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林彪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傅连暲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肖华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特意让叶群出面找傅连暲，暗示他最好先给林彪开一个疾病证明。作为从长征时就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傅连暲，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主要器官的严惩器质性病变，只是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他吸毒成癖有关。会诊后，傅连暲将林彪的健康情况向叶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让林彪多晒晒太阳，多散散步，多呼吸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并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多喝些茶水。傅连暲还亲自劝告林彪：若要长寿，请戒掉吗啡啊！
事后，傅连暲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钻进“白粉”里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实，毛泽东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为戒。
林彪装病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败露了。为此，他对傅连暲恨之入骨，他要找机会陷害傅林暲。后来，机会终于找到了--“文革”中，林彪死党邱会作给年逾古稀的傅连暲戴上了“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帽子，说“傅连暲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林副统帅患病时，不给药吃，还威胁、陷害林副统帅，手段何其毒也！”紧接着傅连暲的家被抄，人被斗。作为一个凭人道和医术终生行医的傅连暲，却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景况。信中写道：“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于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多么催人泪下的信，多么微薄的希望，多么可怜的请求！
此时正忙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也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他在傅连暲的信上指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可是，整天手摇语录本的林彪、邱会作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置之不理，傅连暲也根本得不到毛泽东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谓的“群众义愤”下，傅连暲肋骨被打断，头被打破，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熟睡”在监狱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其实，从另一种角度看，林彪又十分“感谢”傅连暲：是你傅连暲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我林某人是装病，也就是说，我在待价而沽。
于是，在党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找林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林彪曲意逢迎。毛泽东找到了知音。毛泽东决定让林彪重振雄风，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泽东小14岁--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学生”。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向权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径”！
于是，林彪异常卖力地组织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要树一树自己的权威，他要拉起队伍，他要扫除晋升路上的障碍。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
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
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
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浓气氛！”
毛泽东的话通过林彪那拿腔拿调的嘴，再通过扩音器的特有效果，更显得声色俱厉：
“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路线‘错误严重’，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会主义的晴朗天空，吹得乌云翻滚，一团漆黑！”
“毛主席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拣起几片鸡毛蒜皮，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将军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话里哪些是毛泽东说的，哪些是林彪说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探究：毛泽东说的便如何，林彪说的又如何，不都得坚决执行吗？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严。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想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竽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好，如影随形也好，千万当心，别走了神，别跑了调，别错了节拍。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做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向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中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后来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但刘少奇在讲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挥，闭上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的”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几位元帅的发言并没有从“高度原则”进行大批大轰，只是将几十年来彼此间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理解数叨了一番。他们的大半生都泡在了战场上，他们互相间的争论都是讲打仗，讲哪一“炮”放得不响，哪一“马”踏得不是地方。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做了书面检讨。这个检讨被印发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陈云是唯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他以无声表达着自己的意念。林彪向毛泽东报告说：陈云简直像一尊瘟神，不言不语，可眼睛怕人。毛泽东说：他总认为看得很远，顾前瞻后，一贯右倾。
古人云：“悲莫大于无声”。陈云的“无声”不仅仅申诉悲凉心境，更多的是抒发忧患意识，无声中凝聚着信念、力量和使命，燃烧着炽烈的希望和永无穷期的探寻精神。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即将接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这位性情耿直的大将，一听到“彭德怀反毛主席”的消息，神经的信仰不容理智的大脑略加思索，当即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正确！”于是，为了查出彭德怀、黄克诚的“军事俱乐部”，他将随同彭德怀出访八国的王树声、张宗逊、肖华、杨得志、陈伯钧、陈熙、张学思、路扬、朱开印等人召集起来，想从出访八国的角度揭开内幕。他形象地比喻说：彭德怀是三国时蜀国的在将魏延，毛主席是军师诸葛亮。魏延脑后长有反骨，诸葛亮知道此事，临终作了安排，防止了魏延叛变。彭德怀脑后长没长“反骨”，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趁自己还健在，必须尽早采取措施，解决彭德怀的问题。
可是，揭来揭去，一无所获。罗瑞卿感到怅惘，他信仰的支柱在震撼中发生倾斜：难道我错了吗？到了1966年8月16日，在报刊上公布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时候，罗瑞卿被作为彭德怀的“死党”一起抛了出来，并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罪名，开始了囚禁生活。这位不谙水性、而为保证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安全不惜半路出家学会了游泳的虎将，此时方大彻大悟：原来彭德怀也是这样挨整的呀！看来挨整的人未必真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勇敢地站到了前面。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是这样回忆、述说自己当时的心情的：“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迫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八届八中会全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着意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毛泽东接到此信，阅后即作了批示：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某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1959年9月9日
在彭德怀不得不“愧感交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悔过”信的时候，他的“难弟”张闻天也似乎从“苦愁”与“忏悔”之中走了出来。张闻天在外交部组织的继续批斗会上，整理出了一个深刻至极的大检讨。
张闻天说，正因为自己在历史上犯过“左”的错误，教训深刻，所以现在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这是“导语”。
“两条路线--总路线和反总路线的斗争”，这是他检讨中的“主题思想”，令人触目。
他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周小舟、黄克诚等人的发言，确确实实都是在肯定总路线的前提下，从量的角度来提出种种弊端的。而他的长篇发言，是从质的方面来否定总路线的。--他不要命地把这个要命的问题挑明了！
他说，他是从六个方面反了总路线：
一、强调发展生产力，即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了第一位，这是“三分政治，七分经济”，而政治也只是为了经济。
二、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三、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四、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五、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六、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张闻天用了这样的苦心，在被扭曲的“屈服”、“认罪”的字里行间为他的“同党”开脱“罪责”，同时也毫无顾忌地袒露出了更真实的自己和对这几年中国政治症结的深沉思考。“这就是我的检讨”--他看到自己一颗孤独的心在微颤中流淌着殷殷热血！
9月13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
约8点钟，当与会者来到会场的时候，只见毛泽东早已坐在主席台上了。他那双夺人心魄的眼睛，他那雍容大度的气派，他那富于幽默的微笑，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在刹那间被震撼。会场静得出奇，人们马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屏息静气地等待巨人的声音。
毛泽东站起来向大家挥挥手，然后坐下来说：“你们来得早，我来得更早，我还没有吃早饭，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就在这儿吃点东西。”
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这就证明你们不反对。”毛泽东轻松地笑笑，点点头。
很快，一位服务员端上来半碗稀粥、三块馒头干和一小碟炒辣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