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申和刘醒龙都是以冷峻地直面现实而著称的实力派作家1994年也都有多部力作与广大读者见面。《中国文学》选刊所选入的何申的《穷乡》、《治保主任》和刘醒龙的《白雪遍地》，都堪为其中的佼佼者。《穷乡》中的陈宝明等乡干部，面对着大屯乡老、少、边、穷、乱的落后现实，不畏工作难度大，不怨工资拿不上，由计划生育、乡镇企业、社会治安一件件抓来工作步履维艰得几近连滚带爬。虽然大屯乡离摆脱贫穷差距还甚大，但从这些“不拿工资还玩命干”的基层干部身上，人们看到了大屯乡必然会有的希望。《治保主任》里的黄宝田，也是只管认真履行职责，不管任何关系，不看任何眼色，从而使自己备受其累的“傻实”干部，但他的“傻”与“实”，却像一面镜子，使有些干部的不正之风赫然显形。在何申的笔下，人物常常质朴卑微得让人难以起眼，生活往往琐碎庸常得让人意乱心烦，而就是这一个个极不起眼的小人物，又切切实实推进着令人心烦的生活，却不免让人枰然心动。刘醒龙的《白雪遍地》与何申的《穷乡》、《治保主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作以某穷僻山村为场景，让贫富差别与干群不和所蕴积的种种矛盾在村干部出门讨债的年关口上一齐爆发出来，又把并未临危受命也从未理过政事的支书夫人李香玉推向了前台，面对着几乎要压垮一个村支部的繁杂而错综的矛盾，李香玉一个不落地应对着，化解着，终使乱糟糟的山村在除夕之时归于平静，有了些许温馨。作品以琐细而严酷的细节描写了山村生活的滞后与艰窘，更以曲折而钦敬的文笔塑造了李香玉这个没有干部头衔而又支撑了一方社会的平凡女性。穷日子总是难熬的，而陈宝明、李香玉等在过着这种日子的同时又改变着这种日子，委实可歌可泣。
如果说何申、刘醒龙写的还算是有头有脸的普通人的话，那么迟子建的《洋铁铺叮当响》、王立纯的《笑一笑，或者说“茄子”》，就完全是为平头百姓描影画形了。《洋铁铺叮当响》里的赵孝仁一家，除去大儿子甘愿子承父业安份地打铁外，二儿子要去大连开发区闯荡，大女儿离异后看上了卖肉的个体户，二女儿与外来的流浪青年暗结珠胎，一家人各自不同的愿望和追求，也在碰撞中如此起彼伏的打铁锤叮当作响。比较起来，王立纯的《笑一笑，或者说“茄子”》里的彩娣、根宝夫妇，因有着更为困苦的知青生活垫底，对进城以后只能做小买卖的营生虽不无怨尤却又能逐渐适应。他们在克服矛盾方面有一个基本的法宝，那就是用“想开来”不断调整自我，使不够平衡的心态归于平衡。对不如意的生活，不是怨天怨地，而是反求诸己，在苦涩中寻找甜蜜，把日常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寻常百姓正于此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寻常。
根据这些日见其多的涉笔生活深处和底层的作家作品，说1994年出现了一种平民小说的创作倾向尚为时过早，但说中短篇小说创作悄然兴起了一种平民美学，大概并不为过。
无论是本文提到的何申、刘醒龙、赵千发、迟子建、王立纯等人的创作，还是本文未曾论及的池莉、刘庆邦、毕淑敏、关仁山、阎连科等人的创作，在各有自我发现和独到运思的同时，总让人觉着有一些彼此相似或相近的东西，如果总括起来看，大致是这样两点：
其一，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观察生活和切入现实，高度重视普通的生命个体，格外关注日常的生活方式，甘于并善于从凡人常态的行状中揭示世俗生活的原形与本相，以表达普通人的生活、情绪和向往为荣，以展现生活的天然韵致和本色魅力为快。这种创作追求因比较靠近人文主义先驱彼得拉克所倡言的“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和“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因而在强烈的社会性内容中带有鲜明的人民性内涵。
其二，在艺术手法上，他（她）们力求打破雅与俗的界限，虚与实的界限，力图通过叙述情节化、情节生活化、生活细琐化的艺术还原过程，使艺术与生活水乳交融从而无踪无迹，最大限度地呈现原汁原味的生活本身，达到艺术反映生活的以假乱真，把艺术创作的欣赏变成生活原态的体验，以在面对现实中的化合现实，消解读者与作者的距离、文学与生活的距离。
创作中平民美学的崛起，无疑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它标志着相当一批作家在文化依托和观念归属上，还原于民间，找到了自己。这是小说创作在近年越来越多地拥抱现实的内在原因，也是小说创作在新的形势下走向繁盛的可贵基础。这样的一个主体嬗变，显然比小说拥抱着现实的表象，更让人欣喜和振奋。
“世界的回声”与“时代的眼睛”
--1994年中短篇小说印象
读了1994年部分中短篇小说后，种种具体感受都在加深着一个总体印象，那就是高尔基所说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和罗曼“罗兰所说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众多的小说作者在1994年都各有进取，而这些进取又共同切近着一个大主题，那就是以新的艺术眼光折现新的时代生活。这一看法虽然与那些“文学脱离现实”的流行说法相悖逆，但却是由中短篇小说创作本身所证明了的事实。
如今的文坛，面临与日俱增的商潮冲击，愈来愈走向了分化。通俗文学以面向大众的商业运作，游戏着人生；长篇小说创作也有大半的作家作品以“言情”和“乡土”面向了市场。保持审美理想的纯正，坚守严肃文学的阵地，已历史地落到了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肩上。令人欣慰的是，从1994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来看，它以自己的切实进取和丰盈收获，确实不负历史的使命和文学本身的厚望。
写实取向趋于强化
1994年小说创作中的写实趋向，不仅表现于余威犹在的“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之中，还程度不等、角度不同地体现于别的创作倾向上。如《北京文学》所郑重推出的临写当下现实的“新体验小说”，《上海文学》所竭力倡导的体现终极关怀的“文化关怀小说”和绘描市民生活的“新市民小说”等等。这样的一些倾向并非是理论上的空头言说，都已有扎扎实实的作品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就近年来创作势头健旺而又引人注目的中青年作家来看，似乎也以直面现实者更为突出。这里边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尽相同的情形：
一种是刘醒龙、何申、毕淑敏、刘玉堂、赵德发、关仁山等作家，他（她）们或写乡镇机关，或写基层干部，或写工薪阶层，或写普通农人，大都以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领域为基地，注重以平民化的意识看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种种世俗的生活矛盾中，抒写平民百姓的生死欢笑。他（她）们感知生活以细琐见长，描写现实以情节取胜，其艺术功力并不以外在形式见长，而是以发掘和展现生活自身的魅力取胜。因此，读他（她）们的作品，你会忘记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创作，常常不由自主地进入真实体验人生的境界。这种创作追求，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整体性“本色”写实。
另一种是陈染、林白、张珉、述平、何顿、阎连科等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他（她）们的作品往往抓住都市芸芸众生中的“这一个”穷形尽相，一方面注重生活氛围的如实勾勒，一方面更讲求作品人物的心态呈露，他（她）们的笔更像是移动着的聚光灯，总是追踪着作品主人公不离左右，以对人物所见、所感、所思的缀合达到对现实的反映，力求写出生活与人的双向对流。因此，他（她）们笔下的生活虽非一定现实的全景图画，却因注重主观对客观的感应而别具一种立体感。这种在创作中力主“内”、“外”结合和“主”、“客”交汇的追求，可以看作是在个体性的“本体”写实方面的新的探索。
写实的取向在创作中经久不衰，这些年又长足深化，既为文学与生活的内在缘结所决定，又是作家们切合着时代和文学的双向需要调整自我的结果。创作难以悖逆两个规律，一个是在文化依托上须与时代趋向相呼应，一个是在艺术探索中须与个性气质相谐调。目前，民间意识形态的日益成长壮大，使文学在旧有的文化失落中看到了新的座标；而日积月累的生活积淀，又使作家在直面现实中找到了自己的一方“邮票”，写实的取向由此而得到强化，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知青文学走向自审
知青文学不再像兴起之初那样盛极一时，但却从未停歇过自己的发展，1994年的知青小说，以其较少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向人们报告了知青文学走向自审的新的信息。
在知青文学中，1994年最为惹人眼目的，当属郭小东的长篇小说《青年流放者》和梁晓声的电视连续剧《年轮》。虽然《青年流放者》侧于描写知青进城之后的种种迷失，《年轮》重在表现一代知青艰苦拼搏的奋斗历程，但都对知青下放给个人命运带来的深重影响进行了有力的揭示，表现出了或显或隐的自审意识。
在中短篇小说中，钟道新的《威比公司内幕故事》和王立纯的《笑一笑，或者说“茄子”》，也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了在知青人生中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的自审性主题。他们对付现实人生的办法是“向后看”，知青的经历所给予他们的，便是这种滞后人生又支撑人生的复杂作用。
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对于知青人生的审视还算温婉的话，那么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几乎是用反讽的形式对知青运动进行了严厉的审判。这个作品所描述的知青生活几乎全由偷情与受难两部分构成，这种人的欲情的迷乱与那个时代政治的疯狂，表面上极不谐调，骨子里又极其合辙，从而以两种混乱的相互诱发使知青生活注定是一场悲剧。作品主人公对知青生活为他所提供的艳遇感念不巳，这种情绪也几乎由作者毫无掩饰地表现在《黄金时代》的作品题目之中，但因为这一切都游离了那个时代和那场运动的“革命”本义，又构成了对知青运动的最辛辣的反讽。知青运动中的情形千差万别，置身其中的知青们的感受也各不相同，王小波所描述的知青生活只是现实一种，但却从自己的角度触及到了当年的知青运动某些实质性的病灶。
目前，知青文学大有扩展为一种知青文化的趋向。打开电视，总有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在上映；走上街头，“黄土地”、“黑土地”和“老插酒家”的店标不时映入眼帘。知青因牵涉到几代人的人生，由此孕育出一种社会文化亦不足奇。但也不能不令人担心普泛的怀念会淡化苦难、幻化历史，因而我更看重文学领域和小说创作中，这种比较冷静的反思和比较清醒的自审。
文人小说渐成气候
以文人的眼光看取文人的生活，以文人的语言描述文人的心态，这种文人小说在以前并不鲜见，甚至钱钟书以《围城》、杨绛以《洗澡》分别使文人小说达到了现代和当代小说创作的高峰。1994年的文人小说，也以相对集中又精彩纷呈的运作，较前在整体上更成气候。
当代中青年作家中，较早专注于文人小说创作的当数山西作家钟道新。1994年，他又分别写出了短篇小说《非部级与博士前》和中篇小说《宇宙杀星》，为研究生和天文学家描影画形，把专业化的生活和专门家的情趣刻画得惟妙惟肖，引人入胜。钟道新有两个别人所难兼备的长处，一个是擅于考察和探究专门性学问，一个是敏于感知理性思维之精义妙趣，这使他写起文人的生活来，得心应手而别有快感。可以说，文坛少了钟道新，不是少了一个作家，而是少了一个创作门类。
在钟道新之后，崭露头角的张珉近年来扶摇直上，连连发表味道纯正的文人小说，很令人刮目相看。他在1994年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数短篇小说《了结三章》和中篇小说《情幻》，他本身是现职的高校教师，描写的也多是此类角色。他的长处是善于捕捉别人不怎么经意的文人的内心隐秘，《了结三章》中所叙说的主人公旨在“了结”的三件事，让常人看来都纯属闲淡文人的没事找事，但这恰恰是一些文人的性格特色所在。而他把主人公的形状定位于一种“了结”状态更把青年文人那种无奈、无聊又无为的心态表露无遗。
说到文人小说，我还想向读者推荐一位文学新人的作品，这就是青年女学者徐坤的《呓语》、《白话》和《先锋》。徐坤是一位极有文学才气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她写研究生生活的《呓语》，写青年学生下乡锻炼的《白话》，不仅涉足了以前创作较少顾及的一些方面，而且在那种越研究越添了糊涂、越锻炼越多了迷茫的画面中，真切而深刻地揭示出了学界现存的某些弊病，很令人惊醒与深思。她善于通过学人的语言白描学人的生活，而且内含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自嘲与幽默。这一创作特点在她的《先锋》一作中可说达到了极致。该作通过环环相扣的情节发展，让一帮狂放艺人在追求“先锋”的过程中鬼使神差地走向了“反先锋”。文人如何从对理想的追求中走向反理想，又如何把消解意义当成了实现意义，《先锋》可以说是一幅绝妙的艺术画像。从这一点上来看，《先锋》不仅是一部醇厚的文人小说，而且是一部独到的荒诞小说。
情爱描写再度更新
情爱描写在小说创作中一直经久不衰，也总能常写常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情爱作为生活的主题本身的不断变异有关。1994年中短篇小说中的情爱描写，即让人们由新异的文学画卷中看到了演进着的情爱世界。
这两年，在创作中着意追踪情爱演进现实的作家，南方的张欣和北方的述平都更为突出，1994年又有张珉、阎连科和姜丰等大步赶来，使得情爱描写一脉声势更为壮观，色彩也更见斑澜。述平的《某》、张欣的《爱又如何》、张珉的《情幻》、阎连科的《行色匆忙》、姜丰的《爱情错觉》，都属情爱小说中不可不读的力作。这些作品不仅写了不同的情爱观念在当代生活的交叉与碰撞，而且还写出了情爱如何经由人生的形式走向了生命的体验，以及这种潇洒情爱在给社会带来新的风尚的同时义如何带来新的问题。情爱的故事总是诱人的，但这些青年作家们并不耽于讲述一个引人的故事，他（她）们把更多的笔墨用于对情爱中人的情感世界的细波微澜的感应与传达上，让那些有来由与无来由的苦涩混杂着甜蜜的藤藤蔓蔓，一一抖露眼前，极现情爱生活趋于个人性、私欲性的诸种特征，也于此显现文学中情爱描写的新感觉、新手段。
情爱生活开始淡化其社会性内容之后，对于社会和文学都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学创作如何以敏锐的眼光和有力的笔墨，写出变动着的情爱世界的风情种种，并把其倾向隐蔽于艺术地描写生活之中，委实是一个新的课题。述平等人的创作，较好地实现了以新的艺术手法表现新的情爱现实，把情爱描写调整到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层次，因而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