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以往，中国人做生意时常会有这个想法。对员工太好，他自己有积蓄，便会向外闯，开拓个人事业。若有这个想法，就只适合经营家庭式的小型企业；要经营大企业，必须知道大企业本身要有很完善的组织，一位员工的离开，自有其他人补上。例如公司曾有员工被邀请往其他公司任高职，但当中也有不少人回流，原因是公司待遇好，大家合作愉快，最重要的是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认为，最重要是员工能以公司为荣，及觉得在工作上有前途。
学生：李先生做生意的手法及宗旨比较稳健、保守，但现在有些业务是需要以较进取的手法进行，并需承受风险。若有些业务需承受风险，即与你的宗旨违背，你如何作出取舍？若你的工作伙伴很进取，喜欢冒取，在合作上会否出现问题？
李嘉诚：我本身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从我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到。不过，我注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积蓄投资于我们公司，我们要对他负责任，故在策略上讲求稳健，但并非不进了，相反在进攻时我们要考虑风险及公司的承担责任。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进取的业务正在进行中，只是未向外宣布。
反观欧美的新兴科技，平均来说，股价跌下百分之八十；有的互联网科技，甚至跌下百分之九十。所以，在开拓业务方面，我要求是收入与支出平衡，甚至要有赢利，我讲求的是于稳健与进取中取得平衡。船要行得快，但所面对的风浪一定要捱得住。
我在二十八个国家都有业务，可见我的进取心。在过去一年，我奉行的原则是保持现金储备多于负债，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学生：中国人的公司较注重感情，美国公司较注重科学化的管理，你在管理的过程中，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李嘉诚：美国科学化的管理有它的优点，可以应付急速的经济转变，但没有感情，在业绩不好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我们做不出，因会令员工没有安全感，及导致很多人突然失业。我们融合两者的优点，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忱，我相信可以无往而不利。
学生：在课余期间，当我们一谈及香港的工商业领袖，不约而同大家都想到李先生。其实大家都知道要成为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要有目光、理想、勤劳及奋斗精神，但又怎样才能做得比他人好？李先生是否有很大的压力，又怎样去缓解自己的压力呢？
李嘉诚：要成为领袖，你提到的基本质素一定要有，小企业每样事情都要亲身处理，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至于中型大型企业，则一定要有组织。而最难做到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建立主要行政人员对公司的信任，使他们知道在公司会有更好的前途及工资。同时，也要使同事明白他们工资与花红愈来愈多时，也要清楚知道他们的生产能力要同时配合，这样公司才能够维持，只做一个好先生是没有用的，如果只会乱花钱，公司迟早一定会出现问题。
最难做到的是赚钱之余，又要使公司内外对我有信心，所以要清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比竞争者做得好一点，就如奥运赛跑一样，只要快十分之一秒就会赢。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年轻打工时一般人每天工作八至九小时，而我则工作十六小时，除了对公司有好处外，我个人得益更大，这就可以比人赢少许。对于香港今日竞争这样剧烈的社会来说，这更加重要。
我自己没有什么压力。起初未到二十岁时便要负担家庭，一心想向上，每到晚上便想着明天的事，因此我知道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不及两三个人一起做事事半功倍，但我会尽力去做，这样压力便减少。直到我做生意时，我采取稳健中大力发展，也在发展之余取得稳健的平衡。一个大企业是不可能有错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学习，要视竞争者为聪明人，只要肯努力一点，就可以赢多一点。
学生：作为一个领袖要取得员工的信任，但假如李先生作出了错误决定时，会以什么形式跟员工交待？以目前李先生管理全球这么多业务，开会前又要作好准备，时间上怎么分配？
李嘉诚：首先每一个人都会有错，错了便应勇于承认，把错的代价作教训。事实上，作出错误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每一决定都经有关人员研究，要有数字的支持，而我对数字是很留意的，所以数字一定要准确。每次一开会就入正题，没有多余的话题。
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没有大的错误，每次作决定前也作好准备，例如Orange这历史上最大的交易，我事前不认识对方，也从未见面，只听过他的名字，那次对方只是数小时逗留在香港洽谈，因我事先已熟悉cellular telephone的前途及作好准备，向对方清楚表达，所以很快便可作决定。我虽然是作最后决策的人，但事前一定听取很多方面的意见，所以做决定及执行时必定很快。可见时间的分配、消除压力要靠组织来配合。得知你（指发问者）生了一对子女，恭喜你，作为高级行政人员，你应多请个工人，哄哄太太之余，也可借此减轻压力。
学生：李先生曾经说过自己做生意的原则与伙伴合作时要留有余地，不会赚尽，但据知“长和系”每次卖楼的售价也取得很尽，外面也说跟“长和系”做生意很难赚钱，这是否有违李先生的一贯原则？
李嘉诚：“长和系”卖楼，价格以市价尽取是对的，买卖价格在今日的社会竞争激烈是无可避免的，如果一家公司把一买一卖之间take it easy，它的market capitalization只会一直下跌。我们所指的合作经营是不利益冲突的，大家一同投资，一同经营。据悉阁下是从事文具生意的，我们的Bigbox所赚的很少，在internet做sales就是靠我的服务。靠赢人家一点点，对来货的价格也要十分要紧。
学生：李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伟人，当作总结时，李先生希望我们怎样形容这伟人？社会如果多一些聪明人，对社会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有人愿做老师，肩负教育下一代的使命。坊间有很多著作是描述李先生的，哪一本较可信？
李嘉诚：首先，我否认自己是伟人。我搬到大厦的顶层（指长江大厦七十楼）的原意就是希望与公司管理层分隔，花多一些时间去做服务社会的事。我自己拨出了不少时间为社会、为香港及国内医疗教育不停做事。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我愿意离开香港，花九至十日时间集中带领一批人员参与一些教育医疗的公益计划，还要加上之前的准备工夫及之后跟进的时间，但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和有意义的。
我很感激大家今天给我的名誉，过去三四年来，人家给予我很多世界性的名誉，我绝大多数都拒绝了。而物质方面，我自己衣食住行都很简单，既然上天主宰赋予我多一些钱，我也希望多做一点事，伟人绝对称不上。
其实坊间没有一本（关于我的）著作是真的，很多事情也是以讹传讹，没法子辩清。国内出版有一本画册，其中报道是正确的，但内容并不太多，东西也没有记录。
学生：李先生及两个儿子均很成功，您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李嘉诚：我昨天刚与一个欧洲著名家族吃午饭，他们已有五代的成功历史，十分有修养、有礼貌。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但今天的教育、组织不同，令事业可以继续，相信这句话日后将会修正，正如这个欧洲家族今天的事业比过去任何一代都好。
过去中国有些有钱人家宁可让子弟去吸鸦片，因可避免他们沉迷赌博等不良嗜好，这是落后的思想：当年，我朋友的儿子去外地读书，买了Rolls Royce开篷车代步，我不便批评。但我两个儿子买的只是两部单车，在美国Stanford大学行走也十分方便。直至有一天，我在九楼Spartment等他们回家吃饭，看到一辆单车冒雨在车群中“之”字型穿梭，险象环生，看清楚才知是其中的一个儿子，而他到家时已浑身湿透，还背着几十磅东西。这时，我才叫他们第二天去学车考牌，买一辆坚固的、去年款式的新车。这便是父母看法的不同，对下一代的将来影响很大。
学生：但是否使孩子以为父亲不疼爱他们？李先生自己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又花了多少时间在他们身上？
李嘉诚：在儿子入大学前，我每周日均拒绝所有应酬，带他们到一艘绝不豪华的小游艇去，好处是跟他们说道理，他们也无处可逃。
是否疼爱不是靠金钱或物质去衡量。儿子在外地念书时，我给他们开了两个户头，一个他们绝不能动用，但已准备足够他们完成PhD课程的费用。至于使用另一个户头的金钱，他们必须写信给我报告，我会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后来因为他们功课太多，受他们要求改用电话说明，这才是有用的疼爱，我个人认为太多物质反为有害。
学生：近年香港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很大，我们的出路如何？香港要这样才可维持竞争力？
李嘉诚：这是我与所有香港人都关心的问题。率直地说，面对今天的竞争，香港人需要抛开昔日自满的心理。如何令我们在将来与外国及国内的技术及经营方式接轨十分重要，我对香港还是充满信心的。
但今天香港的问题在于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如在座各位同学，你们一直求上进，将来的收入自然向上。但部分低收入人士在过去十年却向下跌；将来香港的情形会与今天的美国一样，受教育、知识高、用功的，收入会向上，收入低者则越来越萎缩。这是社会的经济转型，我们已走进知识型经济。
现今的新移民与一九四九年的并不相同，今天的移民中，具有高专业知识水平的百分比相对较低。因此，首要希望移民政策放宽，增加香港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当然，我们对所有同胞均应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团聚移民也要照顾，但短期输入一些高教育水平的技术性移民对香港至为重要。而长期则要加强教育，提升香港大学生的水平，单是大学学历已不足够，希望有Matet Degree、PhD程度，经得起考验，加上香港人一贯灵活及有拼搏精神的优点，便可与外国的强者较量。
别说面对海外竞争，就是上海、深圳也在每天向上。一个和谐、有秩序、齐心向上的社会才最重要。你们便是很好的例子，若我聘请各位到我的机构任职，相信各位也会拼博，对公司有所贡献。
当然，香港的优点很多，我们的银行体制、对外通信、海陆空运都不错，很有前途，但今天还抱着急起直追、追求卓越的精神。正如我之前讲过，香港的工业很难与外地较量，我们的工资、成本都高，曾有外国伙伴想与我合作新工业，但研究后发现香港的条件不足，所指的并非一般性劳工，而是急切需要多让技术人员来港。如以色列一度全国只有六万个engineer，后来由俄罗斯吸纳了八十万人，当中二十万为engineer，足够各个工业的发展。当然不能只限教育水平高才吸纳，家庭团聚的移民也要吸纳。至于教育也要不断完善，培训自己的优秀人才，否则难与其他地方竞争。据了解，单是深圳，每年便有一万名来自全国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加入工作行列。
学生：那么香港人应维持怎样的素质呢？
李嘉诚：人才最重要，不论是服务业，旅游业，还是贸易中心等。人才包括移民及刚才提及香港需要的技术人才，这里的技术也不一定是高技术，只是要我们缺乏的，例如某种地方菜式的厨师，也要去吸纳。
当然要有一定的制度，正如当年移民潮时期加拿大的计分制，但我们的家庭团聚名额订出后便不应改变。相信特区政府已看到香港面对的竞争，幸好我们有昔日剩余的储备充足，一般人的储蓄也多，在短期内可作支持。
学生：潮州人多做小生意，依赖节俭、勤劳，与海派风格不一样。作为华人资本家领袖，如何对外竞争？
李嘉诚：几年前我去汕头大学开校董会，市领导安排在饭后会见大群记者，被问及“潮州人以你为荣，你是否以身为潮州人为荣呢？”这个问题不可犹豫作答，我在两秒内便回答道，我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在我心中，同事中有不同民族，会说潮州话也不会有特别好处。潮州人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潮州人战前多从事米铺、木材、煤炭、苦力、拉车等工作。但近几十年潮州家庭也注重第二代教育，但必须记着身为中国人，事业有成当然应该对家乡有贡献，但更要有远大理想，不只中国，甚至放眼世界。在事业上谁有贡献、有归属感，便可成为公司核心人物，自然形成大群亲信，不分国籍。
在我两个儿子加入公司前，我的机构内并未聘用亲属，我认为亲信也不等于亲人。
但我并非不爱家乡，我花了不少心血在家乡，没有任何一个生意比汕头大学更占用我的时间，最初十年我每次到汕头大学均工作直至凌晨两三点。
学生：成功领袖的模式应如何？你有何不足之处及成功必备的特点呢？
李嘉诚：我不算十分成功，我也有短处。人没有十全十美，要尽力去追求完善。作为一个领袖，第一，最重要是“责己以严，待人以宽”，第二，要使他人肯为自己办事并有归属感。
机构大必须依靠组织，在二三十人的企业，领袖走在最前端便最成功。当规模扩大至几百人，领袖还是要去参与工作，但不一定要走在前面的第一个。再大便要靠组织，否则，便迟早会撞板，这样的例子很多，百多年的银行也一朝崩溃。
还有必须紧跟时代、超越时代，有创业家的精神。这对你们读MBA重要，工作亦然。要有创造性，勇于挑战，但也须集中在从事的行业，正如清代曾国藩的家书记载他的朋友说，去挖十口井，不如集中挖一个确定有水源的重要，熟悉本行差别很大。
一九六七年我做玩具工厂时，其中一种生产机器只可从欧洲一个国家用飞机引入，但我要赶生产，结果我把自己厂房内原有机器的一部分作出修改，二十四小时后使它生产量提升了一倍。但一倍并不足够，要继续增加，终于一部机器生产多四倍，既为客人解决问题，也可多赚金钱。
中国人在十五世纪时的技术也很出色，但无人去继续创造。封建政治中，排列“士、农、工、商”，把“商”放在最后，但事实上“商”很重要。我们要有创造性，我公司内很多MD经常产生新念头，只要有五成机会成功，又只利用不多的资源，我都会支持。
学生：下属最欣赏及最怕你的是什么地方？
李嘉诚：最怕我问figure，在他们开会时没有好好准备，说不出figure，又或是figure不对。有一次，一位在香港知名度颇高的同事跟他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一些figure，但我说不对，同事跟日本朋友商量后坚持没错，并说可以与我打赌。作为上司，与他们打赌金钱并不适合，终于以高尔夫球棍为赌注。后来经我解释错处后，翌日我便收到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棍。但我最终没有接纳，因日本朋友始终是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