市的表现，同样令人无法不折服。他的事业壮大，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业中一样，“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原是商场上的一种常识，战国时期的陶朱公就提出了这个经商的原则。陶朱公也就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大夫范蠡，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辞去官职，与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成了一位著名的老板。从那时至今已经2000年了。因此，问题不在于人弃我取，低进高出，而在于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也就是如何把握市场脉搏。
李嘉诚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之可贵正在这里，他往往火中取栗，早一步或迟一步都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非有极高明的手眼，达到胸有成竹不可。
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出现一线曙光，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元气渐渐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此时，中国内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移民大潮。
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一幢独立花园洋房竞贱卖60万港元。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香港传媒透露的全是“不祥”消息。李嘉诚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那时，不少内地群众组织的小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李嘉诚从中获悉，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那么，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内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做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中共的决议，虽未涉及“香港式文革”，但香港经济界和知识界，都把那场“五月风暴”视为一场大灾难。
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民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出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不少朋友为李嘉诚的“冒险行动”捏一把汗；同业的有些地产商，正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以小博大
做生意就是要学会以小博大，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做生意。晚清的红顶老板胡雪岩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是一个在钱眼里翻跟头的人。时至今日，李嘉诚把这种经营理论再度翻版。
现代资本运营理论认为，评价一位现代企业家的能力，不仅要看他拥有多少财富，还要看他能调动多少财富作为资本．因为在资金回报率同等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家能够调动的财富越多，他所得到的资金回报也就越多。
融资问题无论对于叱诧商场的大企业家，还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小青年创业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白手起家和扩大企业规模的过程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李嘉诚无法忘记他在创业之初，其塑胶厂资金紧张几乎倒闭的经历，也同样无法忘记事业发达之后在融资方面帮了他大忙的银行和股民。可以说，善于筹集足够的资金，是李嘉诚作为一个超级企业家的重要秘诀。
早在为适应北美市场需要，扩大塑胶花生产规模的时候，李嘉诚就为缺少必要的资金而深感苦恼。他说：“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之泉。”尽管李嘉诚通过到亲友中集资招股，解决了租赁厂房，添置设备的燃眉之急，但是从这时开始，他就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而寻找突破口。
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时，深深体会到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更对欧洲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觉得股份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不仅不用承担无限责任，而且能较快地筹集到大批资本。对于想扩大规模，而又缺少资金的企业更为有利。
于是，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后，一方面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另一方面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以期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李嘉诚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的事业的人。他已经树立赶超置地的目标，以其作为竞争对手。置地是一家上市公司，长江也非得跻身股市不可。除此，长江要想拓展别无他径。
李嘉诚的决策既是公司自身发展形势所迫，又出于香港股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诱。
关于香港股市在当时的发展状况，李锴先生在其著作中介绍说：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70年代以后……
香港股市，对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可望不可及。香港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投资者难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手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的新纪元。
李嘉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将长江实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的。
长实在港上市的同时，李嘉诚还积极谋求海外上市。
1973年初，由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代表与英国股票公司牵线搭桥，达成了协议，长实股票开始在伦敦挂牌。挂牌后，买者纷至沓来，受到了英国投资者的热烈欢迎。
1974年5月，长实又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了“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港币5000万元，双方各付出现金资本2500万元，即各占50％的权益，积极在港拓展业务。这一联营公司的建立，对长实有重大意义，从此它可以引来大量加拿大外资，因而实力大增。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为长实发展成为庞大的集团公司拓开了一条宽广之路，这也是他跨入超级富豪行列的关键一步。
人弃我取
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原是商场上的一种常识，始作俑者是战国时期的陶朱公。这是他的经商原则。陶朱公也就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大夫范蠡，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辞去官职，与美女西施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成了一位著名的老板。从那时至今已经2000年了。因此，问题不在于人弃我取，低进高出，而在于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也就是如何把握市场脉搏。
李嘉诚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之可贵正在这里，他往往火中取栗，早一步或迟一步都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非有极高明的手眼，达到胸有成竹不可。
市场的脉搏，是精明的老板非常注意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应该讲，最成功的商战都是紧跟市场而进行的一场智慧之战。李嘉诚的发迹，是靠地产和股市，他的事业壮大，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的作风，一如他是生意场上的豪客。他的生意原则是赌并不是无目的赌博。而是把握市场脉搏来一个：“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李嘉诚借此大好时机，令长实骑牛上市。长实股票以每股溢价1港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李嘉诚第一步迈进股市就是典型的“高出”。
接着，1973年大股灾突然爆发，恒生指数于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975年3月，股市形势好转，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
这时，眼光独到的李嘉诚，看到了股市的升值潜力，因此，在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基础上，亲自安排长实发行2000万新股，以每股3.4港元的价格售予他本人。
同时，李嘉诚还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这既讨得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了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息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后来赢得的实利远远超过了当年放弃的股息，进就是“低进”。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李嘉诚搏击股市的基本原则，他在这方面的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独辟蹊径
经营要有创意。思维方式作为运用理性的艺术，不仅可以用于发明创造，而且可用于经营管理。
在当今，创造活动已不再是科学家、发明家的事，已经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很多人都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活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迸发出创造的火花。人们在事业上的新的追求、新的理想、新的目标会不断产生，在为新的事业创造奋斗中，实现了这些新的追求、理想、目标，就能出人头地，比别人赚更多的钱。
日本大荣集团总裁中内功认为经营要有创意，不能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要竭尽全力办出自己商店的优点和特色，才能处于优胜地位。要千方百计使消费者满意，要不断挑战，他以大荣的实力为基础，确立长远的目标，以激发职员的工作热情，统一职员的认识。环太平洋圈的设想便是他的经营战略，积极向外开拓，建立和发展海外零售业，要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巴拿马、南美、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设立分店，兼营采购和销售业务，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大荣的采购网和销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