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终于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和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等四人联名向政务院提出了设立我国仪器研究制造部门的建议。鉴于科学仪器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的作用，1950年8月24日，政务院会议通过了他们四人的提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仪器馆。
仪器馆不是一个单纯的科研机构，它兼有研究和制造两个功能。必须寻找一个即有很好的物理基础又懂得机械原理，能把光、机、电结合在一起的人来当此重任。
历史选择了王大珩。
1950年秋，钱三强突然捎信约王大珩到北京来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王大珩知道，早在建国前，钱三强就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此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行政秘书长的职务，没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三强是不会轻易叫自己专程到北京去一趟的。因此，一接到三强的信，王大珩立刻匆匆赶赴北京。
几年不见了，三强还象从前那样热情开朗，只是于言谈举止中增添了几分干练，几分老成。一见王大珩的面，三强就笑，是那种满心高兴的笑，意味深长的笑，直笑得王大珩莫名其妙。三强问大珩你现在好吧？王大珩说现在当然好！三强说是啊让我们赶上好时候了今后还会更好呢。王大珩就说是啊真让我们赶上好时候了今后当然会更好！不约而同地，他们想起了莎翁故乡那个美丽的湖，想起了湖上那次决定前途的谈话。他们很庆幸自己能及时回到祖国，亲眼看着新中国的诞生，亲自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说了许多办应用物理系的事。看着兴致勃勃满面笑容的王大珩，三强转了个话题突然问道：“大珩，还想光学玻璃吗？”
王大珩的笑就有些涩了，顿了一下才回答：“想，做梦都想！”
三强笑着又问：那你想不想得到个机会呢？
王大珩立刻警觉地盯住三强。
三强却笑而不语。
“别卖关子了，三强。说吧，找我来有什么事？”王大珩单刀直入。
“大事！”三强也紧盯着王大珩说：“中科院要建立一个仪器馆，我想推荐你去挑这个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噢？”王大珩眼睛顿时亮了。
“大珩，我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件事。你本身是搞应用光学的，又在工厂干过。而且我知道你一直就想搞光学玻璃，想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光学事业，我想，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机会！这是两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儿。世间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幸得到适合于自己的机会的。父亲就没有。父亲有才气有能力但却生不逢时。他苦苦地追寻了一辈子，最终却只能为怀才不遇而仰天长叹。
机会！这是一个永远只为有准备的头脑而设置的词汇。在做过了许许多多的准备，经历了许多次的努力和失望之后，机会突然展现在王大珩面前。王大珩只觉得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涌了上来，一股压抑不住的激情开始在胸中迅速膨胀。
王大珩尽量控制着激动的情绪，只问了一句：“为什么叫馆？”
“因为这个机构不仅要负责研究工作，还要担负制造任务，兼有研究所和工厂的两种性质。叫所或厂都不合适……”
“好！这种结构是最合理的。必须要有工厂，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还没待三强解释完，王大珩就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
三强笑了笑，补充说：“就是名字不太好听，馆长。”
王大珩目光炯炯地看着三强，毫不犹豫地答道：“馆长就馆长，只要能做事就成！”
1951年1月24日，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任命王大珩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
在新中国为建立新秩序而做出的许许多多的任命中，这也许是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人事安排中的一个了。当时，无论是任命者还是王大珩自己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儿的任命竟会成就了一个国家的光学事业！
在经历了许多曲折之后，王大珩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最佳位置。开始了在几近空白的条件下开拓新中国光学领域的艰难历程。
在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能为祖国光学事业奠基的最佳人选，开始走出了发展新中国光学事业的第一步。
曾向光学界人士询问解放初期我国应用光学领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被询问者几乎都毫不犹豫地脱口答道：空白！即便把什么都算上，也只能说是接近于空白！
提起来不免令炎黄子孙汗颜，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当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原子能、航天和计算机领域，当应用光学已经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飞速发展，开始在高科技领域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中国的应用光学却还处于几乎空白的可怜状态。偌大一个中国，做不出一块光学玻璃，造不出一台真正的精密光学仪器！
当时，还算有点模样的只有一个国民党留下来的厂子昆明光学仪器厂。昆明光学仪器厂是在国民党军工部门的几个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办起来的。据说这是几个良心不错的知识分子，他们曾被国民党派往欧洲购买军火，因而得到了对方一笔数目很大的回扣。难得这几位知识分子在贪污腐化成风的国民党队伍中还能保持自身的清白和良知，他们没有把这笔回扣揣到自己的腰包里，而是用这些钱在欧洲购买了一些设备，运回国办起了光学仪器厂。这个厂的技术水平当时在国内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不仅设备是进口的，还曾从著名的瑞士威尔德光学仪器厂聘请过技师进行技术指导。但即便就是这个厂，也只能生产出一些低倍率的光学望远镜和极简单的测距仪。
摆在王大珩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可怜的破摊子。在旧中国留下的废虚上，王大珩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因为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学！
“没有”，这是一个最能令人灰心沮丧的现实了。在“没有”面前，一般人的反应只能是失望、退却和逃遁。但对有志者来说，“没有”却往往是一个最可以引起兴奋的现实，因为“没有”，你才可能得到一个新的发展的空间，因为“没有”，你才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王大珩就是冲着“没有”这两个字来的。如果中国“有”，从前，王大珩也许就不会那么孜孜以求了；如果中国“有”，现在，王大珩或许就不会这样百折不挠了。无论如何，王大珩是决不会因为没有而退却。
1951年2月，王大珩领到了筹建仪器馆的第一笔经费：1400万斤小米。
用小米做为计算单位，这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显得很可笑。但在解放初期新的货币制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以小米为计算单位的方法曾一度被广泛使用。不仅拨款用小米计算，甚至连人们的工资都是用小米来计算的。两个人见面不是说我每个月挣多少多少钱，而是说我每个月挣多少多少斤小米。按当时的行情计算，一斤小米7分钱，王大珩领到的1400万斤小米折合成旧币约有98万元，而这98万元的旧币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则只有元。
实在话，这点钱自然是不够用的。但王大珩心里清楚，我们国家穷，旧中国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千疮百孔，没有一处不需要修补、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拿出一笔钱来发展应用光学事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余下的部分必须要靠自己，也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怎么办？思虑再三之后，王大珩把目光转向了东北。
东北当时是我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雄厚。而且，由于东北地区解放早，所以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政府资金也比较充足。当时的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武衡很豪气地对王大珩说：“到东北来吧。到了东北，给你筹个五、六百万成个啥问题！”
王大珩几下东北，经过详细考察后毅然决定：把仪器馆迁往东北，设在长春市。
“这几年，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我坚持把仪器馆设在长春这件事，究竟做得对不对？”王大珩先生目光凝视着窗外，语气缓缓地说。
这是四十多年之后，九十年代中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一缕鹅黄色的阳光融融地触摸着老人那饱经风霜的额头，耐心地梳理着老人心头那丝丝缕缕纷繁浮动的思绪。
“现在还常有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责备我，说你当初干嘛非要把仪器馆建在长春呢？如果不是你，我们就都在北京了，就都是北京人了。北京的条件多好！我就想，是啊，当初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仪器馆建在长春呢？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想来想去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做的对。无论从过去和现在来看，我当初这样做都是没有错的。长春有工业基础，有一定的条件，有利于应用光学事业的发展。那时候，我心里的目标就是要把长春建成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建成象德国的“蔡司厂”那样世界闻名的光学城。你看，现在长春不是真的成了我国最大的光学基地了吗？长春是个好地方，长春为我国光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我对长春一直怀有一种非常深厚的特殊感情。”
喝了口茶，老人缕着思路接着说：“我又反过来想，那么，究竟是哪里不对头了呢？想来想去我又得出了一个结论：是时代不同了，人的观念不同了。我们那代人，能得到一个机会为国家做点事情，就心满意足再也不会去计较什么了。现在可不同。有一回，女儿的一位同学考上了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问我去那里好不好？我回答说，好哇，当然好！女儿却在一边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学校好算什么好？爸爸好才算好呢！只要有个好爸爸，上再差的学校毕业后也能分配到好的城市，分一份好的工作。爸爸不好，上再好的学校也白搭，等着毕了业去边远地区钻穷山沟吧！我当时很吃惊，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想问题这么实际。我不是反对年轻人要实际一些，但实际也有大小之分，不能只顾了个人生活的小实际而不顾国家的大实际是不是？前几天有人告诉我，说现在高校毕业分配时学生们都抢着要去天南海北。我说这很好嘛。人家就笑，问你知道什么是天南海北吗？我说那当然是指边远地区了。人家这才告诉我，什么边远地区呀，那是指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原来是这么个天南海北！一提起这些来，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我们这代人是习惯了把做事放在第一位的，个人生活其次。我们做起事情来，从来不会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都是从国家考虑，从事业考虑。我们刚去长春的时候，长春城战后的那副样子简直是惨不忍睹。可是大家谁说什么了？哪个不是高高兴兴地打起铺盖卷说去就去了？”
1952年初，长春。
清晨，一位身穿黑棉袄头戴大棉帽的陌生人出现在长春街头。远远望去，这个人很象是个工人，待走近了才逐渐看清楚，那个大棉帽子下面压着一副很有学问的眼镜，只不过眼镜掉了一个腿，是用一根绳子挂在耳朵上的。街面很冷清，陌生人默默地行走在寂寞苍凉的街道中间，不断地将若有所思的目光投向两旁那触目惊心的景象……
这是一座没有树皮的城市。在几年前那场长达五个月的围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饥饿的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说是先从扒榆树皮吃起的，待榆树皮扒完以后就不管什么树都扒、都吃了。还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至今，这个城市里的所有树木仍毫无遮掩地裸露着白色的肌肤，以一种怪异的悲壮姿态艰难地挺立于严寒之中，低声哭述着那个曾经发生过的悲惨故事。据说，那一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十五万人！
这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城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拆掉了房顶的房壳子，走遍长春城也找不到几座完整的屋顶。房子都是在那场围困战中拆掉的，没有烧的，人们只好把木制的房架子拆下来烧了。至今，那一栋栋破败的房壳子还如同一只只黑洞洞的眼睛，无助地望着头顶上的苍天，为那场著名的围困战做着真实的注脚。其实，当时烧掉的不只是那些房架子，所有能点燃的东西都找出来烧了，包括路边木制的路牌子，甚至包括沥青路面，统统都被抠下来烧掉了。据统计，全城共破坏了230万平方米的建筑！
无风，但空气中仿佛裹着无数坚硬的细针，不动声色地一下就刺穿了厚厚的棉衣，把严寒深深地刺进肌肤。陌生人停下脚步，紧了紧帽耳朵，抬起头向远处望去。
远处是铁北区。铁北是长春市的工业区，工厂大都集中在那里。此刻，铁北区的上空一片寂静，只有铁北那只最大的烟囱还突兀地矗立在那里，于寂静中品尝着一份难捱的孤独。陌生人的目光在触到大烟囱的刹那间“砰”地溅出了一束火花，一种异常的兴奋立刻烧红了陌生人的脸。突然，他一把掀掉了头上的帽子，兴冲冲地对着长春城大声喊道：“我就要那个大烟囱了！”
老仪器馆的人常喜欢这样问别人：知道我们为什么一下就扎到长春市最偏最破烂最不叫人待近的铁北区了吗？见你不知道就会认真地告诉你：是因为那个大烟筒！如果发现你真愿意听，他们肯定就会接着讲下去，说那时候啊，长春城里总共也没几个人儿，到处都是空房壳子，随便要哪疙瘩地场都行。只要军管会手这么一划拉，这一大片就都归你了。但王大珩金不挑银不拣，偏偏一眼就看中了铁北那个大烟筒了。王大珩对我们说，没有烟囱建不起熔炼玻璃的炉子，搞不了光学玻璃。说这个现成的烟囱能为我们节省六万块钱。六万块呀！我们听了一下子就被鼓舞起来了，就一老本神儿地跟着王大珩直奔着那个大烟筒去了。说到这，他们准会忍不住呵呵呵地笑起来，俨然是一副很得意很自豪的样子。
从1952年年初起，仪器馆筹备处开始陆续迁往长春。满身伤痕的长春城迎来了她的第一批雄心勃勃的建设者。
建仪器馆是从盖房顶、填炮弹坑、清除破坦克开始的。铁北天光路那只大烟囱旁边是一大片空旷的场地，场地上到处是炸弹坑、碎弹片和被打烂了的废弃坦克。王大珩领着他带来的第一批28个人，在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一锹一锹地挖，一镐一镐地刨，硬是为仪器馆平出了一大片平平整整的地方。当年的老工人说：“那会儿，王大珩哪还象个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呀。整天和我们在一起造。住的是破房子，吃的是高粱米、大葱沾大酱。天天干力气活，造得灰头土脸的跟工人没有两样。不说话看不出个谁是谁，一说话可就分出个儿来了，他一急嘴里就老往外崩洋词儿，那是洋话说习惯了，一时半会儿板不过来。”
1953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正式成立。中科院院长会议决定，由王大珩担任仪器馆副馆长，并代理馆长职务主持仪器馆工作。
从前那个文静内向、略嫌怯懦的王大珩突然不见了。走入创业的年代的王大珩，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是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形象：
王大珩脾气急，急得很呐！干什么都急，走路可快了，从来都一阵风似的。要找他你得跟在后面紧着撵，一溜小跑也未必能得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