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废塑料为例，长沙年产废塑料3万吨，主要采取填埋方法处理，而被埋的废塑料200年都不会腐烂，会产生碳纤化合物气体，极易燃烧和发生爆炸。于是，史亮想到了用废塑料炼油项目，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不但可以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个台阶，还是一件利国利民、造福人类的好事。
1996年，史亮开始了这个项目的调查和论证。整个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技术，为此，史亮花了近2年的时间进行市场考察和机器设备的引进。除了在国内了解此项技术外，他先后去了日本、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考察他们治理垃圾的先进经验，最后，他选择了从日本引进先进经验及先进的技术设备。
与此同时，史亮又从德国引进了治理被称为“黑色污染”的废1日轮胎制粉技术，成立了环保橡胶制粉厂，生产出的橡胶粉被用于铺设柏油路，不但成本低，还能起到防滑、防冻的作用，产品销售一直看好。
从捡垃圾到从事公益环保事业，史亮终于在服务大众与发财致富之间建造了一座金桥。
智慧与利益同行
智慧之所以比聪明再向前一步，是因为聪明有大聪明小聪明。小聪明往往为了蝇头小利，而忘了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甚至为了表面的利益，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智慧，总是追求实在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智慧与生活同行
要赚钱，就不要顾虑太多，不能被传统习惯和观念所束缚；要敢于打破旧传统，接受新观念。
在犹太民族中，一个关于智慧与金钱的对话广为流传：
拉比甲问拉比乙：
“智慧与金钱，哪个更重要？”
“智慧当然比金钱重要。”
“既然如此，为何有学问的人要为有钱人做事，而有钱人却不为有学问的人做事呢？”
“这很简单，有学问的人知道金钱的价值，而有钱人却不懂得智慧的重要。”
金钱是没有国籍的，所以，赚钱就不应当区分国籍，也不应为自己计划赚钱的种类限制圈子。这也是犹太人的成功所在。
一方面，犹太商人在文化背景上就没有受到禁欲主义的束缚。犹太教中总体上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要求。犹太生活也从未分化成宗教与世俗的两大部分。犹太人在宗教节期间有苦修的功课，但功课完毕之后，便是丰盛的宴席，虽然无法同中国人相比（犹太人至今仍把“中国厨子”同美国工资、英国房子、日本妻子一起，列为理想生活的四大要目）。所以，那种形同苦行僧般的生活方式，不是犹太商人的典型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从犹太商人集中于金融行业和投资回收较快的行业来看，他们本来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钱生钱”而不是“人省钱”上面。靠辛辛苦苦攒小钱的人是不可能有犹太商人身上常见的那种冒险气质的。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使犹太商人的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业务方面，犹太商人精打细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成本能省一分就省一分，价格能高一点就高一点。但在生活上，类似于每天吸10支每支2美元的雪茄，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像英国犹太银行家莫里茨·赫希男爵那样，在庄园里招待上流社会人物，在历时2周的款待中，光是狩猎游戏中宾客射死的猎物就达1.1万头，这毕竟是不多见的。但即使节俭到冬天不生火炉的上海犹太商人哈同，也舍得以70万两银元修造了上海滩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以取悦自己的爱妻。
犹太商人的这种总体上的生活方式，令同为当今世界著名商人的日本商人叹为观止。犹太商人不管工作如何忙，对一日三餐从不马虎，总留出时间，还要吃得像样，而且进餐忌讳谈工作。而日本商人的人生格言是“早睡早起，快吃快拉，得利三分。”两相对比，日本人大觉羞愧：“仅仅为得三文钱，就必须快吃快拉，这是何等贫穷的表现。”
对吃饭的态度只是犹太人生活方式的一点表现。他们每周还要过那整整24小时不谈工作甚至不想工作的安息日！因为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谙熟“平常心即智慧心”的道理的民族；犹太教靠尊重信徒的生理及心理要求而保持住了他们的虔诚，犹太商人也同样靠“尊重”自身内在的自然要求而保持住了自己经商时的平衡心理。常言道“利令智昏”，一个商人只有在利润（工作）问题上拿得起放得下，其智力才不会衰竭。
早期好莱坞巨头之一，同样白手起家的犹太人刘易斯·塞尔兹尼，在告诫其子大卫（电影《飘》的制片人）时说：“过奢侈的生活！大手大脚地花钱！始终记住不要按你的收入过日子，这样能使一个人获得自信！”这已经成为好莱坞的经营原则。
没有什么比拥有生活的智慧更为重要的。智慧使你自己发挥原有的能力和才智，能使同伴增加信任，能使对手感到压力。
一个智慧的商人，才像真正成功的商人。
聪明的商人靠自身的金钱智慧终生不懈地追求财富，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机遇。
合于利则动
作为商人，在商言商，合于利则动。面对赚钱的机会，苛刻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精明的表现。精明不就是聪明的组成部分吗？
美国的JP摩根是一个非常机敏、冷静的商人，他的经营原则就是一个字“利”。一旦有机会他绝不会放过，你在他身上根本不会找到“温情主义”或“不好意思”这些字眼。他在商海的险风恶浪中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终于成为华尔街的金融大王。他常常在别人有求于他时，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将别人的利益鲸吞殆尽，连美国总统也不例外。
1894年，美国出现黄金抢购大风潮，财政部迫不得已抛出国库库存黄金，即使如此，眼看也招架不住了，只好求救于摩根集团。摩根乘机趁火打劫，提出由他组织的辛迪加承办政府的全部黄金公债。这个条件太苛刻，国会和总统都不肯接受。可是，眼观六路、机敏冷静的摩根仔细分析了局势，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机会实在难得。为了抓住这次机会，强迫总统答应这个要求，他竟然大胆地向总统威胁进逼道：“总统先生，据我所知，国库存金价值只剩900万元，然而假设哪位先生手中还有一张总额1200万元今天到期的黄金期票，如果他今天要兑现，那么政府的财政信誉将毁于一旦，总统先生，您的一切就都完了。”总统已被各地的罢工浪潮弄得焦头烂额，如果国库再被挤兑一空，政府将信誉扫地。能够一下拿出1200万黄金期票的人可能就是眼前的JP摩根本人，对于了解JP摩根为人的总统来说，这太可怕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统不得不答应了摩根提出的苛刻条件。
协议达成后，摩根集团调出大量美元帮助财政部度过了危机。但是，由于摩根垄断了全部公债承办权，其市场价格已完全操纵在他的手中。这笔黄金公债，仅摩根向政府承包价与市场价格之差，一转手就净赚了1200万美元。摩根对财富的贪婪，对陷入困境的人步步进逼，以及谈判方法之苛刻，连美国总统也望而生畏。
企业获利要讲究策略和技巧。
《孙子兵法》：
“因利而动，因得而用”；“有利则动，无利则止”；“非见利不起兵”，“非得其利不用其计”。
李嘉诚是香港工商界享有盛名的人士之一，他拥有的公司年产值达300多亿港币，与汇丰、包玉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李嘉诚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表现出超人的胆识。1976年他不惜重金争夺了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的发展权。当时，经过1973年石油禁运和股市崩溃，香港地产业仍未从低潮中恢复过来，甚至连实力雄厚的地产业发展商置地公司也对地产业不持乐观态度。而李嘉诚在分析各方面的因素后，毅然调动足够的资金，不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力挫群雄，取得这两处的发展权。事实证明，1977年，市场逐渐恢复繁荣，香港掀起排队置房的浪潮，环球大厦与海富中心为李嘉诚赢得了可观的利润。
1982年是美国钢铁工业严重衰退的一年，其产量比1981年减少40.1%，美国七大钢铁公司亏损总额，在一年内就高达60亿美元。曾在1980年全世界排名第七的伯利恒钢铁公司，不得不在年底宣布永久关闭两家分厂。
比伯利恒钢铁公司更严重的灾难，落在麦克罗斯钢厂身上，该厂在一个季度内就亏损了1亿美元，宣布倒闭。在眼看4000多名员工饭碗不保之际，华裔钢铁大王谭仲英出面，买下了这个钢铁厂。
谭仲英于1964年建立起自己的第一家钢铁公司，他接二连三地买下了许多破产的公司，使其事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到1981年，他在美国的大小企业就有20多个，他的经营之道就是“在葬礼时买下公司，在婚礼时卖出公司”。很多人对他花大笔钱把病入膏育的垂危工厂买下来，感到高深莫测，难以理解。也有人把他的举动称为“喜欢冒险的赌博”。谭仲英一个劲地埋头做生意，而且拒不接受新闻界的采访，使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但不管怎么说，谭仲英就是以这种“冒险”的方式，从一个推销员发展到拥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家，这不能说不是他“冒险”的“代价”。
谭仲英在事业上的成就，不管其中冒险的成分有多少，但在那胆大的作风背后，必有细心的策划。
在谭氏工业发展的纪录上，他的确是一位擅于乘人之危，收购倒闭公司的能手，然后他竟能经营的得心应手，在使该企业转危为安之后，又以高价卖出，获利后再向更大的工厂去投资。他的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经营作风，也就是有胆量去买别人无法维持的关门公司，并努力在自己的经营下起死回生，使企业获利的情况下再脱手售出，而在这每次的进出之间，不知包含了多少精打细算。
智慧与环境同行
通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知道天文地理人文知识的人，是聪明；能够运用天文地理人文知识为社会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人，是智慧。所以聪明是抽象的，智慧是具体的。聪明是知道环境，智慧则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与环境同行。
众志成智
聪明不等于智慧。
聪明能不能转变为智慧，关键在于能否统一大家的意志。
智慧在于不失时机的因势利导。
固特异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罗伯特多年来一直从事企业的生产管理，被美国经营界视为体现美国工业“脉搏”跳动的人物。但他轻信了华尔街老字号戈德曼·萨奇银行的误诊：固特异被标购的可能性仅仅是15％，尽可大放宽心。1986年9月底，“袭击者”拉响过一次警报，但罗伯特轻视了，他认为固特异身为“世界橡胶大王”，其股票历来是热门货，虽然股票交易额大，但不一定说明自己的公司已被当成了收购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