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激动时的王大珩与平时比简直是判若两人。平时，王大珩是个典型的儒雅温和的好老头。眼镜常常滑落在鼻尖上，眼睛总是在镜片后面和善地微微眯缝着。但一旦情绪激动时，王大珩那眯缝着的眼睛就会突然睁开，炯炯地射出睿智的光。这时，你就会看到另一个王大珩：一个容易激动的、极有个性的王大珩。
近几年来，王大珩一直在积极主动地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科学咨询。这项工作是从1980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被当选为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后开始的。
到技术科学部后，王大珩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具有最高科学咨询功能的科学院各学部，很少在为政府提供科学咨询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大珩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对科学思维在决策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还缺乏一定的认识，想不起来向科学机构咨询；二是各学部本身缺乏咨询意识与参与意识。科学院应该是政府决策的最高科学咨询机构，但长期以来由于忽视对这一功能的使用，造成了咨询功能的退化，各学部基本上是处于消极等待咨询的状态。结果，一方面不主动寻求咨询，一方面不主动提供咨询，所谓最高科学咨询机构就几乎变成了一句空话。
科学咨询历来在国家决策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国家研究委员会、英国的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和苏联的科学院都扮演着同一重要的角色。二战时期，王大珩在英国就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当时，英国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赖船只运进英伦半岛，但是，运输船经常被德军潜艇击沉，这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向科学家征询意见。一位数学家依据数学中的概率原理提出了走船队，重点保护的方案。按这个方案实施后，果然情况出现了极大的好转，大大降低了损失率。这个科学家因此而为英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据说，后来还由此而发展起了一门新兴学科，这就是现在的运筹学。
这种科学成功地影响战争、影响政治的事例在二战时期简直数不胜数。另一个也发生在英国的更具说服力的事例，就是英国在战时设立的“蒂泽德委员会”。蒂泽德委员会是一个空军防卫科学研究委员会，其宗旨是“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以加强目前的防御措施，防止敌人的空袭。”委员会成员除空军部长H·E·维姆伯瑞斯外都是清一色的科学家。主席亨利·蒂泽德爵士是化学家、大学校长。两个最著名的委员A·V·希尔和布莱克特都是卓越的科学家。其中希尔是世界最著名的生理学家之一，1922年曾获诺贝尔奖；布莱克特是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学生，当时只有37岁，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秘书A·P·罗维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后来以英国战时研究机构中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无线电通讯研究机构的总指挥而闻名于世。蒂泽德委员会被称为是历史上规模最小而效果最大的委员会之一。它在雷达的研究还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研制雷达的决定，并为推进雷达的研制进程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沃森·瓦特的雷达研制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使得英国在后来的大不列颠战争中抵御住了纳粹德国的疯狂空袭。
王大珩深知在当前世界进入高科技发展的时代，科学思维必将在政府决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是个做一天和尚就必须要撞一天钟的人。到技术科学部后，他开始接触到许多涉及到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强烈的责任心使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对科学咨询问题的思考又促使他下决心要打破这种僵局。王大珩想，如果我们改变被动等待咨询的态度，主动向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提出建议，就可以打破这个僵局。一来能及时地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扩展思路。二来也可以引起政府部门对科研咨询的重视，使他们看到科研咨询的作用，进而唤醒他们主动向科研机构进行咨询的意识。于是，王大珩率先在技术科学部提出了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咨询的口号，鼓励科学家结合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供情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很快，科学咨询便在科学院内部形成了风气。科学院把科学咨询纳入了议事日程，在各学部中都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要求各学部积极主动地向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咨询。
几年来，王大珩主动为政府提供过许多科学咨询，他提出的建议大都被决策部门所采纳。此刻，王大珩心中有一种感觉，自己目前面临的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课题。
一个急刹车，王大珩猛地抬起头。
红灯。
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被迫喘息着匍匐在路上。
“这是什么车？”王大珩指着一辆车问道。
司机师傅扭过头，眼睛霍然一亮，“呵！这是超长型卡迪拉克，美国车。”
“买一辆这种车得多少钱？”
“100多万吧？”
“那么多？”
“得！现在啊，这北京街面上的好车海了！您看前边那辆灰色的，那是奔驰600，最新款。这边这辆黑色的是大林肯，那辆是凌志，那边那辆是沃尔沃。这些车，哪辆没个几十万上百万的也买不下来呀！”
绿灯亮了，车流又开始缓缓地向前蠕动。
沉默了半天，王大珩突然冒出来一句：“少买几辆车行不行？我们就不能少买几辆车吗？”
“什么？”司机师傅莫名其妙地问。
没有回答，只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一条消息固执地停留在王大珩面前：
据报道，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对“星球大战”计划的进展表示满意。据基沃思透露，目前美国已有可能解决助推段反导弹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沃斯讲话不到半个月之后，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在260公里高空，2.8万公里时速条件下首次接受了陆基激光的反射镜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王大珩多少有些烦躁地把这份材料推到了一边。但另一条消息却又立刻突兀地跃入他的眼帘：
据英国报刊最近报道，英国以史密斯教授为首的20多名科学家在研究光计算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英国政府迟迟未向其提供研究经费。美国防部获此信息后，立即从“星球大战”计划经费中拨出15万美元，提供给史密斯。若美国获得此项成果，将对“星球大战”计划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王大珩突然耐不住站起身，在房间里打起转来。
几天来，王大珩始终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越来越紧地攫住了他的心，使他的心中不断地涌动着一种冲动。虽然，他还来不及理清思路，不清楚自己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但他已明确地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了。
王大珩正在屋里一边打着转，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刻不容缓！刻不容缓！”的时候，一个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见到来者，王大珩的眼睛立刻亮了。
来人是陈芳允，我国著名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是一位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的科学家。他长期从事航天地面测量系统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曾主持试验通讯卫星和微波测控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那天的会议陈芳允也参加了。快到中午的时候，陈芳允和王大珩相继发了言。他们都发现对方的见解与自己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认为，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目前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今天，陈芳允就是专为此事来找王大珩商量的。
一上来，他们就谈得很投机。他们都是“两弹一星”的元老，都曾亲身经历过核武器从“一点没有”到“有一点”的过程。对“一点没有”和“有一点”大不一样的经验都有着切身的体会。
他们说，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们的国力还不如现在雄厚。但我们硬是咬着牙搞出来了，人家就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看待，就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我们占据一席之地。
他们说，现在我们虽然还很落后，但比当年毕竟好得多了。如果这一步不跟上，我们就有可能被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彻底抛弃。
他们说，国家与小家一样，都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都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不得不花的。涉及到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而且必须要花！
他们说，没钱我们突出重点项目行不行？我们制定有限目标行不行？
他们说，没钱我们少买几辆豪华矫车行不行？我们不坐进口汽车，坐我们自己的国产车行不行？
他们谈了很久，谈得很激动。
“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反映？”陈芳允说。
“对，应该让最高领导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
王大珩突然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中关村，中国的“硅谷”。
这座解放后崛起的科学城几乎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表面上看，这里与他处别无二致。一样的市俗街景，一样的碌碌人群。站在科学家群居的中关村街头，你绝对看不出那些从你身边匆匆走过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但在这里，一位穿戴陈旧斜背挎包在公共汽车站牌子下等车的老爷子，也许就是你从小一直仰慕的著名物理学家或数学家；一位提着菜篮子在自由市场与小商贩讨价还价的老太太，也许就是位声名显赫成就卓著的化学家或生物学家；一座简陋的屋檐下可能正在完成一项国际性的尖端课题；一所普通公寓的灯光可能正在照亮一个令世界瞩目的重大项目……
这就是中关村。极普通而又极不普通的中关村。
中关村流传着许多街头故事。比如：在中关村友谊商店，一个外表疲塌极不起眼的老头要买东西，售货员忙于热情接待几位老外，对老头不予理睬。但几位老外国籍不同，售货员难于应付。正瞠目结舌之际，老头从容上前，操几国外语流利对话。老外和售货员自然都遇到救星般喜出望外。最后，待得知老头身份后，老外们个个肃然起敬，售货员则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又如：一位不讲究衣着的简朴老妇在商场购物，与营业员发生争执。营业员出口不逊，老妇气得面红耳赤，喘息不止。这时，从侧面冲出一人，指着营业员大喝一声：“住口！你怎么敢这样对她说话？你知道她是谁吗？”营业员毫不示弱：“怎么着？我就这么说话，爱谁是谁！”“告诉你，真要把她气坏了你可担待不起！”营业员嗤道：“您别来这套，我还真就不吃这个！就冲她那副模样，好赖我担着了！”“好吧，我告诉你，她是×××！”营业员果然愕然，立刻就此打住，再不敢多出一言--她万万没想到，面前这位不起眼的老太太竟会是久闻大名的大科学家。
于是，中关村街头就出现了一句听着不恭却又透着几分形象的调侃：远看像逃难的，近看似要饭的，走到跟前一问是中科院的。
这就是中关村。不可貌相，不可斗量的中关村。
有一位老板同长春光机所的人一起来中科院谈合作项目。光机所的人说我领你到中关村住吧。老板问条件好吗？回答说那是专门接待科学家的，中科院院士来北京都住在那里。老板自然也想享受享受院士级待遇，立刻表示赞许。于是，老板被领进一个陈旧的招待所，安排到一个半地下室的房间。看着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窗户，老板不相信地问，你们是懵我吧，院士能住这？回答说一点没错，院士都住这。并指着身边走过的一个头发雪白的老头说，你看，那位就是中科院院士，不信你可以问问。老板没问，呆呆地看着老头手里端着的饭盒，看着饭盒里的馒头大白菜，看着那满头漂动的白发，梗在那里，久久说不出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