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创业型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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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于细微处见财商(1)

创业型老板要于细微处见财商。所谓细微处见财商,就是防患细节、以小博大、人弃我取、独辟蹊径、从小做起、见缝插针,就是对鱼下网,靠理财致富,靠玩转科技致富。只要抓住大与小之间的血肉相连,机会就在你身边。

防患细节

李嘉诚说:“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老板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makesure(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是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这个道理就像游泳一样简单。我的泳术很普通,扒艇也很普通。如果我要到达对岸,我要makesure我的能力不是仅可扒到对岸,而要肯定有能力扒回来。等于我游泳去对面沙滩,我不会想着游到对面沙滩休息,我要预备自己游到对面沙滩,立即再游回来也有余力,我才开始游过去。在事先,我会常常训练自己,例如记录钟点和里数,充分了解自己才去做。

“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会赚多少钱。

“因为这时候来说,多大的实力也是假的。作个比喻,你的风帆高扬,而风帆倍于正常比例时,即使那艘船不算太小,当风向不定的时候,随时可以覆舟。

“所以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ty_phoonsignalnumberten(十号风球)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生于忧患”,则是李嘉诚观念的诠释和印证。

有些分析员认为,AIG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意外保险、水险、人寿保险、金融服务保险及投资管理业务,种类多、范围广,很难计算一项新投资对公司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但格林伯格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这只是个借口”。他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令华尔街颇感头疼的错综复杂的业务,却应付自如,驾轻就熟。他的员工对于他这种同时能处理各种细节问题的能力惊奇不已。

“他前一分钟可能在谈论马来西亚的生产问题,下一分钟就会谈论公司的广告创意,再下一分钟就是与人力资源经理交流,一个问题也不落下。”AIG运行总裁马丁·沙利文说,“他的脑子每半个小时就会调整一次方向,或许更快。”

对格林伯格来说,每天的管理细节同AIG的发展战略一样重要。“你可以考虑制定五年规划,”他说,“但如果不考虑细节,五年计划就不存在。”

如果管理上遇到了自己不了解的问题,格林伯格的原则是立即学习,而不是回避。在安然事件后,连AIG也没能逃掉公众的批评。格林伯格没有选择为公司辩护,他立即改变了董事会比例(现在有6个内部董事,10个外来董事),并在审计、董事、管理委员会引入了外来人员。

对流向办公室的各种信息,尤其是坏消息,格林伯格总是竖起耳朵倾听。“如果是好消息,他们肯定会向我报告。”如果员工不汇报坏消息呢?“他们就没有第二次这样做的机会。”他微笑着说,但急忙补充说:“我不是在威胁,只是想说明你身边的人肯定知道你对待坏消息的方式。”

AIG首席财务官霍华德·史密斯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有些应该告诉他的事而没有告诉他,没有比这更让他难受的了。”

血肉相连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十稳,多少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老板,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当别人算到不足五成胜算,而自己却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时,便意味着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李嘉诚正是靠着这种机会快速发展的。当然,这取决于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

市场的脉搏,是精明的老板非常注意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应该讲,最成功的商战都是紧跟市场而进行的一场智慧之战。李嘉诚的发迹,是靠地产和股市,而他在股市的表现,同样令人无法不折服。他的事业壮大,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业中一样,“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原是商场上的一种常识,战国时期的陶朱公就提出了这个经商的原则。陶朱公也就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大夫范蠡,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辞去官职,与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成了一位著名的老板。从那时至今已经2000年了。因此,问题不在于人弃我取,低进高出,而在于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也就是如何把握市场脉搏。

李嘉诚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之可贵正在这里,他往往火中取栗,早一步或迟一步都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非有极高明的手眼,达到胸有成竹不可。

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出现一线曙光,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元气渐渐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此时,中国内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移民大潮。

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一幢独立花园洋房竞贱卖60万港元。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香港传媒透露的全是“不祥”消息。李嘉诚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那时,不少内地群众组织的小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李嘉诚从中获悉,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那么,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内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做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中共的决议,虽未涉及“香港式文革”,但香港经济界和知识界,都把那场“五月风暴”视为一场大灾难。

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民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出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不少朋友为李嘉诚的“冒险行动”捏一把汗;同业的有些地产商,正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以小博大

做生意就是要学会以小博大,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做生意。晚清的红顶老板胡雪岩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是一个在钱眼里翻跟头的人。时至今日,李嘉诚把这种经营理论再度翻版。

现代资本运营理论认为,评价一位现代企业家的能力,不仅要看他拥有多少财富,还要看他能调动多少财富作为资本.因为在资金回报率同等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家能够调动的财富越多,他所得到的资金回报也就越多。

融资问题无论对于叱诧商场的大企业家,还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小青年创业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白手起家和扩大企业规模的过程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李嘉诚无法忘记他在创业之初,其塑胶厂资金紧张几乎倒闭的经历,也同样无法忘记事业发达之后在融资方面帮了他大忙的银行和股民。可以说,善于筹集足够的资金,是李嘉诚作为一个超级企业家的重要秘诀。

早在为适应北美市场需要,扩大塑胶花生产规模的时候,李嘉诚就为缺少必要的资金而深感苦恼。他说:“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之泉。”尽管李嘉诚通过到亲友中集资招股,解决了租赁厂房,添置设备的燃眉之急,但是从这时开始,他就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而寻找突破口。

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时,深深体会到了西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更对欧洲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觉得股份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种企业组织方式不仅不用承担无限责任,而且能较快地筹集到大批资本。对于想扩大规模,而又缺少资金的企业更为有利。

于是,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后,一方面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另一方面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以期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李嘉诚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的事业的人。他已经树立赶超置地的目标,以其作为竞争对手。置地是一家上市公司,长江也非得跻身股市不可。除此,长江要想拓展别无他径。

李嘉诚的决策既是公司自身发展形势所迫,又出于香港股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诱。

关于香港股市在当时的发展状况,李锴先生在其著作中介绍说: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70年代以后……

香港股市,对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可望不可及。香港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投资者难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手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的新纪元。

李嘉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将长江实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的。

长实在港上市的同时,李嘉诚还积极谋求海外上市。

1973年初,由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代表与英国股票公司牵线搭桥,达成了协议,长实股票开始在伦敦挂牌。挂牌后,买者纷至沓来,受到了英国投资者的热烈欢迎。

1974年5月,长实又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了“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港币5000万元,双方各付出现金资本2500万元,即各占50%的权益,积极在港拓展业务。这一联营公司的建立,对长实有重大意义,从此它可以引来大量加拿大外资,因而实力大增。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为长实发展成为庞大的集团公司拓开了一条宽广之路,这也是他跨入超级富豪行列的关键一步。

人弃我取

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原是商场上的一种常识,始作俑者是战国时期的陶朱公。这是他的经商原则。陶朱公也就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大夫范蠡,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辞去官职,与美女西施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成了一位著名的老板。从那时至今已经2000年了。因此,问题不在于人弃我取,低进高出,而在于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也就是如何把握市场脉搏。

李嘉诚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之可贵正在这里,他往往火中取栗,早一步或迟一步都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非有极高明的手眼,达到胸有成竹不可。

市场的脉搏,是精明的老板非常注意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应该讲,最成功的商战都是紧跟市场而进行的一场智慧之战。李嘉诚的发迹,是靠地产和股市,他的事业壮大,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的作风,一如他是生意场上的豪客。他的生意原则是赌并不是无目的赌博。而是把握市场脉搏来一个:“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李嘉诚借此大好时机,令长实骑牛上市。长实股票以每股溢价1港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李嘉诚第一步迈进股市就是典型的“高出”。

接着,1973年大股灾突然爆发,恒生指数于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975年3月,股市形势好转,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

这时,眼光独到的李嘉诚,看到了股市的升值潜力,因此,在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基础上,亲自安排长实发行2000万新股,以每股3.4港元的价格售予他本人。

同时,李嘉诚还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这既讨得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了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息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后来赢得的实利远远超过了当年放弃的股息,进就是“低进”。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李嘉诚搏击股市的基本原则,他在这方面的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独辟蹊径

经营要有创意。思维方式作为运用理性的艺术,不仅可以用于发明创造,而且可用于经营管理。

在当今,创造活动已不再是科学家、发明家的事,已经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很多人都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活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迸发出创造的火花。人们在事业上的新的追求、新的理想、新的目标会不断产生,在为新的事业创造奋斗中,实现了这些新的追求、理想、目标,就能出人头地,比别人赚更多的钱。

日本大荣集团总裁中内功认为经营要有创意,不能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要竭尽全力办出自己商店的优点和特色,才能处于优胜地位。要千方百计使消费者满意,要不断挑战,他以大荣的实力为基础,确立长远的目标,以激发职员的工作热情,统一职员的认识。环太平洋圈的设想便是他的经营战略,积极向外开拓,建立和发展海外零售业,要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巴拿马、南美、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设立分店,兼营采购和销售业务,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大荣的采购网和销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