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于反映矿工生活的刘庆邦也是抒情写性的高手，他的《水房》就写小矿工东林和喜梦对少女小房不可遏制的喜爱，总是想看到她、接近她，同时也被她注意，于是人变精明了，勤快了，连东林的素描技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那种春情初萌的爱，既美又纯。叶蔚林的《割草的小梅》通过少女沈小梅与呵护她成长的哑巴叔旺古之间悄然滋长的爱恋，揭示了两性之情的发生发展。由于双方性的自然成熟而对对方的自然关注，旺古与小梅在相濡以沫的生活中渐生情意。作品的脱俗之处还在于，通过描写小梅对旺古暗中窥她洗澡的宽容，对由于性的压抑而郁闷成疾的旺古的理解与同情，揭示了那看似越轨的现象中所深含着的发乎性、止乎善的两性之情的宽厚与博大。爱能提高人、成全人，有时却也迷失人、戕害人。周大新的《银饰》和铁凝的《对面》，以古今两个不同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明德府的碧兰夫人因丈夫不喜女人而移情于小银匠少恒，并由性事宣泄发展到至情至爱，谁知事情败露，夫家借碧兰夫人送人参暗中下药毒死了少恒。她爱他又因爱害了他。如果说《银饰》里碧兰夫人的这个悲剧更多是由于环境的因素，那么，《对面》里的“我”暗中迷恋住对面的女游泳教练，为不使别的男人占有她，在那个矮男人与她亲热时以恶作剧的方式施以惊扰，最终断送了女教练的性命，则主要是由爱而生的妒意和恶意所造成的。两篇作品也还潜含了别的意蕴，如爱在本质上的个人性，爱在实现上的私欲性等等，都颇值得人们思索。
比较起来，婚恋比情爱更为复杂，这不仅在于婚恋具有固定的形式，而且还在于这一形式确定之后它便具有更多的非个人性。姜贻斌的《瘦水》里所写的恒恒陷入的便是这样一种困境：他既爱身残而贤慧的妻子桂桂，又爱俊俏而多情的寡居女人紫紫；爱美之心使他难以割舍紫紫，为夫之责又使他不能抛却桂桂。两条路都各以不同的内容呼唤着他，他不知自己该走向哪里。与乡下人恒恒的持重乃至沉重的婚爱比起来，城里人冲出婚爱的“围城”要相对潇洒一些。芳洲《热的冬》里的“我”在妻子玫另有新欢之后，很快地投入了初恋情人菲的怀抱，双方弃旧图新的节奏是一样的快捷，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我”要结婚，而菲只想同居，高层次的文明又遇到了高层次的矛盾。北村的《张生的婚姻》表现了同样的婚恋矛盾。青年哲学家张生搭救了小柳又爱上了小柳，小柳也感念张生并挚爱张生，可一提结婚小柳心里就发虚，她不敢想象把自己永远和这位沉溺于哲学玄思的人绑在一起。爱而不婚究竟是情爱个性越出了传统的规范，还是婚姻这个传统的规范遏制了情爱个性，读―广这些作品不由得引人思索这些属于人类的共同性和本原性的问题。
饶有意味的是，陈村用他的《临终关怀》构想了一种方式，即有偿地让陌生男女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过家家”，由喝、吃、洗、睡等日常步骤了解对方、感受两性生活，尔后谁也不欠谁地分手。作家写的当然是自己的畅想’但却触及了现实婚姻生活中某些实质性的问题，促人思考。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发表于1993年的邢小利的《寻找故事》、述平的《凸凹》和《晚报新闻》，张洁的《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等几篇小说，可能预示或孕育了一种新的文学动向。这些作品直面过渡时期所特有的无名凡人的无聊心态，以写人物的颓放情绪为主，作品在近乎自然状态的写实中，不无苦辛的自嘲和委婉的讽刺。它们在写法上，既带有欧洲的自然主义、美国的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以及日本的无赖派的诸多影子，又富有立于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化的独特追求，可以说推出了中国当代的“戏作派”小说。
《寻找故事》写已婚的青年知识分子夏雨无聊中邂逅女青年李娟，企图在游玩山城时加深关系乃至发生关系、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又终归无聊的故事。在这好像是一出常见的婚外恋里，作者通过着重揭示主人公无可无不可的慵懒心态和希求在平庸的生活中起点“波澜”的非情爱追求，使它具有了意在言外的韵味。夏雨与李娟的未遂艳遇，并不在于艳遇本身，而是他在甚感无聊之时“寻找故事”的一个契机或一段过程。乍一看，夏雨似乎不乏自己的生活追求，但这追求本身即典型地表现了一种精神的萎缩和意志的消退。
《凸凹》里的女主人公红玲和男主人公周昆，都是在寻找生活平衡中使生活加倍失控，从而在浑浊的生活里随波逐流的。周昆与红玲结婚五年，两人的婚姻在相互的珍视中颇显牢固，但记者罗尼一篇披露红玲大学期间作风放荡的文章，却立即使它摇摇欲坠。红玲只身南下找罗尼算账，反被罗尼吸引得难分难离；感到自己受了骗的周昆心态失衡，遂在和相识不久的林草的接触中有意越了轨。周昆和红玲似乎是抱定了再次会合的愿望上了车，结果却在相反的方向上越来越远。在这热闹非凡的故事中，作者实际上以虚伪的婚姻和真诚的偷情，披露了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颓放情绪。述平的另一篇小说《晚报新闻》由一个似乎认真的恋爱故事，揭示了由颓废的生活心态造成的无谓的生活悲剧。陈云辉因向过去的女同学安红写信表示爱意而与安红的男友德蒙发生殴斗，殴斗中吃了亏的陈云辉别的事情一概不想，只想剁掉德蒙的一只手；而德蒙要离不开他的安红牢记他“永不结婚”的告诫，他为躲避陈云辉又辗转于另外两个小情人的怀抱；而安红也并不在意德蒙娶不娶她，更不在乎与他上不上床，她的观点是“眼下有一个暂时的伙伴也不错，何况这里面还有游戏的乐趣”。大家都把人生当成游戏，把游戏当成人生，彼此毫不吝惜地抛掷着宝贵的青春。两篇作品都以迷离的生活画面展示了当今一些无聊男女的生活行状，连环套式的人生失误之中包孕着含而不露的反讽意味。
《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中27岁的“他”，有过许多人生向往，但都被自己想象中的“可是”一一泯灭，只剩下最为强烈的一个念头，那就是勾搭“据说是很色情，又很有钱”的徐娘半老的女舞蹈家。他一次又一次给她写着肉麻不堪的情书，当她真的要他来幽会时，他又萎萎缩缩，连他“要卖的那个物体”也“疲软”得令人难堪。他被老姑娘羞辱并教训了一番，临了只好大放悲声地离去。不论他是否选对了对象，只就想在当今的社会靠“吃女人饭”成事本身，即是颓废、没落意识的沉渣泛起。
四篇小说的调子似乎都不怎么光亮，但它们对当代生活中的某些衰颓现象的大胆揭示却不无意义。它们可能以一种艺术的反光镜的作用，使人们看到在常态的生活和平常的心态之外的某些变态和病态现象的滋长，从而引起人们的警觉与疗救。
1993年的写实倾向的创作，与其在题旨上的实中见深相适应，在文体上也以稳中求新表现出某些变异。
前几年兴起的“新写实小说”在给文坛带来新写实观念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近乎“流水账”式的叙事手法，使小说文体上的“生活流”渐成气候。在1993年，“新写实”的代表作家刘震云、池莉依然用惯常的叙事方式分别写出了揭露新闻行业和社会交往中的某些不正之风的《新闻》和《紫陌红尘》。但睦而易见的是，因作家艺术视野的拓展和更注意生活背后的底色，他们笔下的“生活流”已由小门小户走向广阔的社会，个体性的生活流变中更见时代的气韵和社会的烙印，因而无论是卡活负载的容量，还是内含的批判意蕴，都明显地增加了厚度和力度。可以说，“生活流”的小说文体较前更见成熟了。
小说即便是写实性的小说，也是一种主体性的创作因而排拒有照抄生活之嫌的新闻式真实是不无缘由的。但在1993年的中短篇小说中，我们先后读到的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和述平的《晚报新闻》，却反其道而行之，有意识地吸取新闻性的因素甚至刻意抹平虚构与纪实之间的界限，使作品在文体上别具一格。《温故一九四二》整章整节地引用历史上的新闻资料’并有意把作品写成一篇历史的报告；《晚报新闻》则大段大段地摘录各地晚报的社会新闻使整部作品由种种轶闻异事与主人公的生活行状平行构成。这样的叙事粗看之下虽然有失形式匕的流畅，但细细读来却觉得作品因其真实、新颖和丰繁而在内蕴七别具魅力。这里，刘震云从历史的谜团中解求人的失落述平在生活的迷雾中探求生的意义，以这样的内在魂魄去组织材料、结构作品，种种新闻性的材料在其中就被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并成为作者生活发现的一部分。这样的“新闻体”小说，显然拓宽了人们关于小说文体的固有观念。
小说的散文化近年来已屡见不鲜，但海男的《罪恶》读后仍让人难以忘怀。这篇由卷一、卷二两大部分构成的中篇小说，用阿拉伯数字顺次标出自然段，决不只是在玩弄一种数字匕的游戏，它那一个个自然段所包含的生活信息差不多都可以相茳独立，每一段落所描述的小景小事单独看来仿佛是一篇篇小散文，但在整体上又由主角“我”串结起来，并构成对一个婚恋悲剧的写意性勾勒。因而，读这样散文式风格的作品，让人觉得轻松而又亲切，而其中小说式的内蕴又引人深思和回味。
写实，可在题旨上不断推陈；写实，也可在文体上不断出新。因为千姿百态的现实生活本身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面对生活的丰富多彩，作家主体也具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行性。--切都在于怎么写，这就是1993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给予人们的一个有益启迪。
1994年元月5-6日
文学拥抱着现实
--读1994年度《中国文学》（选刊）中短篇小说
1994年的文坛在商品大潮的挤压下，愈来愈走向分化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与此同在的还有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199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拥抱现实上也在趋于强化。这是任何一个大致浏览过1994年的中短篇小说或者认真阅读了该年度《中国文学》选刊的读者，都不难从中得出的结论。
创刊一年的《中国文学》选刊有着鲜明的办刊宗旨，那就是在多样化与现实性相兼顾的前提下，向国内外读者“推荐中国文学创作精品”。这样的一个办刊意向，正与文学的发展趋向相适应。可以说，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努力地捕捉着时代跳动的脉搏，而《中国文学》选刊又较好地把握了文学内在的神经。这使人们由《中国文学》选刊这个活动窗口欣赏到的文坛风景、了望到的创作走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和文学两重现实的典型反映。
1994年间，不少作家以求新性的眼光观照流动的生活。着意表现现实的新生面和生活的新层面，以及投身其中的人们的心态调整，使得许多直面现实的作品，在审美的新视野中透射出时代的新气息。
张红胜的中篇小说《又过了一天》，描写某广告公司艺术总监自强的从业生活，这个下海艺术家驾轻就熟地搞创意、谈合同，觉得是在不断实现着自我价值；但渐渐发现自己刚生跳槽之心便被老板断了后路，生意上稍出差错就被公司克扣了工资，后来连过去的老情人也被老板聘为了女秘书。当熟悉艺术而陌于商务的他领悟到，广告场也即商场，商场如同战场，自己置身的生活已简化为金钱衡量一切的逻辑关系时，许多损失巳无可挽回。他在收获着希望也收获着失望的过程中，不得不反省自己、重审生活。与《又过了一天》里的自强的遭际相类似，陈国凯的《眼睛》里的合资企业打工妹“她”，在满怀欣喜地进了厂并爱上招她进厂的“广州仔”后，却发现他在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中媚上欺下，愈来愈不合自己的心意，遂甘守自己的那份贫贱而坚决疏离了他。在“情”与“义”的相互对峙而难以兼顾之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把一个打工妹不为钱和利而放弃操守的自信与自尊表现得何等鲜明！广告艺人的困惑也罢，打工妹的觉醒也罢，都是新的生活引发出来的新问题，它使人们看到了新的生活同样具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而因其“新”，更需要仔细辨识，认真对付。
这些年，乡村农人进城打工成为城市的一大景观，但他们的生死歌哭却很少由文学作品中看到。赵德发的《青城之矢》和李功达的《枯坐街头》的出现，对此作了很好的弥补。《青城之矢》把艺术的聚光镜对准大城市里的垃圾棚区，通过沂蒙青年郭全和进城捡破烂的初衷和际遇，道出了乡下人在改变自己命运中的喜怒哀乐。郭全和与小蒜姑娘在困苦中的相互照应和彼此爱恋，小蒜姑娘因爱而美，因美而打捞假化妆品不慎落水身亡的悲剧，把乡下青年在困窘生活中的坚韧人生追求，以及为基本生存愿望而付出的惨重代价，表现得细致真切而动人心魄。李功达的《枯坐街头》为“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新闻纪实体的笔触如实述说安徽打工仔严志勤在北京做木工活的种种观感，他服务于城里人而又不为城里人所理解的恩恩怨怨，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城市边缘人的行状与心态。无论是收垃圾的，还是做木工的，都是我们在街头巷尾所屡见不鲜的，然而我们在《青城之矢》和《枯坐街头》中与他们相识，却显然要深入得多、内在得多。他们和我们，都应为此而感念赵德发和李功达这样有心的作家们。
以平民化的意识探视社会底层的生存形态，有意掘示现实在庸常生活中的演进，为常人造影，替凡人代言，是1994年拥抱现实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另一个明显取向，《中国文学》选刊也以不少力作以点带面地反映了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