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她。她是这样的，对，她当然应该是这样的。她的脸上，女性的纤秀和男性的刚强好像经过了化学反应似的如此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秀丽的南方姑娘。那么，为什么她到四十好几了还不结婚？有一篇文章提及国外作过一次调查，说男人结婚的比单身的有成就，女人单身的比结婚的有成就。也就是说，如果结婚，女性大都处于从属的、保证男性工作的地位。我无从考证这个调查的准确性，但我不能不看到这种“世袭”的、“经久”的不平等。那么她呢？她也是为了事业就“独善其身”了？为什么男性公民往往可以事业和家庭兼而得之，而女性公民往往只能有得有失呢？
几个想法像叠影一般，在脑子里一闪而过。
她--对了，她叫刘波--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我十多岁的时候，南京解放了。那时各地都来要人，不少学生为了参军、工作，都从家里逃跑了。可是我硬不起心肠，我不能伤害妈妈。因为我六岁那年，也就是说妈妈才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没有父亲了。可她为了我，就没有再结婚！
后来，西北人民银行到南京来招生了，我就报了名。你说我是有志于银行工作？不是的！根本不是！我都不懂银行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也完全不知道西北在哪里，我只是和解放初期的年轻人一样，充满了一种要建设新中国的激情。不管哪儿来招生，我都想报名。就是年龄太小啦！我为了报考银行还虚报了两岁呢！
我妈知道后，一个人在长江边上踱了一天一夜……
人家说我从小就爱想入非非。可是我想，人要是没有美好的感情、美好的向往，那活着还有什么动力和乐趣呢？
这一个“想入非非”，就把我带到了去新疆的卡车上。
你一听卡车吃惊了吧？当时我们就是坐了二十几天的卡车去的新疆。
我们每个人都戴着只露出眼睛的罗宋帽，再戴上风镜。每个人都穿着老羊皮大衣、毡靴和大棉裤。棉裤的裤档那么厚，我们只好叉着腿走路。简直就像一群大狗熊！
在卡车里，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挤得膝盖顶着膝盖。卡车开一天，腿就一天不能伸直。走了几天，我们听说再往前走，可能碰上经常劫车的乌斯满匪帮，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我吓得坐在人堆里，把头埋进膝盖之间，斜着眼睛盯着大戈壁滩。不看还好，这一看啊，这儿那儿的尽是一堆一堆的白骨。唉，这一路上也真不知是怎么挺过来的。我在卡车上还发着疟疾哩……
刘波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雾一般的泪水，人们对于所经受过的苦难，往往事后二十几天，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所以一看到这个银行，简直高兴极了！我在银行前照了一张像寄给妈妈。我要让她看看，新疆也有这么好的房子！当然，这房子其实也很平常。
安置下来不久，我们又面临着一次分配--分到什么伊犁、和田、喀什……多了！我觉得这些地名简直像外国名字。我想，到了这些地方，简直是去了外国啦。当时又不通火车，又没探亲假的，去了那些地方，更别想回南京看妈妈啦！
当时我们确实有着建设新生活的不顾一切的热情，但人是复杂的。眼看愈往西北愈苦，我们就有了顾虑。我们一开始只想到人生的美好，这时才感到人生的沉重。宣读分配名单的时候，会场一片沉寂。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于自己命运的担忧，另外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一种职责。
先读分到最远的名单。读啊读啊一直没有我。最后几个人是留在乌鲁木齐的。啊，有我！我高兴得拍了一下手，“啊”地叫了起来。我立刻感到我的叫声在这个沉寂的会场里这样的刺耳！我这才想起别人立刻就要到有着“外国”地名的地方去了，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老家看看妈妈啊！我看着他们拿了行李分头爬上要开往各处的卡车，我哭了，跳着脚大哭了……
（50年代的开发者们，你们都好吗？你--们--好--吗--？）
那时的人真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搞了好多年银行工作，到了1958年，突然让我和另外几个喜欢打乒乓球的人去成立新疆乒乓球队。现在有些人干一件事之前，要掂量一下，看看干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什么好处，我没这么想。我要这么掂量，哪儿还敢干？我们能不能胜任？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我们说去就去了。（50年代的人就是这样，你懂不懂啦？我发现这是她的一句口头语。这显然是因为她成天对运动员说话的缘故。中国的乒乓球队那么多，她们这个白手起家的新疆女队居然还打上了全国的甲级队，她们队的小俞打上全国女子单打第三名，叉在1982年的尼日利亚国际邀请赛中和另外一个队员拿下了女子团体和女子双打的冠军。她又当领队又当教练的，我真觉得不可思议！）
开始的时候，我骑上自行车到一所所小学去挑选孩子。那时的学生很少打过乒乓球。只好让孩子们跑跑步、做个游戏给我看。谁的身体素质好、反应灵敏，就挑谁来集训。
凡是稍有一点培养可能的学生，我都招来。我准备大浪淘沙了！可是，当时乌鲁木齐体育馆连个乒乓球的训练场地也没有，只在过道里放着四张乒乓桌。暑假里，我就让招来的七八十个孩子天天分批练习。孩子们轮班休息，乒乓桌和我不能休息。孩子们连挥拍、发球也不会，吵吵嚷嚷，乱糟糟的，我一进这个过道就好像进了养鸡场--全是小鸡叽叽喳喳的声音！吵得我天晕地转，直觉得神经都错了格儿了。
我们的条件和水平都太差！我只好经常带着十几个孩子到各省市跟兄弟队训练。孩子们没出过门，走丢了一个我怎么向家长交代？我就让大一点的孩子每人带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上火车后，我和一些大孩子就是主要劳动力，得帮着孩子们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放到行李架上，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每人都把自己的行李点一点，看看少了什么没有？下火车的时候，我又得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看看东西全了没有？我把孩子带的东西清点完毕，才能让大家出车站。可是搬行李又成了大问题。只好让小孩子们背个马桶包先走，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停下，再由我和大孩子把行李一件一件搬到孩子们站的那儿，真像蚂蚁搬家一样！
跟孩子们在一起，也很有趣。有一次我带他们到北京训练，住在体委招待所，不远处就有火车轨道。一天，新疆来人，给我们这儿一个叫小高的女孩子带来一包葡萄干，说，这是你妈妈带给你的。她一听，就哭着要妈妈，打开门就跑出去了。她顺着铁轨一直往北跑，以为这样就能到新疆了。大家就在后边追。害得大家练追捕！
我们一年有十来个月在各地训练，所以人家叫我们“游击队”、“大篷车”。可我想，都是人么，都有自尊心么，游击队也罢，大篷车也罢，反正我们新疆队一定要争口气！
不过，真正损害自尊心的时期到了。院子里贴起了大字报：“强烈要求军管会把女特务刘波隔离审查！”他们说：你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南京跑到新疆？是不是搞特务活动来了？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践踏别人的感情！我看大字报的时候，一个宣布我是女特务的人正好走过来。我故意把两手往日袋里一插，哼着歌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暧，你看，我就这么一边走，一边哼，就是这样！
我才不求饶呢！我都想好了，顶多下放到农场去放鸭子！
鸭子没放成，后来倒是骑上马了。那是在阿尔泰的一个牧区，一眼望出去，一座接一座的山，就是不见一个人。有一天，突然铺天盖地地下起雨来。我干脆把马收住，一个人静静地欣赏起蒙蒙细雨中的广漠的世界来了。山连山，山套山，不见一个人影。我觉得世界是我的！多少日子以来，我没有这么痛快过。我一边扬鞭，一边唱起山歌来了，能发出多大的声音我就发出多大的声音。我要把压抑在肺腑里的感情都唱出来。
到那时候，实际上已经查清我没有问题了。可是明明是我被人整了，还得让我说：你们当初整我也是对的。我偏不说，哪怕因此而得不到“解放”。如果是正常的审干，那是对的。可这是先宣布结论，然后再用审查去证明这个结论！我最恨自欺欺人！人的感情、人的性格是不应该任其扭曲的！我这人有点像皮球，你不惹我，不招我，我不会自己蹦起来的。但是你要是拍我，那么你拍多高，我跳多高！小拍小跳，大拍大跳！
我的自尊心从小就强。我总希望把工作做得很好，希望大家对我有个好印象。所以我原先非常注意影响。工作再难、再累，我都不怕，就怕别人议论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人家说我太粗心。我难受了一个月，真是揪心地难受，觉得那么丢人啊！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可想通了--人的好坏，终究不是舆论所能决定的。真正能毁掉一个人的，只有他自己；真正能提高人生价值的，也只有靠自己。所以我变了，变得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了。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人只应该承认真理，不应该承认权势！
（是啊，一个人，如果既不想用权势压人，又不屈从于权势，那么，即使在污浊的气氛里，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是可以不被污染的。啊，难得纯净！）
“刘指导，电报！”小李莉来了。
“哦？嗯，比赛提前了！我想想--”刘波陷入了沉思。
“李莉，你想妈妈吗？”我问。
“嗯。”她笑着，但笑得很艰难。她的眼睛里已满是泪水。她不仅要不让泪水掉下来，还要保持住微笑的表情，所以脸憋得通红了。多么懂事的孩子啊！
“刘指导！”叉一个穿高领毛衣的姑娘笑盈盈地站在门口，“一会儿怎么安排？”
刘波收起电报：“一会儿小俞练正手打两点，再练侧身推挡和发球抢攻。小高练正手攻和反手推，然后练全台削一点，再用多球练长短球。李莉今天身体不太好，就做做手步伐。”
“嗳。”姑娘又笑盈盈地拉着李莉走了。
“刘波，我有一种感觉：你们这儿的气氛很融洽。”
“这也需要相互间的理解。”
我心里不觉一震。人们多么需要互相理解啊--理解自己的朋友，理解自己的爱人；理解自己的领导，理解自己的部下；理解比自己先进的，理解比自己后进的；理解比自己年长的，理解比自己年轻的。理解可以弥合性格的差异、年龄的距离、时间的沟壑和地点的隔阂。8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代沟。甚至子女不理解父母，父母也不理解子女。我想到小李莉、穿高领毛衣的姑娘，又想到刘波。我在她们之间感觉到一种沟通，一种因为理解而形成的感情的沟通。那么，她们之间就没有代沟了？刘波常年和下一代、甚至几乎是下下一代的人生活在一起，在这方面就没有苦恼？
“我们可以接着谈了吗？”我只能穷追不舍了。
接着谈吧--现在的年轻人都复杂啦！有一次，一个运动员说：现在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我一听就气了。我说，那你妈也利用你，你也利用你妈？他说，那不。我说，那我利用你什么？我干不干也是这些工资！
当然，我的工作方法也得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有一阵，正是比赛紧张的时候，一些男队员老听邓丽君的歌。我说，运动员就应该有运动员的朝气，邓丽君能给你们多少力量？你们干的是顽强拚搏的事业，可是你们听的却是我的妹妹呀我的哥哥呀的，十几岁的娃娃听这个能得到什么？
可是我一走出他们的宿舍，他们就故意扯起嗓子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故意唱给我听啊！
我只好当作没听见。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教育别人，首先要明确，第一不是要把人整一下。第二，你既然限制他的自由，他自然不高兴。我应该有这个胸怀--允许他一时不高兴，甚至发牢骚。否则，他既不同意你的意见，又不敢表现出来，那就只能使他更反感，使他变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真情实意愈来愈少，虚情假意愈来愈多。而这是我最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