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提干后主要做什么工作？那段生活怎么样？
阎：提干后先是文化干事，后来当了指导员。
梁：在连队当指导员的这段生活对你的写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阎：这是我在部队里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后来，大家所说的“农民军人”的形象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如《中士还乡》、《夏日落》、《和平雪》等一批作品都与这段生活的积累有关。可惜在连队待的时间太短了，只有半年就从商丘调到开封了。
梁：调到开封你主要做什么？
阎：在第155医院做党委秘书。半年后，又调到军宣传处当宣传干事。
梁：那时候你的写作进展到哪一步了？
阎：发表了《小村小河》、《两程故里》，开始白天上班写材料，晚上加班写《东京九流人物记》这一“系列”小说。几年后，就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了。
梁：这时候，我觉得你的写作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你对文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已经从为了改变命运而爱好文学到了一种自觉的写作，已经视写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你对写作开始有了选择，不再是那种抓住什么写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式的写作了。
阎：也许是这样。的的确确写作已经开始吸引我了，我感觉自己开始和小说的某种东西接上头了，并且开始抓住了小说的某种元素。
梁：你觉得最早是哪一部小说体现了你认为的小说元素？
阎：《瑶沟人的梦》。
梁：上世纪90年代初，你的“瑶沟系列”已经很有名气，《瑶沟人的梦》与《瑶沟的日头》发表出来之后，为你赢得了一大批读者，得了各种各样的奖，可以说那几年你的写作如日中天。但一些文章介绍，好像就是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不行了。可这几年，你的写作量似乎更大了？
阎：对，这就是我比较傻的地方。当时没有意识到那么严重，想一般的腰病，治一治就好了，还继续写《最后一名女知青》那部长篇。虽然这个小说写得不好，但却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成为了我身体好坏的分水岭。
梁：究竟是什么病？
阎：简单地说，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些天生的腰椎畸形，症状是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不能干活，只能躺下不动。
梁：那你当时是怎么写作的？
阎：腰上系一个非常宽的大腰带，是用钢板做的，把腰支撑起来写。
梁：那时候比现在还严重吗？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情形？
阎：比现在严重多了。最严重的时候是系上宽腰带也坐不起来，就得趴在床上写作。后来，又因为经常趴着写作，颈椎又疼痛不止，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实在要写，就仰躺着写作。
梁：原来我看一些文章提到你躺着写作的事情，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有如此大的意志呢？我总以为大家在夸张呢！刚才看到你当年用来写作的躺椅才深有感触，体会到了某种凄凉的意味。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你在那样的身体状况下还坚持写作？并且正如你所说，那一段时间正是你写作数量最多的时候。
阎：不是意志，是无奈。那时候刚从河南调到北京来，人家二炮费那么大周折把你调过来，就是为了让你工作，你不能一个字不给人家写，天天去看病。躺椅和写作的铁架子是我所在的电视剧制作中心特意跑到残联设计、定做的。人仰躺在椅子上，架子倾斜在面前，这样，头可以不动，比趴在那儿写要好一点。《日光流年》的前半部就是那样仰躺着写出来的。
梁：当时你的心情怎么样？
阎：有时候也特别绝望，有时候也无所谓，也暗自落泪。
梁：这种灰暗的心情有没有影响你那一时期写作的基调？如《耙耧山脉》的凝重，《年月日》、《日光流年》中对死亡的抗拒和顽强的生存意志等等，与你前期写作的《斗鸡》、《瑶沟人的梦》相比，似乎进入对生命的更深层次的体验中了。
阎：肯定会有一些影响。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这种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因此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一个不健康的人对生命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但是，常常在绝望中会爆发出一种激情。一个人肉体的抵抗力在减弱，但是他内心的、精神上的抵抗力一定在增强。健康人可能不需要对生命有什么对抗的东西，但是，不健康的人的内心可能始终处于和生命的某种东西在对抗的状态之中。
梁：其实你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对抗的反映，这是你的小说直接面对生命存在和生命体验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自觉地关注个体生命的内心挣扎，这在你的《日光流年》、《年月日》、《耙耧天歌》以及《坚硬如水》等“耙耧系列”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使你的作品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