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主意没变，南京政府也没有收回成立“政委会”的命令，何应钦更是贼心不死，铁了心要设置这个机构。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外交大楼举行了成立仪式。主办的当局如临大敌，当天一早就在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布置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大会是悄悄举行的，会前未敢公布日期，所以会场十分冷落，仪式也很简单。宋哲元和及其它委员出席了成立仪式。宋哲元致开幕词，从他的神态、表情能看出，他的某些企求得到满足，因而显得颇为称心。但是，细心人还能看出，他仍然有心病，这毕竟是鬼子们下了力气扶植起来的一个政权，鬼子，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呀！所以，他的眉头有时皱得像核桃皮，不讲话。开幕词就几句话，讲得简单、含糊，完全是客套话，看不出任何倾向性，使人感到他很滑头。
相比之下，他在当天发表的“就职演说”就有些分量了，那是一篇他心灵的自白：
“应本善邻原则、力谋邦文之亲睦，凡以平等互惠待我者，皆我友也。况自《塘沽协定》以来，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害计，为东亚和平计，尤应互维互助，实行真正辛善，哲元愿以最大之诚意，为最后之努力。”
如果不用指名道姓地点出这番话出自谁的口，大概一般人不会想到这是长城抗日战斗中那位“抗日英雄”的心迹。当然，人们绝对不会用他的言语去定论他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大家要看他怎么做。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属于半自治政权，它既同国民党有联系，又同日军有联系；它不同于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的地方政权，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要求的那种“高度自治”的傀儡政权。这实际上是日本蚕食华北的侵略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相结合的产物。也有人说它是变相的“自治”政权，这是很确切的评价。
作为宋哲元本人，他也是在历史的夹缝中“忍辱负重”，苦撑局面。他的工作既受到日本军方的干扰，又得听命干南京的蒋介石。日方企图逼迫宋哲无进一步脱离南京政府，而提出了“华北明朗化”的要求，以使宋哲元投向日本的怀抱。蒋介石的算盘珠子也拨得蛮如意，他一再派人给宋哲元送去亲笔信，要他“忍辱负重”，拖延时间，明明白白告诉他：我们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宋哲元难做人了，双方都有压力，两边都有诱惑，怎么办？他经过一番苦想、权衡，终于有了对付日本的策略。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他的对策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对日本要“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
日本方面曾极力干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选，想尽多地把亲日派塞到各个重要岗位上。最初，他们推荐了三十多人的名单，其中一大半是他们的心腹，宋哲元拒绝了。后来经过何应钦与日方反复协商，由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个17人的名单。17人中，属于东北军系统的4人，属于西北军系统的6人，这10人是反日的实力派，是宋哲元力争的结果。
对于政务委员会中的亲日派，宋哲元的态度很明确：他不可能把他们排除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需要他们平衡自己的心态。但是，他不允许这些人在他的手下胡做非为。他们公开的出卖国家同时也出卖自己的灵魂，他卑视这些人。姓宋的虽然主张中日亲善，但他有脊梁骨，他还不会堕落到在鬼子的胯下爬行。
日方在政务委员会安排的亲信主要有：
潘毓桂任政务处长；
陈中浮任外交委员会主任；
陈觉生任交通委员会主任兼北宁铁路局局长。
王揖唐任委员会常委。
这些人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国人对他们无不恨得咬牙切齿。这，宋哲元心里是有数的，基本的态度是：像对待政务委员会其它各派系势力代表人物一样。一律给以礼遇，但是当他们做出十分扎眼的有损国格和宋哲元脸面的事情时，便毫不客气地坚决除名。
宋哲元是军人性格，说一不二，有话音就有行动。
宋哲元硬，日本人也不会软，他们把自己的势力安插进来就是为了给宋哲元施加压力，使政务委员会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那是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宋哲元接到了潘毓桂、陈觉生等人递上来的一份“冀察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组织法”，让他审批。
宋看完这份报告，心里的火气直冲脑门，他把潘、陈二人找来，责问他们：
“你们的心劲不小啊，汉奸殷汝耕费尽心血没有于成的事，看来你们是死心踏地的要干成功！”
一语戳到疼处，潘毓桂们的额上立即渗出了汗珠。他们的这个“自治方案”与殷汝耕的那个方案几乎一模一样，这些人就是要把华北从政治、经济以至信仰，一律纳入日本统治之下。
宋哲元的火气还没消去，他进一步逼问道：
“是谁指派你们搞这个方案的？蒋总裁、还是华北的民众？”
潘毓桂们额上的汗珠又渗出一层，他们无言答对。
宋哲元早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方案是在接替土肥原担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亲自授意下出笼的，他就要问这些日本人的亲信们，要他们交出自己的“后台老板”。见潘、陈只是言词闪烁地支吾着说不出什么名堂，宋哲元便将文件当场撕毁，摔在了潘毓桂面前。
土肥原没有办成的事松室孝良同样也达不到目的。
宋哲无绝对不允许自己的身边有这样的日本暗探存在，随之他就对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了清理，先撤了潘毓桂的政务处长职务，换上了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长杨兆庚。就在这时候，王揖唐又公开站出来强烈要求实行华北独立，未哲元坚决拒绝，两人发生争吵。宋下令将王免职。一不做二不休，随后宋又借故驱逐了陈中孚，把外交委员会主任换上自己的儿女亲家贾德耀，然后让29军参谋长张维藩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以与陈觉生的北宁铁路局长相抗衡。
宋哲元该松口气了吧！不。他说：只要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一天，日本人就一天也不会让它安生。我已经做好了应付一切麻烦事的足够准备。
这期间，天津市市长肖振瀛被迫辞职。原因是肖总是背着宋哲元答应日本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29军的将领对此极为不满。想想看，一市之长，失去了自己所辖地面上实力派军方的支持、不仅仅是不支持的中立态度而是强烈反对时，他还能存在一天吗？天津市市长空缺，谁来顶缺？
日本方面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可以安排自己亲信的极好时机；宋哲元也不会使日方的愿望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
谁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谁都在防着对方的进攻、而自己又绝对不会放弃进攻。
日方推荐他们所豢养的直系余孽齐燮元担任天津市长。
宋哲元断然拒绝。
日方在变化着花招，他们开出了一张不能出任天津市长的19人名单，来限制宋哲元。
宋根本不理睬这个名单，按自己既定的方针行事，建议南京国民党中央将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调为天津市长。这是蒋介石早就所盼的，很快就批准了。
在此之前，蒋就起过一个心思：用张代宋。蒋介石对宋哲元存有戒心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蒋的肚量再大，也不会允许一个曾反对过他的主要对手长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晃悠。蒋想控制华北军政大权之心一日不灭，就一日不可能不设法让宋哲元靠边。于是，就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政权诞生不久，他就特派前西北军二号人物鹿钟麟到北平策反。他得到了一些消息，宋哲元与张自忠之间有矛盾，便想利用这种矛盾，促其内部分化，最后顺其自然地以张代宋。哪知，鹿钟麟来到北平一了解，宋与张的矛盾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剧烈，更重要的是张自忠对南京方面并没有多少好感。蒋介石的此次策反也就没有再进行下去的实际意义了。
蒋介石一直想把宋哲元搞掉，但由于难以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却一直没有搞掉。他们的维妙关系就这么若即若离维系着，犹如沙漠里的幻景，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但总也消失不了蒋、宋都是具体的人，他们不可能逃脱人世间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只能这样说：他们遇到的矛盾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多，更激烈，因而也更使其烦恼。
宋哲元总是两头奔忙：29军——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29军。两头都是他宣泄自己情绪的场所。一次，宋给官兵们训话，他突然给大家提了个问题，问：
“我们的敌人是谁？”
官兵们齐声回答：“日本军阀！”
宋哲元点了点头，但是好像还不放心，又叮嘱大家说：
“你们心里明白就好，不要那么大声喧嚷。哦！千叫唤那是一个钱也不值的。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坚忍’与‘备战’并行并重的。你们千万要牢牢记住呀！”
这话乍听含含糊糊，好像缺少主语。但是稍微一琢磨全能明白，即是说给南京方面听哩！
开会下来，有人给宋哲元递了个话，说眼下国人对29军的首脑人物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暖昧不明的态度有所微词，舆论界很不满。宋哲元听了显得格外激动，忿忿不平地说：
“张学良走了，何应钦走了，华北就应该白白送给日本人吗？中央要我负责，守大门，又要我本着不抵抗政策，与日本敷衍，又骂我投降日本当汉奸，你看这日子怎么过？”他冷笑一声，声音低了下来：“不管人家骂我们是石敬圹也好，是张邦昌也好，咱们不卖国，不投降，问心无愧，管他妈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懒得理他！”
继张自忠调为天津市市长之后，宋哲元又让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随之，他便建议将冯治安委任为河北省省长、赵登禹为河北省保安司令。至此，平、津、冀、察两省两市之大权全操于29军将领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