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国性的科研成果鉴定会邀请一位著名科学家参加。这位科学家一大早给别人打电话，说我搭你车去行不行？问你没有专车吗？说，笑话，我凭什么有专车？问那你怎么不要车，你不是有资格要车的吗？说我不习惯要车，凑合着搭你的车去算了。你几点走？我提前到你家楼下等着。就来等了，在瑟瑟的寒风里站着等。说出来你也许不会相信，这位科学家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他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院士。
这就是中关村。吃着草，挤着奶和血的中关村！
看懂了中关村，也许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科学家的确切含义。所谓中国科学家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样子很普通，生活很简单，甚至可以说很穷酸。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却从无怨言。他们一代一代超负荷地用自己的身躯构筑着中国的科学筋骨，只为了一个不灭的希望：
用科学的筋骨支撑起中华民族不弯的脊梁！
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中国科学家王大珩怀着这个不灭的希望，匍匐案头，向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郑重地写下了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
没有人要求他这样作，他自己也无法断定这样作是否会有结果。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这样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科学家，他的身后站着中关村的良心，站着整个中华民族，站着曾使一个民族受尽屈辱的中国现代史，站着让一个民族如醉如痴地作了几代的强国之梦。
他别无选择。
1986年3月3日，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通过非正式渠道呈送到邓小平面前。上面附着一封措辞简短的信：
敬爱的小平、耀邦、紫阳同志：
首先向您们致敬！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家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家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敬上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邓小平的目光停在了王大珩三个字上……
此刻，中国和世界都在等候着这位饱经风霜的中国政治家的历史抉择。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候，科学家常处于一种很悲哀的地位，他们的真知灼见往往要依赖政治家的洞察力和决策水平才能得以实现。为这句话作注脚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拿破仑和罗斯福的故事。
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拿破仑曾以他的胆识和魄力征服了整个欧洲。公平地说，拿破仑对科学、对科学家是很尊重的。他曾在一次率部队经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下令让学者和驴子走在队伍的中间，以便得到保护。这个著名的“学者和驴子”的佚闻，充分地表现出拿破仑的远见卓识，为拿破仑赢来了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极好声誉。
但拿破仑也有缺乏眼光的时候。拿破仑战争时代，一个叫富尔顿的年轻的美国发明家，在法国用瓦特蒸汽机作为动力，造出了一艘汽船。富尔顿找到拿破仑，向这位法国皇帝申请资助，建议建立一支由蒸汽机舰艇组成的舰队。他满怀信心地告诉拿破仑说，您若是拥有了这样的舰队，无论在什么天气下都能在英国顺利登陆了！拿破仑根本不相信富尔顿的神话，军舰没有帆怎么可能行走呢？在这个小个子科西嘉人的想象中，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认为富尔顿是个骗子，干脆将他赶了出去。
于是，拿破仑与一个拱手送到眼前的机会失之交臂了。
富尔顿回到美国，于1814年为美国海军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军舰。从此开创了海上作战的新时代。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曾经评价说，这是一个由于敌人缺乏见识而使英国得以幸免的例子。如果当时拿破仑稍稍动一动脑筋，再慎重考虑一下，那么，19世纪的历史进程也许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罗斯福则比拿破仑聪明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流亡到美国。他听说德国正在加紧研究链式反应，并禁止被其占领的捷克铀矿石出口时，立刻意识到德国可能正在研制原子弹。若让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拥有了原子弹，人类的未来将不堪设想。西拉德立刻草拟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和其他两位物理学家一同找到了爱因斯坦，希望爱因斯坦以自己的威望给美国总统写信，说服美国政府率先研制原子弹。爱因斯坦很赞同他们的想法，立刻在西拉德写好的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爱因斯坦把这封信交给了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和顾问萨克斯，委托他一定要面呈总统。
1939年10月11日，萨克斯亲手将爱因斯坦的信交到了罗斯福的手中。开始，罗斯福总统没太在意。看过信后，总统只随便地说了一句：“这倒是个有意思的想法，不过现在政府没有精力考虑这件事情。”就随手放到一边去了。萨克斯一看总统无意支持此事，心里非常着急。第二天，趁罗斯福总统请他共进早餐的机会，萨克斯为总统讲述了拿破仑当年拒绝富尔顿建造汽船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果然打动了罗斯福总统，总统当即叫来随从，命令立刻组成一个铀咨询委员会。这件事最终促成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并因此把人类战争带入了核武器时代。
罗斯福的聪明在于他敏锐的科学意识，在于他懂得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迅速地调整思维偏差，及时抓住科学赐予他的机会。
那么，邓小平呢？
邓小平甚至不需要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说服，作为中国最高决策者的邓小平，当然不会错过历史赋予他的机会。
3月5日，看过四位老科学家联名签署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之后，邓小平当即作出批示：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批示后，国务院很快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的通知。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
这个计划根据王大珩等人提出的建议，采取了制定有限项目实行重点突破的方针，重点选择那些对国力影响大的战略性项目，强调项目的预研先导性、储备性和带动性，并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这是一个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国内外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由于促成这个计划的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进行的，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名字“863”一下就叫响了。
举世瞩目的“863计划”就这样诞生了。
十年后，1996年3月21日，北京的一家报纸在头板醒目位置这样向人们介绍着硕果累累的“863”
“863”使美国麦道公司与我们合作生产飞机机头；
“863”使15000多种军工产品转为民用，增加产值上百亿元；
“863”使卫星覆盖率达国土的80%以上，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大大提高；
“863”使每位国民多得口粮25公斤；
“863”使中国人拥有“工业领先”的企业；
“863”使每个新生儿对乙型肝炎免疫；
“863”使共和国拥有向世界科技前沿冲击的队伍；
“863”在“九五”期间的实施将强有力地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到2010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从1994年的8.3%增长到25%……
这就是“863”！
显然，这家报纸是想用直观的例子和更接近老百姓生活的描述来说明“863”。其实，“863”何止如此！
至1995年底，“863计划”囊括的7个高技术领域中所选定的2800多个课题，已有1398项（占49.9%）完成并取得了成果鉴定。其中：550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占39.3%）；475项已进入应用领域（占33.9%）；133项已转化为产品（占9.5%）。在参加“863计划”的3万人次科研人员中：有数百人被培养成为决策层次的专家，其中数十人已被接受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同时还培养出博士后207人；博士1490人；硕士3868人。
这些，也许还不是“863”的全部。
“863”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她再一次点燃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她必将照亮中国人做了几代的强国之梦！
在“863计划”十周年的日子里，王大珩谈到自己所起的作用时，曾形象地说：“我们只不过起到了一点催化剂的作用。”
催化剂是一种为改变化学反应速度而加入的一种物质。又称“触媒”。
严格的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甚至包括一个国家，他们在社会历史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都只能是催化剂的作用。只不过其作用有大有小有正有副罢了。催化剂的特性决定了它既可产生正催化作用又可产生副催化作用。也就是说它既可加速反应速度，又可减缓反应速度。于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就常常会出现种情况，原本希望加快反应速度，但却事与愿违，反而减缓了反应速度。而能否正确地发挥对社会发展的催化作用，关键就取决于作用者是否具有敏锐的目光和胆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双王大珩那样的国家的眼睛；不是每个人都能象王大珩那样用国家的眼睛去看世界；不是每一双眼睛都能看清国家的命运。不是每一个看清国家命运的人都能及时地发出震耳聩聋的呐喊。这既需要有高屋建瓴的敏锐和智慧，还需要民族的良心和勇气。真正能做到这些的人，才有可能超出个人力量的囿制，把个人的影响渗透到一个国家或整个民族的行动中去，在历史发展的某个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但仅仅如此似乎还不够，催化剂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这就是它一般具有选择性，它只能使某一反应或某一类型的反应加速进行。这自然就涉及到政治家的素质问题了。如富尔顿和拿破仑的故事那样，再有效的催化剂在短见的政治家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应该说，王大珩是幸运的，他有幸找到了邓小平，找到了这个必将大写在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政治家。于是，科学思维与政治思维在一个契合点上碰撞出火花，一个必将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重要影响的计划便由此产生了。
能遇到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是科学家王大珩们的幸运。
能遇到王大珩们这样的科学家，是政治家邓小平的幸运。
那么，能同时拥有邓小平和王大珩们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幸运了！
“863”之后，王大珩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科学咨询活动中去了。他充分利用参加人大和政协这样一些国家最高政治活动的机会，积极参与提案工作。几年来，出自王大珩之手的重要提案不断：1988年，王大珩做为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应恢复政协中科协专组的意见》，后在会上得到通过，在政协中恢复了文革前的科协组；1989年，鉴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王大珩与王淦昌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此项建议后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并已开始实施；1989年，在王大珩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我国颜色标准委员会，最终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其间还为我国国旗制定了法定颜色标准；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工程界盼望已久的中国工程院遂于1994年正式成立。
随着科学咨询范围的扩大和深入，王大珩的眼界更加开阔，目光更加犀利了。他开始越来越自如地用国家战略的眼光去观察问题，越来越自觉地站在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各个领域中去了。
1986年3月5日这一天，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历史性抉择。而王大珩则迈出了从一个学科科学家走向战略科学家的最关键的一步，完成了从普通的学科科学家到国家级的战略科学家的质的飞跃。
这一步，王大珩走过了整整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