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祖同果然没有辜负王大珩的信任，他立刻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了。在最初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龚祖同一边风餐露宿同大家一起艰苦创业。一边亲自动手设计出了玻璃熔炉和光学玻璃的后处理设备。王大珩无条件地支持龚祖同，他和龚祖同一起带领大家，就着铁北的那个大烟囱一砖一瓦地砌起了第一个玻璃熔炉，盖起了一座玻璃熔制厂房。有了这些基本的条件，龚祖同很快就把光学玻璃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
人的潜力常常是不可估量的，它会因精神因素的激活突然释放出超常的能量。那段时间，龚祖同的精力显得格外充沛，他几乎不分昼夜地守在玻璃熔炉旁。连龚祖同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付出了十年努力而不得的光学玻璃竟会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就研制出来了。
中国科学史激动地记录下了这个日子：
1953年12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熔炼出我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诞生结束了我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后面永远地留下了龚祖同的名字。
那是12月里的一个最寒冷的日子，树枝上、房檐下处处结着一挂挂形态各异的冰溜子，结着一片片晶莹剔透的冰凌花，美得令人眼花僚乱、目不暇接。当龚祖同把一块水晶般的光学玻璃捧在王大珩面前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暗然失色了。
谁也没说太多的话，这是两个感情同样内向的人。此刻，话，都在他们的眼睛里。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让中国苦思瞑想了几十年的梦，注视着这个让他们吃了无数苦，花费了无数心血的结晶，两个人的眼里不由地都有了一些象水晶、象光学玻璃一样晶莹的闪动。
许久，王大珩才抬起头激动地对龚祖同说：“龚先生，谢谢你，谢谢你为中国光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没有遗憾，没有私念，只有真诚的祝贺和感激。
至此，在由从事具体工作的普通科研工作者转向科研领导者的过程中，王大珩超越了自我，完成了自身发展中的一次质的飞跃。
至今，关于王大珩与龚祖同之间的关系还有着许多不同的猜测和说法。
有人说他们是事业上的朋友，说他们在共同发展中国光学事业的长达几十年的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持这种观点的人能随手举出许多的事例来说明他们俩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比如说，王大珩十分尊重龚祖同，总是把龚祖同放在学长的位置摆在前面，很注意倾听龚祖同的意见。比如说，龚祖同到西安工作后，王大珩只要路过西安城必定要去龚祖同家里坐上一坐。及至龚祖同去世后，王大珩对龚祖同的家人更是关心有加，每次去看望时都不忘买上点东西。比如说，龚祖同虽然是王大珩的学长，年龄又比王大珩大得许多，但龚祖同一直很赞赏王大珩的能力，积极配合王大珩的工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也有人说他们是竞争的对手。说他们因为从事相同的专业，应了“同行是冤家”的那句老话，所以难免互争高下，互不服气，互相嫉妒。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能举出类似“龚祖同曾与王大珩在会上公然顶嘴”等具体例子。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个事例，就是王大珩和龚祖同曾在一次交心会上公开过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交心会。
那是在五十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那是一次极具政治色彩的经过精心安排的交心会。据记载，在这个会上王大珩和龚祖同分别检查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团结问题，而其中的原因，用龚祖同的原话说，是因为“在学术上，我和王大珩就象下围棋，很怕对方压过自己。”
“所里的两个主要业务领导，所长和副所长之间有矛盾，长期不和。在向党交心的活动中，他们在党组织的教育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终于摒弃前嫌，重新团结起来了。”以上情况被当做长春光机所党委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典型事例，写进了向上级汇报的材料中。
白纸黑字，确之凿凿。
但，这却不是事实。
从常理推断，王大珩和龚祖同之间的确是一对天然的矛盾。王大珩年轻，资历短，但王大珩是所长，主管全面工作；龚祖同比王大珩年长十岁，又是王大珩的学长，但他却是副所长，要在王大珩的领导下工作。抛却同行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竞争的实际情况不说，仅这种组合的本身就是生长矛盾的最好土壤。人们自然会心存疑虑：王大珩怎么可能丝毫不伤害龚祖同？龚祖同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服从王大珩的领导？
事实上，在那次交心会之前，王大珩和龚祖同的确并没有感觉到他们之间真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当然，不能说一点矛盾都没有，任何人在长期的共事中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何况王大珩和龚祖同又同属这样一类学者：他们都很认真，都很直率，都很喜欢坚持自己的意见，又都不会拐弯抹角藏心眼，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磨擦，他们的确也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在会上争执过，但那都是为了工作，他们并没有为此伤害过感情，他们都觉得这很正常。
但有人觉得不正常。既然有人觉得不正常，而这个人又代表着党组织，那么这个问题就非解决不可了。那时候，人纯得很，个个都发自内心地对党抱着真诚的信赖。谈上一次话，就乖乖地顺着组织指出的问题上去想，使劲地想。这一使劲，就想起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再使点劲就越想越象了。想到最后连自己都吃惊了：原来这个问题的确存在！
龚祖同当然会想起自己曾一度对王大珩有过误会。平时，王大珩历来不过多地过问龚祖同的工作。一是因为放心。王大珩知道龚祖同是个科研能力很强的科学家，是个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做事的学者，是个极有事业心的人。这样的人是用不着事无巨细地去管的。二是尊重。王大珩很尊重龚祖同，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过多干预给学长带来难堪。他很了解自己这位老学长的脾气，龚祖同话虽不多，但自尊心很强，很容易受到伤害。王大珩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愿伤害龚祖同，他多少有些回避。这种状态龚祖同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一次，当王大珩向龚祖同询问他正在带着的一个研究生的情况时，因为问得非常仔细，龚祖同不由得心中有些生疑，总觉得王大珩好象是有什么想法。回去后，龚祖同左思右想认定王大珩很可能是看这位研究生是块料子想挖了去。龚祖同因为非常喜欢这个研究生，心中便有些不快，也因此对王大珩存了很长时间的戒心。但过了很久却始终不见王大珩有任何举动，龚祖同这才明白是自己多心了。这件事后来还是龚祖同自己告诉王大珩的。
王大珩也会想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光机所决定要搞一个新项目，研制2.6米的大口径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这是一个填补我国光学领域空白的大项目，是一个令人振奋使人动心的科研题目。这个项目是王大珩提出来的，从少年时起，王大珩就对天文望远镜发生了特殊的兴趣。随父亲住在天文台的那个时期，王大珩几乎每天都要去看天文望远镜，他常常为这个大家伙的神奇功效而惊叹不已。王大珩永远忘不了当从父亲那里得知那些东西都是外国造的时候，自己心中的失望和沮丧。王大珩更忘不了面对儿子的失望，父亲脸上呈现出的深深的自责、遗憾和无奈的神情。王大珩想主持这个项目！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有充分的理由来承担这个项目。但是，王大珩想到了龚祖同。当时，有能力主持这个项目的人除了王大珩就是龚祖同了。龚祖同当然也想接下这个项目，虽然他没有过多地表示出热情，但王大珩知道那是因为他觉得希望不大。很明显，项目是王大珩提出来的，王大珩本身又是所长，掌握着决定权。只要王大珩说一句话，这个项目就非王大珩莫属了。王大珩记得自己当时做决定时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承认自己很难割舍这个项目，很难说服自己把这个项目交给龚祖同。他承认自己十分渴望通过主持这个项目亲手来填补一项空白，也承认其中有着进一步扩大自己学术影响的对“名”的考虑。
这次交心会打了响炮，光机所党委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辉煌成果，证明了在科研单位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
但它却在王大珩和龚祖同心中永远地留下了一个阴影。在那之后的许多年中，王大珩和龚祖同都极力避免提及这件事。他们不愿意提及是因为那是真的，那些纪录在白纸黑字上的每一句话都的确出自他们的口，甚至出自他们的心。他们不愿意提及更因为那不是真的，他们知道他们之间彼此一直相处得很好，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当时为什么要那样想，为什么要那样说。他们都是正直的人，正直使他们不断地省身自责，直到他们都已是皓首白发的老人以后，这件事还象一块心病一样压在他们各自的心头。
这不公平，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是，没有人能对此负责。没有。如果一定要负责的话，也许只能去找历史了，只能让那扭曲正常心态的历史来自负其责了。
王大珩最终还是下决心把研制2.6米口径大望远镜的项目交给了龚祖同。龚祖同很吃惊，也十分感动。就是从这件事中，龚祖同看到了王大珩的人格，真正地认识了王大珩这个人，真正地信服了王大珩这个人。
从那以后，王大珩和龚祖同之间再无半点猜忌，一直相处得很好，而且越到以后他们之间的感情越好。后来，长春光机所分出一部分人由龚祖同带队到西安组建新所。组建新所最主要的是人，龚祖同当然想带几把硬手去。都以为龚祖同会为带哪些人的问题与王大珩讨价还价，但一向叫真的龚祖同这时却显得不急不燥。他心里有数，他相信以王大珩的为人自会处理好这件事的。果然，王大珩完全从大局出发，不惜割舍人才为龚祖同配备骨干，为新组建的光机所尽快开展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92年10月25日，北京。
科学界名流汇萃，他们聚集在一起正在为王大珩举行《庆祝王大珩教授从事科研活动五十五周年》座谈会。
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正在即兴发言中回顾了王大珩先生对中国光学、技术科学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后，十分激动地概括说：“我想，可以这样说，大珩先生是我们国家光学、机械行业之父！”
话音未落，王大珩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不能这么说。”王大珩声音不高但却十分诚恳地说：“我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在我的前面还有严济慈先生，钱临照先生，还有……”王大珩停顿了一下，用凝重的语气说：
“还有我的老学长，已故的龚祖同先生。”
接着，王大珩在学术报告中打出了一张幻灯片，王大珩介绍说：“片中在座的几位，这位是龚老，应当说我们国家的光学创始人的龚祖同先生是比我在先的更先的创始人，这个2.16米望远镜的工作都是由龚老主持的。”
赫尔曼.奥伯特在评价被誉为“现代航天之父”的美国科学家布劳恩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他的天才和干劲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为人品质也同样重要。”
布劳恩曾成功地指挥了举世闻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在把人类送上月球的这项最为庞大的科研计划中，布劳恩的人格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布劳恩认为，“阿波罗”登月计划指挥管理的成功在于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工作班子”，而管理者的最佳管理素质则是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领导班子的内在要素。
人格，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不会被当做决定成败的必要条件而提出来的。但科研管理者的人格素质却往往在科研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则能影响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否，大则可以影响到一个学科的发展，甚至一个国家的科学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