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问爱不爱发火呀？爱发火，火气还正经挺大呢！怎么说才能让你相信呢？对了，长春光机所里曾经流传过这么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大珩抓杯子把。知道为什么怕吗？是因为王大珩只要讲话讲到激动的地方，就开始到处摸自己的水杯子，等到他摸到了水杯子抓起来往桌子上这么一磕，那火跟着就发起来了。常了，大家一看他摸杯子心里就打鼓，就知道事情搞坏了，所长要发脾气了。百分之百都是为了工作上的事发脾气，没别的。说心里话，还真都怕他，人家在理呀。他不会拐弯磨角，也不会留情面，不会！你是问都对谁发脾气呀？干部呗，越是领导干部他批的就越狠。不，不，从来不对工人发脾气，从来不！
发火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上边要砍工厂。好家伙，跟上边拍起桌子瞪起眼睛来了！当时仪器馆不仅在长春有工厂，在上海还有工厂呢。那时候，什么都时兴学苏联。科学院组织人到苏联去考察，有人看到苏联科学院完全是搞基础研究的，就想套用苏联的模式规范自己。说仪器馆这种研究所带工厂的形式是四不象，应该分开。东北分院有一个领导就把王大珩叫去谈。王大珩不同意这种意见，竭力阐述研究所与工厂相结合的必要性和这种方式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反复讲离开工厂就做不出东西，干不了事的道理。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听，任你怎么说，就是一句话：必须把工厂砍掉。王大珩一下就火了，拍着桌子喊起来了：“砍掉工厂我就不干了！”说罢，掉头就走。后来，那位领导把状告到东北分院院长武衡那里去了。本以为武衡能给他撑腰，没想到武衡听了后却哈哈一笑，说：“我看王大珩讲得满有道理嘛。我看呀，他的事你就不要管了，他愿意怎么干就让他怎么干吧。”没成想，王大珩倒赢了。
严呀，王大珩管得可严了，工作上差一点也不行。对下面的科技项目论证他抠得那才叫严呐，有一点含糊其辞也甭想过他那个关。平时的管理也严，常到研究室、实验室东摸一把、西摸一下地检查有没有灰。要是让他在仪器上摸出灰来，那就谁也别想脸上好看了。有一次，王大珩到一个实验室去，无意中发现有人把钳子、螺丝刀等工具丢弃在测量平台上了。测量平台要求台面必须保持十分光滑平整才行，否则就会影响测量效果，而把这些硬器放在上面是极容易损伤台面。一见之下，王大珩立时就火了。他当即把实验室的负责人叫过来，劈头盖脑就是一顿训。训得那才叫狠呢！谁都看得出来，王大珩是打心眼里心疼所里这点东西啊。
有股子“牛”劲儿，认真。在学术上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喜欢跟人家争论，常争得面红耳赤，到争执不下实在气极了，就说气话：“我不看你！永远不看你了！”可谁也不把他这话当真，因为他一回头就忘个一干二净。他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只要人家有道理，他一旦转过弯子来就会立刻接受，一旦接受了就会立刻向你承认错误，把你喊回来认认真真对你说：“对，我想过了，你刚才说的是对的！是我错了。”不管对方是干部还是群众，是下级还是学生，是年长还是年轻，他认起错来从来都那么自然，诚恳。
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性格走到这里突然来了个急转弯，毫无理由地呈现出巨大的反差，使人很难把过去和现在表现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
但这其实并不奇怪。任何一个人的性格都不是单一的，通常都有很多的面，只不过这些面不会同时都显现出来。有时候这个面会明显一些，有时候那个面又会突出一点，这其间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周围的社会环境、个人所处的位置以及年龄、身体等诸因素的变化。无疑，突然的压力和重负常会于瞬间唤醒一个人性格中较强的那一面，而这种较强性格的复苏，往往会强有力地激发起人的潜在能力。
王大珩从这时起，开始逐渐显示出了极强的科研管理领导能力。
1953年，仪器馆正式成立的第一年就大见成效，不仅完成了光学玻璃、显微镜、水平磁力称、材料试验机等项目的研究，还初步建立起光学设计与检验、光学工艺、光学镀模以及光学计量测试等技术基础。第二年，仪器馆就有五项科研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荣誉奖励。到了1957年，仪器馆不仅在光学玻璃熔制方面可以基本满足制造光学仪器的一般需要，还试制生产出用于国防军工方面的特殊光学玻璃。在光学设计方面也已经能掌握当时国际上若干尖端技术的设计方法，并能创造性地做出性能优越的光学系统了。除此之外，还掌握了利用多层镀膜制备干涉滤光片的技术，并建立起精密刻划及精密机械制造工艺等技术基础。
在成立后的极短短时间内，仪器馆就迅速创出了牌子。中科院的各个研究所在科研中只要发现缺少仪器设备，立刻就会想到仪器馆，想到王大珩。那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东西找王大珩要去！
几十年后，中科院的许多老先生还对此记忆犹新。与王大珩同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师昌绪先生曾回忆过自己的一段经历。五十年代时，师昌绪在金属研究所工作。当时，他正在做一个观察蠕变的实验，（金属在高温下形变的过程称为蠕变。）这种实验必须借助长聚焦镜头来进行观察，但是金属所没有长聚焦镜头，那时候这种东西又根本买不到。怎么办呢？师昌绪去找金属研究所所长李熏商量。李熏听了连“钵儿”都没打，立刻指点他道：“找王大珩去！”师昌绪就去找王大珩了。原以为这种完全是让人家来配合自己的工作，这种纯粹是给人家找麻烦的事，多说点好话人家能答应就不错了。没想到王大珩那么热情，一口应承下来不说，还安排做为重要项目重点研制，很快就把长聚焦镜头做出来了。把师昌绪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提起这段往事来师先生还是感慨不已。
1957年4月，仪器馆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王大珩任所长。
筹建仪器馆王大珩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龚祖同。
当初，王大珩刚刚回国的时候，龚祖同曾真诚地邀请王大珩去他那里共同研制光学玻璃。虽然由于客观情况不允许而失去了这种可能，但那一次与龚祖同的短暂接触，却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龚祖同年长王大珩整整十岁，王大珩入清华物理系的那一年，龚祖同已经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了。研究生毕业后他又去德国留学了四年，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1938年龚祖同回国。从那时候起，龚祖同就一直为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为研制光学玻璃而四处奔波。但是，他从昆明到贵阳，从秦黄岛到上海，整整奔波了十多年，吃了无数的苦，碰了无数的壁，最终却一事无成。王大珩太理解学长的内心痛苦了，他永远也忘不了龚祖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王大珩看出了龚祖同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着极强的责任心的人，认准了这位学长是与自己有着共同追求的能够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在写给龚祖同的邀请信中，王大珩诚心诚意地恳请龚祖同前来担任仪器馆光学玻璃实验室的主任，并承诺要为龚祖同提供研制光学玻璃的一切必要条件。王大珩知道只要有了能搞光学玻璃这一条，龚祖同就一定会来的。王大珩了解龚祖同，因为他们太相似了，同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在国外深造应用光学，同对光学玻璃有着特殊的兴趣。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只要能有机会发展他们共同热爱的光学事业，就一定会断然抛弃一切马上赶来的。
龚祖同果然欣然应允，立刻举家北迁，前来相见。
这是他们相识后的第二次见面，距第一次见面仅仅只有三年的时间，眼前的一切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年前是龚祖同邀请王大珩，而这一次则是由王大珩来邀请龚祖同了。三年前，龚祖同邀请王大珩的时候中国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呻吟，中华大地峰烟四起、遍地狼夷，人民水深火热、生灵倍受涂炭；而三年后的今天，祖国已是处处莺歌燕舞，一派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了。相见之下，两人心中不禁感慨万千。王大珩真诚地对龚祖同说：“龚先生，这才是我们干事业的年代，这才是我们发挥才能的年代！总算盼到了这一天，你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在一起共同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光学事业了！”
王大珩立刻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他郑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制光学玻璃的工作交给了龚祖同，同时交给龚祖同的还有他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他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龚祖同激动得紧紧攥着王大珩的手，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王大珩这样的做法都有些令人不可思议。为了光学玻璃，王大珩已经追求了许多年，牺牲了许多灼手可得的个人利益，做了许多的学术准备。但当条件成熟，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却轻而易举地放弃了，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积累的宝贵经验交了出来，把一个难得的机会让给了别人。这不能不使人大惑不解：难道王大珩就不想出成果，不想亲手研制出光学玻璃，了却自己心中多年的夙愿吗？
王大珩何偿不想！这显然是一件谁做谁出成果，谁做谁出名的事。哪一个科学家不希望从自己的手中出成果？哪一个科学家不希望亲手填补国家的空白？哪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不希望获得更多的荣誉？王大珩也是凡人，他既有做为科学家的对科研工作的痴迷和热爱，也有做为凡人的对荣誉的追求和崇拜。那么，是什么促使王大珩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是责任！责任，是可以使一个人在瞬间完成某种转变的巨大砝码。当王大珩接下仪器馆的工作开始用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的眼光看问题的时候，当王大珩意识到发展中国光学事业、精密仪器事业的重担已经压在他的肩头的时候，王大珩就已不再是昨天的王大珩了。昨天的王大珩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他再胸怀大志，再不乏远见，也难以摆脱自身所处位置的局限，也难免会使思维受到具体事物的囿制。但一旦责任的砝码确立之后，天平倾斜的方向便会立刻发生改变，毫不犹豫地转向更重、更大、更主要的一方。这时的王大珩想得更多的则是仪器馆的发展、是新中国的光学、精密仪器事业的发展了。王大珩深深地懂得，在目前这种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发展光学、精密仪器事业，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团结一大批人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最快速度地得到发展。王大珩尊重龚祖同，相信龚祖同的能力，他决心全力支持龚祖同，以研制光学玻璃为技术突破口带动仪器馆的工作，为发展中国的光学精密仪器制造业奠定基础。这时的王大珩心里已经容不下丝毫杂念了，他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