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一种批评主要基于一种商业的角度的话，那么另一些文章对于《白鹿原》和《废都》的批评则主要立足于政治的角度。比如有的文章批评《白鹿原》“因对革命斗争中某些‘左’的弊端和错误行为的反思失衡”，“导致了对革命斗争本质的历史文化阐释的失误”。这里所据以评估《白鹿原》的，与其说是文学创作的尺度，不如说是历史问题决议的尺度。一部内蕴丰富而厚重的作品，就这样被一句简单而干瘪的评语轻易地否定掉了。还如有的文章批评《废都》，持论竟是“没有写出那些具有当代意识和文化追求的新人”，“作者立意在暴露，旨归在逃避；而不是立意在批判，旨归在变革”。这样的批评，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作者没有写的东西自然很多，据以去批评作品合适么？难道文学作品都要写了“新人”，写了”变革”，才能算得是好作品？论者在这里并不是从作品所提供的生活内容出发去看取得失，而是从自己既定的政治意识出发去框范作品，这样的批评只能让作者不得要领，让读者敬而远之，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都与发展变化了的文学现状相去甚远。
没有批评的文坛是悲哀的，但失却文学本义的批评四处出击也很令人悲哀。当年老评论家朱寨曾发出过文学批评要“回到文学”的呼吁，现在来看这一呼吁仍然没有过时。批评只有“回到文学”，才能真正对文学的发展有效和有益。出现于“陕军东征”现象的某些批评，又一次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
“陕军东征”的意义
作为个体性的文学现象来看，《白鹿原》是陈忠实创作上的一个飞跃，《废都》是贾平凹创作上的一次转折；《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和《热爱命运》，则分别是高建群、京夫和程海创作上的重要尝试，都不无其标志性的意义。它们作为作家们创作上的一个界碑，无疑对他们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
那么作为群体性的文学现象来看，“陕军东征”又有哪些意义，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以为至少有这样四点。
第一，有一批投身于文学的作家在整体文学不景气之时，甘于寂寞，潜心创作，这种执着的文学追求逾越了一切困难和障碍，个中表现了他们作为作家重“义”而轻“利”的本质特性。从“陕军东征”的几位代表作家以及整个陕西作家群来看，有两个特点几乎为人所共有：其一是大都出身于三秦乡下农家，普遍经过艰苦奋斗走上了现在的文学道路；其二是大都能甘于寂寞、甘于清贫，始终不偷地恪守初衷和投身创作，为了文学可以不顾一切，用陈忠实的话来说就是“馒头就葱写长篇”。这样两个方面，就使陕西作家与生养他们的土地保持着密切的血缘关系，黄土地的文化和生活也不断给他们以新的滋养；他们由此获得信心，也由此获得力量，因而吃苦受累都不在话下。陈忠实曾于1987年在他的一部小说“后记”里写道：“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事。”“被这个世界的人所唾弃，可真受不了。我仅仅也只惧怕这一点。”这些话最明晰不过地表达了陕西作家与黄土地须臾难离、与黄土地荣辱与共的共同心声，而文学创作和乡土情思正是内在地融祷一体构成了他们人生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目标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了。因此，就有了《白鹿原》、《废都》等作品克服重重困难的相继问世，就有了“陕军东征”这挡不住的文学崛起。注重于文学的想往和乡情的宣示，定位于精神的追求决不旁顾别骛，使得他们在商海茫茫之中没有迷失自我，反而保持和拓展着自己的应有特色，这种重情尚义而轻“物”薄“利”的精神，对于作家来说十分可贵，对于文坛来说也十分难得。
第二，长篇小说作为文学形式中的重型武器，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而一批有才华、有抱负的中年作家在人生积累和艺术造诣上趋于成熟，正为长篇小说的创作准备了有利的条件。长篇小说有望获得长足发展并在文学创作中扮演主角。
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之中，长篇小说因生活容量较大而难以敷衍、艺术形式相对繁复而难以把握，日益成为衡量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的标志。对于生活阅历较浅、艺术造诣不高的作者来说，长篇小说的创作无异于一道“鬼门关”。但正因为它难，它又对许多作家构成了难以摆脱的诱惑，使得许多作家到了一定的时候非要一试身手不可。近年来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相当不少，稍微考察一下这些作品连同“陕军东征”作品的作家，人们会发现这些长篇小说绝大多数出自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作家手笔。人常说“四十不惑”，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已有相当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该明白一些什么了。应当说，这正是创作长篇小说所必需的基础。长篇小说如无大量实打实的生活细节和基于人生思考而提炼出来的人物与旨意，很难“说”得出来，而中年作家既有生活上的积累又有艺术匕的储备，在创作上跨过长篇小说这一文学高度正可以跃跃欲试。从“陕军东征”的几部长篇作品来看，虽不能说它们在艺术上普遍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但却可以认定它们在生活实情的描述和人生实感的抒发上，都有着一种扎扎实实的厚度，如同从肥沃的黄土地中挖下来的一块活鲜鲜又沉甸甸的泥土。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在生活与艺术相统一的基础上，显然还开创了长篇创作的新生面，这也正是作家在长篇创作上造诣较为丰厚、准备颇为充分的结果。
第三，纯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与发行等环节，将有可能运用俗文学的手段去包装或被纳入商业化的轨道去运作，使其在形象上有所失而在销路上有所得，从而由文人的小圈子走向广阔的大社会。
纯文学作品在前几年一直走不出出书难、行销难的困境，而“陕军东征”前后，一批长篇小说却印数激增，接连火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综合性商业行为的介入与运作。所谓综合性的商业行为，包括一些报刊出于猎奇的目的就某些作家作品所作的新闻渲染，一些出版单位出于营销目的就某些作家作品所作的舆论宣传，一些职业书商出于赚钱目的就某些作家作品所作的倾力推销。这种不同的环节出于非文学目的加诸纯文学作品的种种动作，使得一部纯文学作品常常在外形上被包装得与俗文学读物无异，从而以更切合大众口味的形式和方式进入市场。这些做法势必给纯文学的作家作品在形象上带来不利的影响，如《白鹿原》和《废都》等作品就曾因出版过程中的商业行为，被一些批评家迁怒于作家作品本身，从而招致了不应有的批评。但有失就有得，这个得就是作品经过商业化的包装与运作，冲出了小小的文人圈子，走向了更多的读者和广阔的社会。这对于作家、对于文学和社会来说，又都不无益处。从目前的文学作品运作来看，这种以俗的手段处理纯文学作品的趋向似乎已成定势，估计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第四，广大文学读者的阅读兴味在日渐提高，阅读需求中的雅俗取向趋于平衡，那些生活容量大、写实色彩强、文学品味高的重头作品越来越受到欢迎，这种文学的需求趋向将对文学的整体创作发生愈来愈明显的影响作用。
有些人认为这些年来的“陕军东征”和“长篇小说热”是“炒”出来的，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和肤浅。有人在“炒”是外在现象，有人真读是问题的实质。如果一部作品内容空空，不忍卒读，试问能“妙”得起来吗？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质量。不可否认，那些被“炒”得炙手可热的作品，有少许文学质量并不高，但其中的多数作品都不无可“炒”和能“炒”的因素，确实都值得一读。这么多的长篇小说被人“炒”、被人买、被人读，说明广大读者对纯文学作品依然存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他们的阅读口味也在变化和提高；或者至少说明广大读者不仅需要“文化快餐”式的消遣性读物，也还需要那些可读和耐读的重头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生活容量大、写实色彩强、文学品味高的长篇小说。这种审美需求上的有俗有雅的总体平衡，正是文学多样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完整的文学活动，是由创作和阅读两大部分构成的，二者应当是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关系。过去的创作一方较少考虑读者的需求，读者一方也较少影响创作的发展。现在纯文学和俗文学的界限在出版运作中不断被打破，商业化的渠道也使作者和读者比过去有了更多的沟通，读方市场正在迅速形成和日益壮大，这都使读者的审美意向经由种种中介不断回传到创作界并对创作发生愈来愈明显的影响。从这些方面来看，商品经济的大潮在给文学不断制造困难的同时，也给文学不断创造着机会，至少在促进文学活动向双向运动方面起了不少的作用。
总之，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陕军东征”，其内涵十分丰富；它的出现不仅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具有很大的典型性。它是文学创作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究其底里，既可以点带面地检视文学的现状，也可管中窥豹地把握文学的趋向。正是在出自陕西地域而又超越陕西地域的意义上，我为“陕军东征”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