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对方与你的意见一致，你就会感到一种快乐；如果发现双方的意见有差异，你也会感到这是一种刺激，因而引起双方的争论。因而，当你听到别人的意见和你一样时，可以表示赞同。不要以为这样做会被人认为你是随声附和，因而就不吭声了。不吭声，虽然不会被人误解为随声附和，却也容易使人认为你并不同意他的意见
汉宣帝时期的大司马、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是个值得圈点的人物。《资治通鉴》第二十五卷记载：“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说的是张安世曾向上推荐过一个人，此人前来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怎么可以私自酬谢”，从此与那个人绝交。
推荐贤能不计回报，被推荐的人前来感谢不仅不接受，还要和人家断交，张安世的做法太“原则”了，简直有些不近人情。但这种“原则”、这等见识，又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用人方面坚持从国家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恩怨，不图回报的有德之士，在历史上不乏其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妻舅阴兴就是一例。《资治通鉴》第四十三卷载，有两名老乡同阴兴的关系并不好，但阴兴知道他们有才能，可为国家所用，还是推荐他们做官。另一方面，阴兴有两个关系很“铁”的朋友，但他认为他们华而不实，所以只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始终不替他们“美言”，不帮他们谋个好位子。
“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张安世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以及阴兴举荐人才的表现，说明他们虽然身为封建社会的官员，却能把手中的权力摆到“公权”的位置上，这在那个时代是了不起的。
今天，我们党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都能正确地认识和使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员领导干部要能正确地看待手中的权力，谨慎用好手中的权力，一切从工作大局出发，举贤达能而不据为己功，推荐人才不考虑个人感情，唯才是举，那么，建立和谐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人人爱岗敬业、天下为公的局面也将随之出现。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
——欧阳修《纵囚论》
【释义】宁可为正义而死，也不苟且偷生，而是视死如归。
刘文典是民国之初的知名学者，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为当时的学潮事件触怒了蒋介石。蒋召见他，说了些既无理也无礼的话。哪知刘文典当即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勃然大怒，一定要枪毙他。幸而有蔡元培先生等全力为他解释，说他有精神不正常的老毛病，才以立即免职了事。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了。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时，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1929年刘文典40岁，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该校学生闹学潮。当时值“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加紧制造侵华事端，而蒋介石以先安内后攘外，不抗日专剿共，并将爱国学生的反蒋运动名之谓“闹学潮”，诬蔑为赤化分子抗乱，要严惩不贷。刘文典对蒋介石经教育部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辞极为愤懑。
刘文典在出发到南京前曾发牢骚：“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学校长坐牢案，因而激起安徽大学师生公愤，游行示威，社会贤达舆论支持，蔡元培出面说情，逼迫蒋介石不得不释放刘文典。刘文典爱护学生，敢于当面顶撞“暴君”是正义行为。
刘胡兰一个15岁的农村姑娘，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她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专稿，报道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刘胡兰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不久，毛泽东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57年1月12日，在刘胡兰烈士遇害10周年时，毛泽东主席又重新为刘胡兰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以缅怀这位女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刘胡兰的事迹被写成书，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剧，她生前所居住村曾被改为“刘胡兰村”。1957年刘胡兰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当地兴建了刘胡兰烈士陵园。
1958年朱德同志为刘胡兰题词：“刘胡兰同志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她的精神永垂不朽！”1962年，邓小平同志为刘胡兰题词：“刘胡兰的高贵品质，她的精神面貌，永远是中国青年和少年学习的榜样。”刘胡兰是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表彰的青年英雄之一。
迄今为止，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献身的英烈中，刘胡兰是唯一的一位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题词或表彰的革命烈士。她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她挺身而出，正义而死，不苟偷生的精神值得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和平年代，刘胡兰的精神应该值得延伸，党员领导干部在危机时刻也要做到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只有这样，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更快实现。
有首歌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面对重大灾害，老百姓很无助。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敢于站出来组织大家自救，组织大家恢复生产，帮助大家凝聚力量，重拾信心。面对灾害。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当“范跑跑”，也不能玩躲猫猫。灾害发生的时候，如果党员领导干部都首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那么谁来有效的组织群众抗击灾害，谁去救援废墟下生命，谁来负责救灾物资的运送？
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很多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现让我们为之动容。在“5·12”地震和玉树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温家宝总理，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党员，迅速赶往灾区，冒着余震的危险现场指挥抗震救灾，为灾区人民和救援部队加油打气。重庆受灾，李白村支部书记家里有三位亲人遇难，但他从灾害发生的当晚，就在村里组织救灾，没有离开也没有休息。他们就是我们优秀党员的表率。怎么样衡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称不称职？有紧急任务能不能立马上任，有难题善不善于攻克，有危险敢不敢挺身而出，有重要责任敢不敢于担当。群众有困难，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愿意与他们同甘共苦，才是真正得好党员好干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古语应该成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座右铭，和平时期，改革还要深入，党员领导干部在面对社会一些疑难问题如社会危机，群体性事情时候一定要亲力亲为，用自己的行动注解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只有这样，共和国的基业才能长青。
位卑未敢忘忧国
——陆游《病起书怀》
【释义】身份地位卑微也不敢忘记为国家大事忧虑的责任。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流寓成都，动乱的时局把杜甫推到了生活的底层，使他真真切切地成了人民的知音。诗人在落魄潦倒中，仍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时时刻刻以社会和天下苍生为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末尾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渴望能有千万间广厦，使天下颠沛流离的人都能安居乐业，不受冻馁，而自己却可以置之度外。在这里，我们分明地看到了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质，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以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位卑未敢忘忧国”，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相近，虽然自己地位低微，但是从没忘掉忧国忧民的责任，它的主旨就是热爱祖国。它总结了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伟大精神，揭示了人民与国家的血肉关系。我们不求轰轰烈烈，只要立足自身的岗位辛勤工作了，多奉献，不添乱，就是爱国，就是忧国。热爱祖国有不同表现，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捍卫民族尊严，为国争得荣誉，维护祖国统一，发扬民族美德，等等，都值得赞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清朝初年著名儒者顾炎武的社会主张，民族的存亡，也是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新世纪的党员领导干部，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可谓是生逢其时。然而，当你直面现实时，就会发现，国内外还存在一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还有待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恳工作，形成合力，共同打造美好家园。用一句古语警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勉之。
知识链接：狄仁杰的逆来顺受
唐朝武则天专权时，为了给自己当皇帝扫清道路，先后重用了武三思、武承嗣、来俊臣、周兴等一批酷吏。她以严刑峻法、奖励告密等手段实行高压统治，对抱有反抗意图的李唐宗室、贵族和官僚进行严厉的镇压，先后杀害李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接着又处决大臣数百家；至于所杀的中下层官吏更多得无法统计。武则天曾下令在都城洛阳西门设置“匦”（即意见箱）接受告密文书。对于告密者，任何官员都不得询问，告密核实后，对告密者封官赐禄；告密失实，并不反坐。这样一来，告密之风大兴，无辜被株连者不下千万，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一次，酷吏来俊臣诬陷平章事狄仁杰等人有谋反的行为。采俊臣出其不意地先将狄仁杰逮捕入狱，然后上书武则天，建议武则天降旨诱供，说什么如果罪犯承认谋反，可以减刑免死。狄仁杰突然遭到监禁，既来不及与家里人通气，也没有机会面奏武后说明事实，心中不由焦急万分。审讯的日期到了，米俊臣在大堂上宣读完武后诱供的诏书后，就见狄仁杰伏地告饶。他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嘴里还不停地说：“罪臣该死，罪臣该死！大周革命使得万物更新，我仍坚持做唐室的旧臣，理应受诛。”狄仁杰不打自招的这一手，反倒使来俊臣弄不懂他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戏。既然狄仁杰已经招供，来俊臣将计就计，判了他个“谋反是实”，免去死罪，听候发落。
来俊臣退堂后，坐在一旁的判官王德寿悄悄地对狄仁杰说：“你也可再诬告几个人，如把平章事杨执柔等几个人牵扯进来，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了。”狄仁杰听后，感叹地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既没有干这样的事，更与别人无关，怎能再加害他人？”说完一头向大堂中央的顶柱撞去，顿时血流满面。王德寿见状，吓得急忙上前将狄仁杰扶起，送到旁边的厢房里休息，又赶紧处理柱子和地上的血渍。狄仁杰见王德寿出去了，急忙从袖中抽出手绢，蘸着身上的血，将自己的冤屈都写在上面，写好后，又将棉衣里子撕开，把状子藏了进去。一会儿，王德寿进来见狄仁杰一切正常，这才放下心来。
狄仁杰对王德寿说：“天气这么热，烦请您将我的这件棉衣带出去，交给我家里人，让他们将棉絮拆了洗洗，再给我送来。”王德寿答应了他的要求。狄仁杰的儿子接到棉衣，听说父亲要他将棉絮拆了，就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他送走王德寿后急忙将棉衣拆开，看了血书，才知道父亲遭人诬陷。他几经周折，托人将状子递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看后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派人把来俊臣召来询问。来俊臣做贼心虚，一听说太后要召见他，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找人伪造了一张狄仁杰的“谢死表”奏上，并编造了一大堆谎话，将武则天应付过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曾被来俊臣妄杀的平章事乐思晦的儿子也出来替父伸冤，并得到武则天的召见。他在回答武则天的询问后说：“现在我父亲已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但可惜的是太后的法律却被来俊臣等人给玩弄。如果太后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吩咐某人假造一篇你平时信赖的一个忠厚清廉的朝臣谋反的状子，交给来俊臣处理，我敢担保，在他酷虐的刑讯下，那人没有不承认的。”武则天听了这话，稍稍有些醒悟，不由想起狄仁杰一案，忙把狄仁杰召来，不解地问道：“你既然有冤，为何又承认谋反呢？”狄仁杰回答说：“我若不承认，可能早就死于严刑酷法了。”武则天又问：“那你为什么又写‘谢死表’上奏呢？”狄仁杰断然否认说：“根本没这事，请太后明察。”武则天拿出“谢死表”核对了狄仁杰的笔迹，发觉完全不同，才知道是来俊臣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下令将狄仁杰释放了。
古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成大业；韩信能忍跨下之辱，终成大器；今有邱少云能忍大火烧身之痛，终换得战役的胜利。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耐可以宁静，宁静可以致远，古人说的“春风致和”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讲究处世要能够忍气吞声，做人要学会忍辱负重。在中国人眼里，忍耐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思想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