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春天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春天是从元旦开始的，那一天，一张张晚报掀动春天融雪的声音；对于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来说，春天是从春节开始的，除夕的大红灯笼把一朵朵千里之外飘来的雪花映出温馨的光芒，但古罗马作家瓦罗在他的《论农业》一书中说：“春季从二月七日开始。”他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所依据的日历是公历。
不管怎么说，真正的春天宛如一个巨大、寂静的烟斗，使所有的事物含烟。春天里好奇的孩子，则满怀真理的冲动，把纯洁的耳朵贴近返春的草尖，他们便可听见种子的心跳和蓓蕾的生长之声。而浩荡的风，展开春天的旗帜，一扫漫长的冬天所特有的凝滞、沉郁、冷寂的气氛；耕牛在山坡上引颈长哞，唱出它憋了一冬的情歌；闪烁着阳光碎片的犁铧插入苏醒的土地，那哗哗啦啦泥土翻动的声音，
仿佛蕴含着一声声美好诺言的召唤；一些事物的影子开始清晰起来，一个诗人说，此刻连钢铁也会发芽。
我注意到了春天的日出，它不同于夏天的日出是火烧火燎的升腾，像满怀爱情的青年，幸福地奔出家门，奔走在赴约的路上；也不同于秋天的日出那么既兴奋又疲惫，像一个孕妇，满怀着憧憬，满怀着幸福与满足；更不同于冬天的日出，苍白、冷峻，像一个策杖前行的智者。春天的日出，像一个婴儿的出生，纯洁、神圣、鲜活。观看春天的日出，就像等待一位英雄的诞生，不管是在山顶，还是在平原，或者在大海，你都会觉得太阳好像有什么无法用目光看到的阻力，艰难而顽强地向上跃动。作家苇岸曾握着手表，站在山顶上仔细数过日出的时间，他在《大地上的事情》一书中说：“太阳从露出一丝红线，到伸缩着跳上地表，用了约五分钟。”于是，我想到了写《自然与人生》的日本作家德富芦花，他喜欢观察落日，他记录太阳由衔山到全然沉入地表，需要三分钟。由此可见，日出比日落缓慢，也就是说升起比降落更加艰难，特别是春天的第一轮红日。
我也观察到春天的麻雀，这一被看作鸟类中的“平民”，它的朴素和生气，在春天体现得更为生动。麻雀在地面的时间比在树上的时间多，不管是在春夏，还是在秋冬。但我注意到它们在冬天的树上，总是将短硬的嘴像农村妇女在罐沿上磨着菜刀那样，在树上反复擦拭，它们的刀是切什么的？或者准备切什么？当然我无法说得更具体一些，反正冬天的麻雀总是在磨刀霍霍。而到了春天，麻雀却总是叽地叫上一声，同时脖子一挺，再叽地一声，再挺一下脖子，如果是在一棵杏树上，这个过程就会有一朵一朵的杏花次等开放，仿佛那花早就藏在麻雀的喉咙里，此刻就叽叽叽地跑了出来，聚在了黑黑痩痩的枝头上。
麻雀在树上站一会儿，就会轻轻地从树枝上弹出来，眼看就要落到地上，像一块小瓦片击中什么了，却又展开小小的翅膀向旷远飞去。我不知道麻雀与春天是否有什么约定，但我相信一只麻雀的内心肯定大过一个村子。我亲眼看见过麻雀叫醒了一树又一树繁花似锦的杏树，还有桃树、梨树，甚至有时我还觉得是麻雀叫醒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
我曾在老家问过父亲，哪些树是先开花后长叶子，哪些树是先长叶子后开花，或许父亲也没有在意过我这个孩子气的问题，但我相信故乡的一只麻雀，它心里一定十分清楚。因此，我一直以为麻雀是春天最具灵性的小精灵。
其实，生命中的每一个春天都接纳我们诗意地栖居，每一片树叶，每一棵小草，每一阵轻风和每一个眼神，都会引导我们诗意地生存。一个又一个春正向我们铿锵走来，我听见薄冰的破碎正如内心的喜悦将把整个春天感动，甚至我仿佛已看见早春的花截像一只只小小的拳头，把明亮得令人晕眩的天空摇醒……
我有一首题为《杏花》的小诗，是写春天的，也是写杏花的，当然也是写人的，现抄在这里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吧：
杏花我们的村花。
春天你若站在高处，像喊崖娃娃那样，喊一声杏花，鲜艳的女子，就会一下子开遍，家家户户沟沟岔岔，那其中最粉红的，就是我的妹妹，和情人当翻越岭的喷咕，大红大绿地吹过，杏花大朵的谢了，小朵的也谢了丢开花儿叫杏儿了，酸酸甜甜的曰子，就是黄土里流出的民歌杏花你还好吗，站在村口的杏树下，握住一颗杏核，我真怕嗔出一口的苦来。
乡村的光芒
一
走在乡村的小路上，看见前面有一道光亮，那么耀眼，那么扑朔，像是谁拿着一面小圆镜子在山坡上晃，或者是草根碰断的犁尖，或者是谁失手打碎的一块碗片，那最亮的一点，仿佛阳光下的疼痛，亮得那么尖锐。那时，在一个孩子的想象里，乡村所有能亮的事物都已经亮了。如果这时，一个人从山坡上悠闲地走下来，如果他左边的口袋里正好别着一支钢笔，笔帽上的那一点白铁，就会在乡村的这个午后亮出几分文化来。我相信村里久久凝望山坡的孩子和内心宁静的老人都看到过这比金子还亮的亮。但当你怀着一颗童心，决意去看这点亮到底是什么时，这光就会跟你捉起迷藏来，因为这光必须站在一定的角度才能看到，就像你必须怀着敬重和感恩的心，才能感到乡村的诗意一样。
二
如果是在冬天，或者初春，你会看见一些雪躲在乡村的地埂下，像一群温顺的羊儿，如果这时有风吹过，你就会听见雪也怕冷似的又挤紧了一下。这是乡村此刻最亮的部分，如果你这时想给这些雪一个更新的比喻，那就把它们比成乡村的一排白牙，嘎登嘎登地咬着乡村那些坚硬的日子。
还有一些雪，落在干透膛的草垛上，但只是落，并没有打湿什么的意思，像有些爱情，还不到时候。还有一些雪，落在村子的夜色里就看不见了，你只看见三三两两的灯光，像针扎出的一点一点的疼，乡村的雪，就从那里开始融化。
三
我总以为乡村的夜晚也是乡村的一种光亮。
乡村的夜，是真正的夜。黑得透彻，黑得纯粹，黑得凝重，是那种黑得可以用刀砍的黑。如果谁没有在乡村摸黑走过几遭，那他就无法从内心深处理解真正的光。
那些走夜路的人，要么是进城回来迟了；要么是到远处的地里劳作，耽误了时间；要么是谁半夜里头疼脑热，去找医生的。真正的乡里人，再黑的夜里也不会迷路，因为他心头总有一盏灯，在热热的炕头上亮着，在温暖地等着。走在漆黑的山路上，仿佛就走在梦中，如果身体的主人遗弃了身体，身体也会找到家门，他一定是感觉到了还没有看见的灯光的召唤。
四
我在乡下看到过雪的光、雨的亮、霜的明净，看到过树的光、花朵的亮丽，也看到过毛驴和牛的忧郁但明亮的眼神，更看到过庄稼的灿烂和辉煌。这一切组成乡村絢丽的光芒，当一切在白天发过光的事物都被黑夜覆盖时，只有灯光以一种安详和宁静让夜晚的时光充满温馨。
五
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出门远行的人，神一直跟在你的身后，因此，出了门就别回头，不回头的游子有一种安全感。然而，有一次，我猛地回过头来，想看看一直跟在我身后的神是怎样慈祥或威严时，我却只看到了我留在黄土上的时隐时现的脚印和一坨一坨的冰草胡子，远处是沉默不语的山头和山头上疾走的大风。那一刻，我竟忍不住泪流满面，忽然感到心里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倾诉出来。
也是在小时候，也是母亲告诉我，男儿肩上有两盏灯，一盏照着左边，一盏照着右边，即使再黑的夜里，真正的男儿也不会把路走错。但谁心里有鬼，那灯就黯淡无光；谁做了亏心的事儿，那灯就会被大风吹灭或者被神的大手端走。我没有看见过别人肩上的灯光，也不知道别人是否看见过我肩上的光亮。但我在夜晚的山路上，仰望星空，总以为那或明或暗的星星肯定是许许多多的男人们走在一起，有时我竟会听见他们刷刷的脚步声，有时总想从中找到属于我的那两颗星来。
好多年过去了，不管我走到哪里，总觉得身后都有一种关切和呵护的目光，有时觉得这目光像父亲手中的牛鞭，我不往前走就会受到鞭策；好多年过去了，即使风高月黑的日子，我也会用自己肩上的灯光把自己照亮。
乡村的理想
曾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中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从此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晚上男孩都要陪母亲出门给牲口添草，乡村寂静黝黑的夜让他感到恐惧，因为家里穷，连一条看门狗都养不起。当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理想》时，男孩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我想要变成一条狗，为母亲守家护院，永远陪伴在母亲的身边！老师没有给这篇作文打高分，但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让人心疼的理想。后来读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时，我竟然把那个小男孩和变形中的格里高尔联系在了一起，当然格里高尔不是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也不是格里高尔，但我偏偏产生了这种联想。
那么，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冬天有件棉衣穿，过节能吃到白面馍馍，能有一个新书包，能有一双胶球鞋，或者有一本连环画，后来看到岔里来过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就想能坐一回汽车那该多幸福。
那是197乡年的一个下午，在西部一个叫杏儿岔的小村里，我从一辆深绿色的卡车上，认出了毛体的“解放”二字，解放的解，解放的放。那时，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个孩子的最高理想，是做一粒大米或者高粱，坐一坐那辆颠颠簸簸的“解放”。后来，从中学课本上，我知道那片深深的绿，与一个叫长春的地方有关，还从雷锋的一张照片上，看到那绿，绿得比雷锋的衣裳还深。至今，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走着，忽然就忍不住会想起那片深绿，那辆一颠一颠的“解放”，也就从一个人的童年开始，远走他乡。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的理想是学一身好武功，像《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好汉，把欺负我的“坏人”一一打败，打得他们一个个落花流水。但这功夫终究没有学成，因此每每在生活中当我咬牙切齿时，我总是由愤怒慢慢地变为轻蔑地一笑，再把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这表明我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能无力和软弱。
当然，这些理想我都没有写进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我的理想》中，虽然现在已想不起来到底写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写的理想一定比较远大，比如当老师或是当科学家，抑或是当艺术家、天文学家……这些理想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想出来的，都是美好得让人一想就充满成就感的理想，因此，老师给过我不错的评语，打过不低的分数，但实际上，当时我对于这些美好的理想根本不了解，我根本不知道科学家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艺术家是干什么的。
几十年过去了，自己被人们称为诗人了，于是有些年轻的朋友就常常问我小时候的理想是不是当一个诗人？我无奈地一笑说，我们小时候没有理想，只有一些小得可怜的梦想，写诗只与这些梦想有关。
如今，我已离开老家，越走越远，远到我的祖辈都没有到过的省城兰州，但我时不时地会回到自家的炕头，听那弥漫着旱烟苦涩气息的语言，讲故乡的风、故乡的雨，以及左邻右舍的鸡毛蒜皮，这时我就觉得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杏儿岔。我没有能力为这个世界说话，但我至少要为一个村子说话，为这个渴我、饿我、打我、骂我，但也养我的村子说话。我要告诉世界：在地球上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村子，在这个村子里有这么一群人在真实地活着。若干年后，我所写的这些人肯定会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们的后人将从我的诗中知道先辈们的真实生活和情感，知道先辈们是怀着怎样一种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着。
有朋友担心那个写杏儿岔的人，如今已离开了那里的生活，他还能不能再写杏儿岔？其实，一个把逃离故乡作为理想的人，当他真正离开那里时，他才会发现他对那片土地的眷恋，同时，只有当他离开了那个地方才能真正看清那里的一切，只要他的心还能常常回去。我每次从杏儿岔出来，站在山梁上看这个村子时，村里的一切才尽收眼底。正如关在笼子里的鸟是最幻想飞翔的鸟，而这鸟一旦飞出来，就会拼命往高远处飞，哪怕这笼子被叫做“故乡”。当这只“鸟”栖息在远方一棵叫做城市的树上，喘着粗气，回望故乡时，心里涌起的那种东西就应该叫做“诗”。
乡村的幸福
前些年有这样一个笑话说：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民讲自己的理想，说如果有一天他当了村长，全村的粪就由他一个人拾。说时，洋溢着一脸的憧憬与幸福。
现在，这样的笑话可能流行不起来了，但农民的幸福感，仍然与城里人的幸福感完全不同。
小时候过春节，母亲总说：“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于是，烧了一碗热水，洗湿了我乱蓬蓬的一头黑发，一把老剃头刀就呼啦呼啦地刮将起来，说是剃光头，其实是剃成了茶壶盖。出得门来，一脑门的轻松。后来才理解，剃个光头，那就是农民的精神面貌。
过年能杀头猪，不管大小肥痩，那可都是欢天喜地的事。但这肉可不能都吃完，父亲还要扛了一条猪腿到集上去卖，然后买回来三五个纸炮、一副春联、两张门神，还有一把水果糖、几尺花布。有了这些货，“年”就更像“年”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城里人怎么过年，也不知道谁家过年还会比我们家的“年”更幸福。
后来，我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农民”，老听城里人饥笑乡下人：“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起初，我很是疑惑：有土地种，有耕牛养，有老婆疼，有孩子爱，温暖的炕头上一幅天伦之乐图，难道不幸福吗？要是这算不上幸福，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人要逃离城市的“幸福”生活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官场而来到乡下，去过田园生活呢？比如陶渊明，放着县太爷不当，却跑到乡下悠然见南山去了，在城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他，却为了乡下的一把米累弯了腰。
其实，幸福只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它甚至与收入和物质、环境条件无关，它只与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有关。穷人有穷人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不幸。
早在195乡年，美国的两位社会心理学家默顿和凯蒂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空军军官的晋升要比陆军高许多，可是，空军军官反倒更为不满。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相对剥夺感，指当人们选择了某一个参照群体之后出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