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潮手记之三
进入90年以来，文学批评因种种原因日见疲软，此种情形为文坛内的人们目所共睹。作家王朔等人认为：现在是有好的作品，没有好的批评。老批评家洁泯指出：“如今的批评似乎处在一种滞留期，读者不大爱看，作家少有理睬，而批评家自身又写得不甚起劲。”这些都是无可避讳的实情。
但去年以来，也有一些写得甚为“起劲”的批评，伴随着“长篇小说热”等文学和文化现象着实热闹了一阵子，现今仍余波不息。然而仔细地考察之后，却让人不无困惑又不无失望。这些批评本身充斥着种种矛盾和漏洞，很难让人认真对待，实在是以乱了方寸的批评使文坛加倍地缭乱。
比如紧随《废都》之后出版的批评《废都》的一本小册子，拿出了严正批评的架势，但出言不逊、用语粗鄙，主观的臆想伴之于简单的断判，读之令人瞠目结舌。文中把对《废都》出书过程中的某些商业行为的反感迁怒于作者和作品，字字句句都指向《废都》的“生意”性质。其中一章还对作者揶揄道：“我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对贾平凹先生生出由衷地敬意来，因为他证明了他在文学界的成就外，他还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商界高手。”几位作者既同仇敌忾地揭批《废都》的“商业圈套”，又紧锣密鼓地配合书商加紧写作和出书，以求小册子尽快上市获得效益。当人们读了这本小册子再了解了知情人披露的筹划内幕之后，才知道，这本在扉页和封底都郑重标出“性爱竟可以玩弄吗，苦难是不能亵渎的”的黑体大字的批评专著，原本才是一个以“骂”《废都》的方式“吃”《废都》的“商业圈套”。运用文学的名义、批评的方式来获取个人的名利，这恐怕已非一个“商界高手”所能概括得了。
还比如，有些评论《白鹿原》的文章，不知为了何种目的，竞然不惜制造莫须有的传闻，说什么：《白鹿原》的“新闻发布会放在人民大会堂，完全由主流批评家参加”（实际上是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文采阁举行了一个作品讨论会）、“尔后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文学由此走向了世界”（并无此事）；“陕西有些作家，经常自认为他们的创作接了中原文化的脉”（并无此说）。以这些根本没有影子的做法和说法作铺垫，然后就大批特批《白鹿原》为何“讨好主流意识形态，又讨好新潮”；如何“借柳青《创业史》的道路”搞成了“杂乱的拼凑”。这里，先来一番捏造，再来一通批评，个中不仅难以看到批评应有的真诚，也难以找到批评应有的真实。也是在这篇文章里，论者们多处提到了“主流批评”、“主流批评家”和“主流的中年批评家”的概念，似乎批评家一到中年就一概堕入了“主流”，成了“正统的话语操纵者”，其例证之一便是他们竟然为《白鹿原》“所吸引”。批评一部作品连带着批评某些评论作品的意见，本也无可厚非，但《白鹿原》的批评者在这里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便是一部作品可以见仁，也可以见智，不能只许自己这样看不许别人那样看、甚至以自己的看法去“清洗”别人的看法，更不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一概纳入“主流”、“正统”之列目之为保守。这样的批评，实际上已以非正常的心态和非平等的方式，游离了文学批评的本义。
最近，还有人指出了理论批评中的“‘后’的泛滥与贫困”的问题，这也是切中时弊之言。近些年来，某些“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言必称“后”，无“后”不谈，以“后”为荣，其实在他们的言论里头，常常也显露出不少的矛盾与破绽。比如，“后现代”本身是一个“摆脱机械论”、“告别整体性”、“彻底多元化”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沃尔夫冈·威尔什之语）。于是，承认不同的生活形态、思维方式和行为个性都有其存在与发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应是立足于此的“后现代”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们的一些“后现代”批评家却往往在自己的批评中置别人的意见于不顾，骂倒一切，横扫千军。俨然一副“后”手高悬霸主鞭的神气。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他们所持有的种种理论及其概念，只要读书多的人都并不陌生，无非是来自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来自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来自伊一哈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析理论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把这些理论知识运用于文学批评，确有一定的意义。但文学批评是以理性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活动，一切外来知识如果不与自己的人生体味和艺术感受融为一体，这种批评只能近乎于读书知识的竞赛与表演。拜读了某些“后现代”的批评文章，感到这种倾向确实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理论家许明在一篇论文里所作的告诫并不算多余：“追踪西方并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将追踪西方看做就是学术前沿，就是新潮、革新、新观点、新潮流，则大大错矣。90年代，我们不应再是西方学术思想的批发伙计了。”
批评落到如今这步田地，也不能不让人忧虑。所谓的“主流批评”可能存有过于“正统”的嫌疑，但所谓“新潮批评”和“‘后’批评”又显然带有某些商业意味和批销倾向。批评在新的基点上如何振兴，委实任重而道远。
但由目前文学批评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也可以看到文学批评格局再次渐变与调整的迹象。不同的文学观念以及不同的知识依托，正在使不同年龄段的批评群体进而分块割裂，形成了不同的批评圈子。这些圈子谁也不可能“吃”掉谁，谁也不可能改变谁，而且只能随着批评的演进和彼此的碰撞，愈加形成并强化各自的批评特点。然而有一个东西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面临着阴魂未散的庸俗社会学思潮对于文学和批评的随时出击，这种现实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不仅不能离之而去，而且还要借以存身。因此，批评除去个体的兴味与爱好，还当有整体的使命与责任，那就是从相互有别的角度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挥自身有力而有效的作用，排拒种种干扰性的因素，促使文学事业更为健康地发展。
1994年3月25日于北京朝内
见1994年3月15日《文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