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用以娱心“到“诺诫连篇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侧影，一直到明清小说，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比如，就以代表明代短篇小说特点的《今古奇观》来说，文学批评史家发现，作为“三言二拍“选本的《今古奇观》，在署名笑花主人所作的序中，就发挥了原作者的伦理道德意识 《今古奇观序》的观点多数也是“三言二拍“各序的拼凑。它虽然也强调描写“耳闻目见之事但大大发展了冯梦龙“六经国史之辅“和凌蒙初“意存劝诫“的观点，提出了“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的论调。他的“庸常“并不是指耳目前的“日用起居“的平常生活，更不是在概括生活的基础上的带有普遍意义真实性，而是偷换成了一整套的封建伦理道德。这就如他说的“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他认为创作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笑花主人的这种观点固然是充满封建道德的，伦理色彩十分浓厚。
匠但是，这里也反映附中国小说，特别是一些短篇小说的特点，不管它具体描写的是什么内容，但是在作家的意识深处，都有灌输伦理的意识，有“庸常“的模子在制约着，有伦理准则在规范，这种规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原型，积淀为集体无意识，作者也罢，读者也罢，都受其影响。
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写反面人物容易而写正面人物难，直到今天这种现象还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伦理道德对文艺的深层的制约相关，要求正面人物具有明确的道德伦理的标准和理想人格的模式，这与要求人物有充分的个性在某些方面有着冲突，或者说是难以达到二者的统一。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叙事文学中关于正面与反面、戏曲中关于红脸与向脸观念的形成是有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作为基础的，而对于作者来说，塑造出这令人敬畏近乎“神“的人物，实在需要高超的技巧。与此不同，反面人物对于伦理道德的反叛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多种角度的，无所顾忌因而无所谓标准的，而且反面人物可能因对禁忌的冲击反倒显得生动，性格刻画容易成功。
伦理和庸常的无形模子，限制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意蕴有更高的情志和丰厚的内涵。杰作的作家就是对于这种模式的冲破，是对这种原型的冲击和反拨，这种冲破，不是简单的题材或主题的突破，而是一种心理原型的突破。
《聊斋志异》传工楼梦《西游记》等着名作品，就在这方面有着极大的进步，它们的价值勺反叛“照常“心理有极重要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文学家不但要发现“激活“原型，表现集体无意识心理，而且在特定情景下，又要敢于突破原型心理的限制，超越一般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表现更为博大深广的人生感受和特殊体验。
中国叙事文学的原型是由
常生活和社会事象、革德伦理等社会性因素积淀的心理模式。中玉！文学中也有对神话故事的置换，但是原型置换的重心不在叙事模式，而在母题的置换。金圣叹民任凭提起一人，都是旧时熟识。
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心里之所曾有也“旧时熟识表“万世人心之所曾有叙人之常情、人生常理，正是中罔叙事文学的特点。
而以超常的形象反映普通人超常的欲望和心理的现象始终存在着。
对于怪异现象的兴趣，对于有超人告122和力量的形象的崇拜，对于紧张的情节和矛盾冲突的偏爱，是中间民众对于叙事文学的追求。这同发泄人的潜意识心理有极大关系。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杰出之处，正在于这里不再是超人，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情景，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它要求读者必须具备能够理解“其中昧“的心境和能力，特别是做楼驹，其中有着看破红尘的清醒，有着对于人生、人的意义的深刻的反思。当具体的个人的命运(贾宝玉们)被放在一个边远鸿蒙的背景中去作精细地展示时，这种对人生的沉思显得更为真切和深切。向然，《国演义》也有着关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的感慨，但是《三国演义》仍然是超常的世界和l超常的人物，仍然给人以超州现实的精神满足。从艺术效果上说，《三国演义》仍然是在满足某种猎奇心理基础上对于历史的一种“冷眼旁观而他楼梦》使你不得不身临其境地限于沉思，你不能指望从中得到超脱的享受，而是从中实实在在地感受生命过程和情感历程。至也工楼梦~，中同文学中的主导精神得到了一次综合，抒情的沉思特质通过叙事得以表现。
中的浪漫情怀，建安的慷慨悲歌情绪，玄言诗的哲理，游诗的借游仙抒怀，山水诗的意境，陈子昂对时空无限的宇宙的注视，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似乎都贯注其中，得以具象表现。
教训与宣泄
教训与宣泄是中国叙事文学社会功用的两端。许多作品中，过分地教训和忍肆地宣泄、表面上的训诫和实际上的放纵构成一种滑稽矛盾的现象。而教训与宣泄都与某种“禁忌“相关。关于禁忌，弗洛伊德有过专门的研究。由于弗洛伊德注意到了禁忌本身就是反映矛盾心理的词，它常与那些受到禁止的和不干净的及神圣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弗洛伊德提出，一个禁忌就是一个“被禁止的活动，而在潜意识中恰恰存在着一种对这项活动的强烈欲望”。他又接着指出，禁忌和惧怕都是来源、于矛盾心理的冲动和倾向它们都是一种“感情上的矛盾心理的结果这种矛盾和良心一样，都有其潜意识的根源。
中国叙事文学多数都要宣传伦理道德，要醒世、明世、警世，同时实际上往往赤裸裸地进行宣泄”情欲，一方面宣扬禁忌，一方面又在大胆地冲击禁忌。这种现象，正是集体元意识的一种曲折的表现，便被压抑的潜意识以合理的面目出现。从志异志怪、传奇，到公案、言情、武侠，从神怪魔幻到历史演义，从表现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到描摹人情世态，都有对于心理深处积淀的倾诉。同时，中国的小说戏曲又始终难以挣脱政治和道德的纠缠，伦理色彩十分浓烈。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某些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主要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反映。中国的读者实际上对于文学、特别是小说针眨时事政治有很大的兴趣。习惯于从小说中发现政治因素。这是中国小说读者的特殊的需求的反应，借助于小说来阐发伦理道德、评判是非、办案审判、打抱不平等等，欣赏的过程是心理舒展的过程，是情感投射的过程，是集体无意识激活的过程。个人的所感所思通过这些过程得到表达。中国的普通读者很投人地欣赏艺术作品，特别是叙事作品，他们似乎被故事情节所吸引，但他们也不是被动的，而是按一种先在的模式观察事态的发展，即便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也会有几种模式或母题作为他们听书看戏的心理模子和评价标准。
中国叙事文学的原型，作为特定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可以容纳相互冲突、矛盾的内容的框架，使丰富的故事、复杂的意念归类为某种符合社会规范和接受模式的类型，使集体无意识、潜意识心理在伦理纲常和道德律令中得到宣泄。
自然，这里说的是它的两端，在这两端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地带”。有人情世态、心理意绪，有公正原则、“天理法则有好恶感情、爱憎标准，有悲剧意识、人性追求…以叙事来“发愤“抒情，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又一特点，从唐宋传奇、到笔记小说、甚至长篇小说，如《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俯吏曝言？等等，故事之外有着作者复杂的心陶和情感。明清之际，李费的“不愤不作金圣叹的“怨毒着书张竹坡的“愤潜着书蒲松龄的“孤愤之作吴昕人的“愤世嫉俗刘愕的“哭泣等，都是在创作中蕴含着极大的情绪，这固然有社会现实对于作家情感的激发，但也不能不说与中国这个抒情同度文学的特质相关。
“俱乐部“效应与“快乐原则“有位外国学者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人们常对那些泄露他们潜意识生活的不道德梦境大感震惊。然而，男人常常会在亲密的小罔子里剖向他自己的肉欲幻想。人们以很多方式表现出他们精神生活中爱情与性兴趣的重要。有人亲身去看暗示性的戏剧，有人喜欢讲也喜欢听淫荡的笑话、不正经的俏皮话以及放荡的故事。任何人只要听过男人在俱乐部或吸烟室、工厂或办公室、酒吧间或座谈室里面的谈话，便不会看不出性爱兴趣控制我们的程度远超过我们所愿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