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敏感，这是常情。但雷达的敏感常常过度，不免时时陷入疑惑，这使他比一般的人更敏于感觉，勤于思索，从而为人情胜于理，为文情理交融，内在地构成了自己敏锐而主气的评论风格。
一帮好友在一起，彼此总有关系较好和关系更好之区分。在这些场合，雷达总要和更好的朋友保持些许距离，以免较好的朋友感觉不舒服。面对作者热诚而作品平平的评论央求，雷达推脱不了勉强写了，又几头诉苦，既怕作者不满意，又怕文友（门责怪自己。他常常为如何推脱求上门来的评论而绞尽脑汁，总想拿出一个不伤作者又不累自己的万全之策，但每次尝试都唞与愿违，致使文债越背越多，遂由桩桩文事变成为重重心事。
他很关注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现象，并能由此生发开来，察觉出某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由丢失山地自行车而换骑破旧自行车的平安无事，他看到了生活中的“世俗化的折旧过程”；由“打的”、“托福”这些日常俗语的出现与流行，他看到了时代的“缩略”倾向，因而就有了他以小见大又启人思索的一篇篇随笔。至于他由方方、池莉、刘震云的作品看出“探究生存本相”的新写实倾向，由莫言、乔良的作品所捕捉到的“历史主体化、历史心灵化”的新历史主义苗头，以及由许谋清和李锐迥不相同的作品比较中发见的文学生态上的“西东倾斜现象”，就更典型不过地显现了超常的敏感作用于评论之后，雷达是如何从个别中见出一般，从纷繁中剔理出头绪，从而先人一步地把握了文学创作的脉搏与动向，使他成为探测创作的发展与走向的名副其实的“雷达”。
敏感而疑惑，还使他对自己的评论现状时时予以反省与检视。他常常看一阵子书，写一阵子文章。书读多了，有了新的收获，就觉得自己的评论多所缺失，言谈中总有不满旧我的种种怨叹，尔后又带着这些养分蓄精养气，当积聚了较多的新的感受和新的激情，又不吐不快时，便埋下头来写出一批文章，接二连三地抛出去。这样，他就使自己的评论，有血有肉有骨头而且避免了平面推进，不断有新的内容、新的进取。而他一有新的成果问世，便吩咐朋友们加以关注。一次，他嘱我一定眷看他即发在《光明日报》上的《人文精神质疑》的文章。我没有《光明日报》，也忙得顾不上去找，便把此事放在了脑后。不料他连问两次我都说没看，竟然大为光火，言谈之中不是你从来不把我的东西当回事的刺激，便是又被哪个小姑娘缠住了之类的嘲讽；我只好搁下一切，去找读他的大作。认真读过此作之后，觉得角度和见解都果然不错，大有给人文精神讨论吹进一股清风之感，把此意思告诉他后，他不仅一切疑怨顿时冰释，而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此类事经得多了，我便感到，现在的文坛外在的疆域越来越大，内在的圈子越来越小，因而文友之间的相互关注和激励，确乎越来越重要，既要同台出演，又需彼此助兴。
玩就真玩，干就真干，这种现在为许多人所倡导和称道的行为方式，在雷达那里，早就付诸实践，并形成了自己的习愤。他酷爱游泳，喜下象棋，热衷于打乒乓球，只要有玩的机会，他决不轻易放过。游泳这一项，他似乎坚持得最好，包括冬泳。我去冬到什刹海看他冬泳，嗖嗖的寒风之中，站在岸上裹紧大衣仍觉寒冷，他和他的泳友们则无所畏惧地脱去衣服，拍打着身子，跃入刚刚砸开冰面的湖中，那份勇敢，那种精神，真让人肃然起敬。下象棋和打乒乓球这两项运动，他也是常玩不懈。一次，他约我下午四点半到他家谈事，我如约按时到达，却吃了闭门羹，一直等到快五点他才回来，原来去打乒乓球一时难以脱身。对如此嗜玩的朋友，你能说什么呢？有人问他，高洪波象棋下得极好，你和他比怎么样？他回答有一拼吧！有人又说，陈建功的球相当厉害，打得过他吗？他说看临场发挥。话里从不含输人的意思，一副自信的神气。
一些并不高级的游戏，如打游戏机，他也乐此不疲。有一阵玩上了，直找朋友们的孩子交换游戏卡。有时忙于游戏攻关废寝忘食，甚至误了文章，便又挑灯夜战，赶完文章速用特快专递寄走。为此，他真花费了不少的冤枉邮费。不久前，他添置了一台电脑，也是没学会打字先学会了游戏，常常玩得天昏地暗，忘乎所以。
爱玩，使雷达有劳有逸，身康体健，尝到不少甜头；但也耽搁时间，辄误写作，吃了不少苦头。他自己有时也常自我抱怨，好玩误了正事。其实，也不能说只有写文章才是正事，活动了筋骨，增强了体质，无论如何不能算作邪事。他至今仍能以饱满的激情、旺盛的精力对文学评论保持一种强力投入，而且敢啃硬骨头，辄唱重头戏，这绝对跟他有一副好的体魄与心态不无关系。由此我还觉得，好玩并能坚持不渝，正是葆有童心、童趣的表现，而这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文人来说，也许更为重要和难能。
其实，玩心对于文学决非多余。文学本身，包含有一定的娱乐与休闲成分，以童稚而纯真的玩心去看取生活，往往也会给作品带来别一景致。譬如王朔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改成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以一个顽童的眼睛看“文化大革命”，由稀奇古怪的画面同样揭示出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某些荒诞性实质。雷达自1994年以来，陆续在《钟山》等杂志连载他的系列随笔《蔓丝藕实》，个中的不少篇什，其实也充满了亦庄亦谐的情味，带有以玩童的眼光和纯真的心灵看取世间万象的游玩性。譬如，说有的人如何自诩“超脱”，又如何事事不能超脱；讲不少人一边散播某某传闻，一边又叮咛听者“可别给别人说”；谈某人为了避免别人议论而怎么做都总有人议论，终于使自己不知所措；写一个学者由口渴买梨涉足市场引起观念动摇，遂从一个埋头著书的学问家变成了一个马路边上的观棋者，等等。这些现象在生活中司空见惯，但雷达俯拾起来之后，由童真的视角插形画影，叙说中又暗含针砭，使人在轻松嬉闹之中怡情悦情、反思人生。这种直面当下社会又涉笔成趣的随感断想，差不多已构成了雷达文学、文化评论的别一重要方式。
雷达是复杂的，因而是多面的；雷达是多面的，因而是独特的。这样的朋友，灼人又累人，可遇不可求，何况他既让你知文，又让你知人。因而，我珍视这份友缘，珍重这位朋友。
1995年12月10日晚草就
“路遥知马力”
--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
有人借用鲁迅先生“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的说法，把当今文坛的作家分为“卖血的”和“卖水的”两种类型。这种彼此独立乃至对立的区分是否科学另当别论，文坛上存在着这样的意向不同的创作追求却是大致不差的。我以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路遥都属于“卖血的”这一类作家，或者还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
路遥的作品即使以获奖者为例，也可见出那种悃幅无华的品性和呕心沥血的意味。获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以县委书记马延雄在两派群众组织的相互揪斗中受尽煎熬仍惦念着群众疾苦，最后为平息群众的大规模武斗而献身的悲壮行为，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以“革命”的名义祸害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干部的实质。作品由一个独特线索串结起了一个个紧张而又感人的情节，那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文笔，几乎构成了对一个非常年代历史的神形毕肖的缩写。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人生》，更以独到的人生体验和曲婉的生活故事，表现了回乡青年高加林在人生道路和情爱选择上难遂人愿的起落浮沉。那种主客观世界交互影响所构成的斑驳的世态和游移的心态，只有对城乡生活烂熟于心而又饱含深情，对回乡青年爱之甚切而又知之甚深，才能如此逼真而生动地描绘出来。这些作品无疑是坚实的人生积累和深刻的人生思索的艺术产物，它们不似当今文坛一些作品那样是“试管”里培植出来的“婴儿”，那完完全全是作者用自己的生命和心血养育出来的足月“产儿”，一呱呱坠地，便充满了独有的生气。
写完《人生》之后的1982年，路遥便开始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准备。他重返陕北故里，深入农村体验当今农民的生活，走访城乡了解乡镇经济的发展，这种生活的积累和情感的积蓄到1985年变成一种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后，路遥便打点行装躲进渭北高原一个偏僻的小山沟，在一间小茅屋里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营造。此间，有人从陕西来，说起烟瘾极大的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买了许多烟，全都撕开烟盒，散放在屋子里任何能随手拈来的地方，以便不因烟的问题而使写作有所中断。朋友是当笑话讲的，我听了以后心里却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正是在这样忘我的拼搏下，1986年夏，《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稿；1987年夏，《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1988年夏，《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完稿。洋洋一百万言的《平凡的世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接踵到了读者手中，没有一种对当代生活的赤诚挚爱，没有对小说艺术的痴心迷恋，那是很难想象的。
写完《平凡的世界》，路遥如同终于扑倒在马拉松终点线上的长跑者，几乎到了身心交瘁的地步。他在1989、1990两年吃了数千块钱的药自不待说，精神的疲惫不堪更是难以恢复过来。他无心也无力干什么，即便是到门房看报或与朋友聊天，他也常常不能自持地犯睏、打盹，甚至坐到哪里就眯到哪里，以至被陕西作协大院誉为一大景观。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里付出的，实在太多了。同这种巨大的代价相比较，他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委实是一个小小的补偿。但这种荣誉对路遥依然很重要，它毕竟表明：严肃的文学创作必将得到文坛和社会的首肯，生活最终不会亏待那些为生活呕心沥血的人们。
严肃的作品需要严肃的读者。《平凡的世界》以平凡的艺术手法勾勒的平凡的人生画卷，有心的读者都不难从中读到深刻的人生况味，品出不凡的史诗内蕴。它不仅是我国文坛目前部头最大的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它显然还以纷繁、厚实的生活容量和循序渐进的艺术后劲，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别树一帜。即由宏观的视角着眼，也能见出作者在《平凡的世界》里苦心孤诣的追求所给作者带来的诸多显著特点。这里略谈三点。
其一，在时代的艰难蜕变的大背景中多视点地观照社会生活，使《平凡的世界》以跨度较大的历时性和幅度广阔的空间性具有一种丰厚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平凡的世界》以1975年至1985年间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一瞬，但作者选取的这十年却在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囊括了“文革”后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逝世、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十二大、六届人大等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包孕了由政治禁锢到思想解放、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农业的初步变革到经济的全面起飞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的剧烈过渡和演变。而这种巨大的时代转化，在《平凡的世界》里绝不只是一种虚隐的背景，它不仅通过少安、少平以及他们周围的人们痛惜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逝世、辗转传抄天安门诗抄、欢呼“四人帮”的被粉碎等，如实描写了一次次历史风云在黄土高原造成的深沉问响，而旦更以普通人物少安、少平的自立自强、“职业革命家”田福堂、孙玉亭等人的失势失意等不同社会力量的地位的调整与转换，反映了改革的大潮生长壮大乃至激浊扬清的客观流动趋向。可以说，作者是力求通过多种生活场景的交织描绘恢宏而又细致地表现这一历史性变迁的。在作品里得到充分描写的至少有三大块生活场景，或者说作者有力地运用了看取生活的三个基本视点：第一，是由迷恋黄土地的孙少安的人生追求串结起来的农村生活场景；第二，是由不甘于务农的孙少，的打工生活所缀连起来的工矿生活场景；第三，是由改革型干部田福军的从政生涯所铺陈开来的政界生活场景。个生活场景构成的博大的生活画卷不仅大大突破了作者以往的创作以乡村为屯、城乡交叉的生活氛围，而且联缀内在、文笔娴熟而地道。三个生活场景的交叉演进用兄弟、乡亲的彼此交往來自然调遣、切换其主要人物的进退与荣辱，则又系于时代的大气候，统于改革的大趋势。“四人帮”之流尚在肆虐之时少安、少平们被“穷”和“左”压得喘不过气来，身为县革委会副它任的田福军也倍感压抑；社会改革逐步展开之后，少安率先打波“大锅饭”，以办砖厂谋求致富；少平也按着自己的意愿在外出打工中自我闯荡；而田福军则更是如鱼得水，由县革委会副主任升任地区专员而后又升任省委副书记。应当说，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领域里也进取得相当艰难，但毕竟可以放开心性、放开手脚地同阻碍他们前进的力量相抗衡、相拼搏，自己在把握自己的生活，自己在争取自己的前程。社会改革如何适应并释发了人的心性，而逐步活跃的人的心性又如何推动着改革的深化与发展，这些在《平凡的世界》里可以说都得到了生动而又鲜明的反映。
其二，在多重对比、多层开掘之中塑造人物群像，在生活磨难之中刻画典型性格，使《平凡的世界》在众多人物性格的多样化的展示中有对主要人物内心世界深邃性的揭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