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宇宙之母，是人类的使者，因为有了光，人类才走到了今天。
1995年1月，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同时在显要位置播发了一条重要消息：
1月12日下午3时，“何梁何利基金”首届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钱学森、黄汲清、王淦昌、王大珩等4位著名科学家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各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100万元港元；
陈景润等20位著名科学家获“何梁何利基金”奖，各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10万港元。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宋健、李贵鲜、钱伟长等出席大会，并为24位获奖科学家颁了奖。
据有关方面介绍，“何梁何利基金”是由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利国伟先生、名誉董事长何善衡先生、资深董事梁琚博士和何添博士各捐资一亿元港币，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科技奖励基金。其宗旨在于奖励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以促进中国的科学研究，振兴中华，推进国家现代化大业。
此项义举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赞许，受到我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100万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科学家所获得的最高数额的奖金！这条消息立刻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是夜，王大珩的家中宾客如云，电话铃声不绝于耳。
老人一拨又一拨地接待着前来道贺的客人，一次又一次地起身去接电话，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谢谢！谢谢！
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次评奖的过程，谈论着这批获奖的科学家，谈论着这种奖励的形式。但却独独避开了奖金。
没有人提到这100万。
稍晚些时候，一位老熟人推开了王大珩的家门。这位老熟人与王大珩交往很深，彼此之间说话十分随便。
一进门，老熟人便笑呵呵地朝着王大珩说：“王先生，恭喜您了。”见王大珩只微微一笑，便故意上前逗道：“恭喜您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了！”
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含糊起来，王大珩似乎想调侃一下，但声音里却流露出一种明显的无奈：“真是的，没想到我一夜之间就成了“大款”了？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呀。”老人喃喃地说着，语调竟不觉变得沉重起来“你说，这叫我可怎么办哪？
老熟人惊奇地抬头望着去，看到老人那疲惫的脸上写满了惑然。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太不习惯把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与金钱、与物质回报联系在一起了。
在几千年传统道德观念的教化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推崇道德精神为荣，以贪恋金钱物欲为耻。有许多这样的古训：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守一室诗书足矣，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等等。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早已习惯了固守精神、固守清贫。
一位光学界的美籍华人到中国来访，他一直十分敬仰王大珩，这次来他提出一定要到王大珩的府上拜望。当离开王大珩家之后，这位美籍华人十分惊讶地忍不住感叹了一句：“真没想到，王大珩先生的寓所会是这么简陋！”这句话后来传到了王大珩那里，王大珩听后只淡然一笑，说：“我认为我的居住条件很好嘛。”
100万，对王大珩来说、对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说实在是有点太奢侈了。这个数目足足可以把许多科学家吓上一大跳！
得到了100万的王大珩，为如何处置这笔钱思虑了很久。始终有一种感觉跟随着他，仿佛这笔钱本不属于自己，自己没有理由心安理得地全部收下。有很长的一段日子，老人一直在为这笔钱忙，忙着同有关方面研究、商量，希望能探讨出一个最合适的处理方案。
最终的结果是，王大珩拿出五十万交给了中国科协，在中国科协设立了“迎光基金”，奖励那些在光学领域做出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和各大学光学方面成绩优秀的研究生。
直到这件事情办成了，直到这笔钱拿出去了，老人才在心里悄悄地松了口气。
那么剩下的50万呢？
老人说：“我留下了五十万。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下来了，以后再参加一些国内外的活动就不好意思再让单位负担了，应该自己负担才是。比如这次去漠河观看日全蚀，我就是自费去的。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百万富翁了，”说到这，老人艰难地笑了笑继续说道“过去我出国或国外同行来看我，都是他们请我的客。那时候他们都知道我没钱。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知道我得了一百万，我怎么也不能太寒酸了吧？总得拿出些钱来请请大家了吧？”
我突然有些后悔向老人提及这件事了，只好拼命地点头，表示赞同。
老人似乎得到了些安慰，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十分认真地对我说：“这些钱我还想再拿出来一点捐给希望工程。”说完这些，老人的眼里依然流露出隐隐的不安。
面对老人那诚恳的目光，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想，这就是受得起挫折与苦难却却受不起荣誉与金钱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承受过那么多的艰难困苦，却承受不了对他们的一点物质褒奖；他们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仍然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100万。
心安理得的是那些从科学、从科学家的成果中得到了最大实惠的人。
听说不久前在北京的一家大饭店里，有一位中国“大款”不知为什么与一位老外骠上劲儿了，两个人对着摔开了酒瓶子。结果中国“大款”越摔越勇，越摔酒的档次越高，终于把老外摔得心跳手软，狼狈休战。
据说，仅这一次为骠劲而摔掉的就不止一百万！
据说，摔酒瓶的就是一位从科研成果中获得了极大经济效益的人！
一个世纪以前，当迈克尔·法拉第讲述他对电的研究时，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格拉斯通突然打断了法拉第的话，不耐烦地问道：“但它到底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当即回答说：“啊，阁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就会收它的税了。”
在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之后，我们总算明白了法拉第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向我们讲述过的科学也是生产力，科学也能创造物质财富的道理。如今，人们越来越懂得科学的价值，越来越学会利用科学的价值了。高科技也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地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越来越有力地显示出其自身所具有的无穷潜力和无尽价值。
美国华盛顿著名的布鲁金斯学院的一篇研究文章，在比较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时曾列举了以下几个例子：
1930年每位旅客每英里空运收费为0.68美元，而1990年为0.11美元；
1930年纽约与伦敦之间每分钟的长途通话成本为244.65美元，而1990年为3.32美元；
按照性能价格比估算，美国商务部1990年使用的计算机，如果价格假定为1千美元，那么在1960年则应为12万5千美元。
新技术进步大大减少了运输、通讯和计算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工业化国家的非工业化趋势和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97年3月31日，美国商业周刊刊登文章称：
据最新统计表明，就行业产值和就业这两项指标看，美国高科技行业业已成为支柱产业。1996年其产值达4200亿美元，占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5%（1996年美国GDP为75910亿美元）；其就业人数统计分三个部分：核心行业（即计算机、软件和通信）、相关工业和其他经济领域，总就业人数共计910万，其中核心工业为380万，相关工业为180万，其他经济领域中从事高科技工作如编程、网络等的就业人数为350万。
科学无价。科技劳动的许多成果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来兑换的，科学带给我们的往往不止是可见的那一部分物质利益，而是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怎样奖励科学家都是不够的，无论奖励多少，他们都当之无愧！
1997年3月初，八十二岁高龄的王大珩自费去漠河观看本世纪最后的一次日全蚀。
王大珩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由于父亲一直在天文台工作，自己从小耳濡目染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实想一睹为快；二是也想身体力行为青少年做个表率。王大珩一直热心于做青少年的科普工作，他想，自己如此高龄还积极参加科学观测活动，这一行动的本身或许会在青少年中产生影响，激发起青少年对科学的热情，带动更多的青少年积极参与科学活动。
在漠河那个寒冷的边地，王大珩与同去的七位院士一起度过了紧张而愉快的几个日夜。除了观测之外，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人们签字了。每天都有上百人手持专为此次日蚀发行的纪念封或笔记本要求院士们为他们签字。大多是一些青少年，还有由父母带来观看日蚀的孩子们。
王大珩很高兴，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青少年热爱科学、热爱科学家的场面。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拉着妈妈的手，兴致勃勃地挤进人群，手里举着一个漂亮的日蚀纪念封要求签字。小女孩的脸兴奋地泛着红光，样子十分迫切。王大珩笑眯眯地接过小女孩手中的纪念封，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时，听到旁边的何泽慧院士问了一句：“小朋友，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签字呀？”小女孩毫不犹豫地朗声答道：“有你们的签字，这个纪念封以后就值钱了！”
空气突然凝滞了，正在签字的几只手不约而同地抖动了一下，停了下来……
王大珩的手也抖动了一下也停了下来。他望着脸蛋像花朵一样美丽的孩子，望着孩子手中那张他刚刚签过字的纪念封，半张半合的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简直没想到，自己一生的追求，竟被一个孩子用一个“钱”字便轻而易举地给简化了！
1997年3月7日8点40分左右，王大珩在东北极地的漠河上空，看到了一轮黑太阳。
但只短短的几分钟后，太阳就顽强地从黑影后面显露出来，越来越多地投射出缕缕光芒。
半个小时后，黑影在太阳的逼视下完全褪尽。新鲜如初的太阳仍旧高昂着骄傲的头，以永远不变的姿态为茫茫天宇举着不灭的光明。
身旁，一位女教师正指着太阳对孩子们说：“光，是宇宙之母，是人类的使者。因为有了光，人类才走到了今天！”
望着孩子，望着太阳，老人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