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情况可以姑且称为“俱乐部“效应，亦即特定场合和特定情境中人的潜意识《爱与文学》的宣泄。无独有偶，我国的闻一多先生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闻一多评论一首叫《出俱乐会场的悲哀》的诗时说这首诗底背景里藏着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性欲同杀欲这两个冲动虽已被文化征服，但其遗根未断，常时于无意中发泄出来。它们发泄底时候能唤，起一种特别的快感，这是天生受勉强的压制底反动底结果。试看我们在俱乐场中所做的种种游戏，同行所做的种种罚令便知道。例如游戏的格斗同比赛，猜谜同引人入阱，令人作难的“恶作剧又如假使爱情的言语同行动，如接吻、宠媚、拥抱等罚令，我们为什么都认为是极有趣昧的事呢？因为我们的原始的冲动得了发泄的机会，换言之，即性欲杀欲发作了。这是隐伏的欲望在一个普通合理的人不会发现，假若发现，我们不说他疯癫，必斥为下流。但是一到大厦广众的俱乐场中，人人的理性弛放了，而付命于原始的冲动之下，不独不以这种举动为丑，并且以为可乐。这种现象是文化的仇敌，除极少数人置身于物质世评本学年界之上，一大半人不能逃脱他的影响。
“飞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除过明确地要教训劝诫外，就有这种“俱乐部“效应存在，特别是以“说话“为起点的话本小说。如“兰言二拍“中，先讲一个犯禁的故事，而后指出它的不对，进行教训。这其实是典型的压抑与情始于男女然后“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六经皆以情教也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情史》从夏商周至明代，汇集几千年来各种各样的男女之情，分类为“情贞”、“情缘”、“情私”、“情侠”、“情豪”、“情爱”、“情痴”、“情感”、“情幻”、“情灵”、“情化”、“情媒”、“情憾”、“情仇”、“情芽”、“情报”、“情秽”、“情累”、“情鬼”、“情妖”、“情外”、“情通”、“情迹“等类。“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是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一些通俗小说的特点之一。当然，文学作为精神现象，也有冲破传统礼教束缚，把“情“和“欲“放在“理“和“礼“之上的现象。汤显祖的文学思想首先是主情，他所说的“情“又首先是包括性爱之欲在内的人生欲求。袁枚提出“好货好色，人之欲也圣人“的职责就在于使这种人欲得到应有的满足。洪升将其《长生勘》自比于《牡丹亭》，在歌颂“情“可以超越生死的力量上，它也却与《牡丹亭》一致。但更多的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文学的本性在于情感的表达，追求生命本真与宣扬理论道德一直是文学价值的两端，并生成原型模式，而其背后则有哲学思想作为“意义原型“在发挥作用。
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李泽厚在论述华夏美学的情感与形式时曾说过由于自觉地、坚决地排斥、抵制种种动物性欲求的泛滥，使自然情欲的人化、社会性的特征非常突出：情欲变成人际之间含蓄的，群体性的情感，官能感觉变成充满人际关怀的细致的杜会感受，从而情感和感受的细致、细微、含蓄、深远，经常成为“一目三叹”“余意不，尽”的中国艺术的特征”。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人化的范围又毕竟狭隘。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战胜，“超我”的过早的强大出现，使个体生命力量在长久压抑中不能充分宣泄发扬，甚至在艺术中也如此。奔放的情欲、本能的冲动、怨而怒、哀而伤、狂暴的欢乐、绝望的痛苦、能洗涤人心的苦难、虐杀、悲剧，给人以丑、怪、恶等等难以接受的情感形式(艺术)便被统统排除了。情感被牢笼在、满足在、锤炼在、建造在相对的平宁的和谐形式中。即使有所谓粗矿、豪放、拙重、潇洒，也仍然脱不出这个“乐从和”的情感形式的大圈子。
李泽厚的这个看法很深刻地抓住了中国艺术情感与形式的关系及其特点。这个结论用在“正宗“的以诗词为主的抒情文学系统是特别准确与形式的，但是，中国还有大量的叙事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如明清小说。在这些数量可观而且读者众多、屡禁不止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他说的奔放的情欲、本能的冲动、怨而怒、哀而伤、狂暴的欢乐、绝望的痛苦，有着苦难、虐杀、悲剧，给人以丑、怪、恶等等难以接受的情感形式，这类作品除过被文学史肯定的部分外，相当数量的则多半走向了畸形。这种情况的形成就是前面所说的人化的局限所致，是这种特点走向了反面。中国叙事文学的原型形成中特别强调其道德伦理的说教，但实际又形成了宣泄和说教的“貌合身离”、互相冲突的奇异现象。
中国叙事文学从志“异“志“怪“到“传奇再到后来的“演义章回小说，在一般程度上表明了这种对快乐原则的变形的实践。文人的笔记小说作为补充，反映另外一些意识和潜意识。这些又是普通民众所难以理解的，如何《斋志异》。严格说，章回小说与笔记小说源于两种心理需求，形成两种模式，一是显文化，一是隐文化，一是俗，一是雅。
而以演义为特色的章回小说，其载道的色彩同样很大。
“犯禁“与越轨“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韩非·五黔)伦理道德的禁忌与犯禁、心理情感的压抑l与释放的对立统一，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功能特点。中国叙事文学以满足世俗心理和冲破原型禁忌为深层发展动囚。写“犯禁“与“越轨是中国叙事文学中通俗小说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它们流行于民间市井而悖乎于正统概念的原因。
“侠以武犯禁育情小说以”性越轨，前者犯的是社会之禁，后者越的是道德伦理之轨，心理之禁，精神之禁。这两种犯禁都是对于禁忌的冲击，是一种精神“越轨心理的发泄。“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元情，不能环相生”。写情，尤其是男女之情，是中国通俗小说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在通俗小说盛行之际，男女之情变为对性禁忌冲击也是事实，特别是那些禁毁小说中，有大量的性的描写，这些描写一方面是赤裸裸的性过程的描写，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心理的、潜意识的描写，同时，作者的欣赏的态度和放肆的表现，不只是个人的道德意识的问题，而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借小说来发泄、冲破禁忌、进行潜意识的释放。这正是中罔小说历来受到贬低的原因和屡遭禁毁的原因。正是通过小说，人们发泄着潜意识，表露出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现象，它在中国叙事文学中是值得注意的，有必要从心理原型的角度研究。而武侠小说中，故事情节和描写的非现实性、夸张性，人物的类型化，好恶的极端化，是非的绝对化，并非是描写手法的不成熟，也是心理上的需要，它的目的之一是充分宣泄不满，寄托民众的心理情感和表达难以实现的欲望，使深藏的无意识内容借文艺之道得以释放。
“突破“原型而更可注意的是在文人小说和戏曲(这里不仅是指文人创作、而且主要指文人欣赏的叙事作品)中，还有着情况不同但更为深刻的“犯禁即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意识、人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反叛，对庸常“心理的反叛。
如前面以提到的， 《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小说，如《西厢记》《牡丹亭》《窦娥如》等戏曲。这些作品或通过日常生活细节， 或通过演义神魔故事，或通过虚构鬼贼世界，或通过浪漫的遐想，以奇情奇事表现着奇思奇感。在“故事“之外，有着对社会的冷眼旁观，有，着对历史的深沉思索。在他们曲折的心曲中，有着不同于常人常情的深刻和卓见。他们这种反叛传统和似乎孤高离群的姿态，实际上，最深刻地反映着人的原型情感，表现着博大的人生感悟和情怀。也工楼梦？的，那种感伤和悲情，那种对人生意义超脱尘世的理解，包括那种失落和忧患，唤醒的是读者对人自身的深深的思索和由衷的感叹，是一种沧桑感。
西游以幽默、滑稽、怪异的态度来看世界，以喜剧的风格来挪揄调侃神圣，那种离开人生世界而“居高临下“的旁观者的视角，以极大的张力、最大限度地发泄了人被现实世界所遮蔽的无意识世界。如果说，《三国演义》以“惯看春月秋风“的眼光，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豁达，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循环观念之中，在历史事实与道德理想的冲突中得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结论，使人在“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自然规律面前感受历史的短暂和无情的话，那么，《红楼梦》则以络珠仙草的“还泪神话“为因子，以“木石前盟“为故事契机，在“太虚幻境“中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也演出似梦还真的人生情境。“悲喜千般“终于“古今一梦鸿蒙开辟，似水流年，曹雪芹那种对人生空幻的悲叹，那种愁思、感伤和无可奈何，激起一代代读者感情之弦的共振激活“多少集体无意识。
《三国演义》恢宏博大的气度和《红楼梦》深邃邀远的情思，与它们的作者以宇宙自然作为人生和历史的参照物有极大关系山水永恒，人易涅灭作者以不变的青山和易逝的流水来象征作品的整体意蕴。在千般悲喜、万种风情的人事现象背后，是自然宇宙的规律，是江河逝水的无情，他们拓展开的是上天下地的空间，是延绵于远古的时间，人们从宝黛爱情中、从三国纷争中看到的是人在天地之间和历史长河中的情态，是人在宇宙中演出的悲喜剧。这种情思，这种感怀，这种遐想，正是对我们久远的、深藏的原型心理和情感模式的触动和“激活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原型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