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乡村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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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乡村物语(5)

这一天,让一直低头看我们的城里人,终于抬头看了看我,我知道从脚手架下走过的他们,担心我会像一个花盆从楼下掉下来,把他们砸着,但我要告诉他们,为了不把他们砸着,我一定不让自己掉下去。

这天中午,在工地前面不远处的饭馆里,我和同村来的老梁吃了一碗牛肉面,吃完了还硬坐着聊了一阵城里的房价,也聊了聊我们自家的大瓦房,当然聊的结果是我们只住瓦房,不住楼房。

这一天,我还给老家打去了1乡分钟的问候,知道父亲的关节炎还在疼着,母亲的哮喘照例在天气变化时发作,知道侄儿在深圳打工娶了媳妇,但黑旦出去打工的媳妇3年了还没回来。

这一天,在乡下扫惯了自家院子的妻子,把一条街道当成自家门前的小路来扫,之后到前面的小巷里买了一趟菜,说本想卖两斤辣椒,可一斤都快6块钱了,咱不吃了,不吃辣椒饿不死人的,咱还土豆丝就一碗米饭,反正也是一顿饭。

这一天晚上,郊区的一间平房里,房东那张已露出铁丝和黑心棉的沙发上,坐着我和妻子,膝前是坐着矮凳子的一双儿女,他们今年就该上高中了。守着一台从旧货市场掏来的电视机,看完《新闻联播》,世界上不断的局部战争就过去了,今年的粮食也丰收了,但农民工的工资好像还在讨着。之后该写作业的就写作业,该洗衣服的就洗衣服,而我就躺在那张咯咯吱吱的铁架床上,把一张晚报从头看到尾,尤其关心了一下那些招工启事。

这一天,是孩子们天天向上的一天,是两个乡下人带着孩子奔向城里幸福庸常的一天。

关于明天,我今晚的想法,是上班前一定要把头发理顺。

忽然想起母亲的钱包来。

母亲的钱包不是包,只是一条手卷,手卷里以前包着的是打救济粮的“粮条子”和几个一分两分的硬币。母亲把这几枚硬币看得很重要,因为每年的正月十五,家里人怎么也得包一顿饺子吃,没有白面就用杂粮面包,没有肉就用菜来包,母亲在饺子中会包进去一个硬币,说谁把这个硬币吃出来,谁在这一年就会有福。记得我好像是吃出来过一次,大家都在为我高兴的时候,母亲却把那一个硬币要走了,说明年包饺子时还要用。我看着那个从我的嘴里吐出来的亮锃锃的钱又被母亲包到她的手卷里,心里有些空落,我多想把那个硬币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享受享受有钱的感觉。

我后来听说母亲本来是有一笔钱的,而且是银元。这当然只是个传说,因为母亲出身富农家庭,我的姥爷去世时,把家里的银元都分给了他的子女,母亲虽已出嫁,但也有一份,只是不知为什么母亲一直没有把这笔钱拿到我家来。总之,母亲的钱包里大半辈子都没有装过大钱。

这几年,我开始注意收集面值一元的纸币。每每在买东西找的零钱中,如果有一两张是新的一元钱,心里就特别高兴,甚至看见超市里收银员打开的抽屉里面有薪新的一元纸币混在程度不同的旧钱中时,多么渴望把那几张新的一元钱找给我,如果如愿,就感恩般说声谢谢。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钱包,把那几张新钱取出来放在书架上的那一沓一元钱中。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由于日子拮据,没有给母亲给过钱,母亲也说她不识字,不认识钱,也不会用钱,因而也就从来不要钱。但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将来一定要让母亲的钱包里有钱装,别的钱她不认识,我就给她一元的钱,一元钱好认。这几年,每到节假日回家,我总要在包里装上很厚的一沓一元的钱,装在牛皮信封里,回家后交给母亲,虽然这沓钱看起来很厚,数起来张数也不少,但实际上没有多少钱,可母亲每次总说太多了太多了。

乡村的笔

记忆中,乡村有笔的人很少,除了上学的孩子,一是大队的干部和小学老师,一是队里的记工员,还有一种人就是风水先生和赤脚医生。偶尔队里来一个干部,看人家别在上衣袋里的自来水笔,那笔卡上的白铁亮得让乡村的孩子好生羡慕。

如果有一支好笔,有一张白纸,用笔能在白纸上写字,那可是那个年代的一件奢侈的事。为了节约纸和笔,村小的老师让孩子们在地上画生字、算算术题,手指、小木棍、废电池里拆下的炭棒就是他们的笔,而脚下的大地则是孩子们永远用不完的作业本。

画在地上的字,不管老师看没看过,都是不敢用脚踩的。要从那里走过去,就必须用手把那些字抹掉,或者从字边上绕过去,就像从庄稼地边上绕过去一样。如果是有风的天气,那地上的字很快就会被风吹没有了,好像风提着篮子把那些字都收走了一样。没有字的大地,我们才可以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乡下人对字就是这么敬畏,对写在地上的字是这样,对写在纸上的字更是这样,我有一首诗就叫《字纸》:

母亲弯下腰,把风吹到脚边的一页纸片,捡了起来她想看看这纸上,有没有写字然后踮起脚,把纸片别到墙缝里,别到一个孩子踩着板凳,才够得着的高处不知那纸上写着什么,或许是孩子写错的一页作业那时!墙缝里还别着,母亲梳头时,梳下的一团乱发一个不识字的母亲,对她的孩子说!字纸,是不能随便踩在脚下的,就像老人的头发,不能踩在脚下一样那一刻!全中国的字,都躲在书里,默不作声。

那时,我父亲有一支花杆杆红橡皮帽帽的铅笔,他用这支铅笔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写下曲曲弯弯的数字,因为,父亲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当有一天我忍不住拿起那支铅笔,在脏兮兮的土墙上划了个大大的“I”字时,正巧被从地里回来的爷爷看见了,爷爷显然有些生气,爷爷说怎么能把笔砚随便交给一个孩子?其实不是谁把铅笔交给了孩子,而是好奇的孩子自己偷偷从父亲的抽屉里拿的。爷爷大字不识一个,他把笔叫成了笔砚,这种叫法,现在看来还挺古典的。当爷爷从我手里夺走铅笔时,一向任性的我竟然没有哭闹,只是怔怔地看着爷爷。或许爷爷的做法是对的,一个人是不应该随便握笔的,一支笔在爷爷的眼里是多么神圣。现在想来,要是我从此不再握笔,我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模样,心中的喜怒哀乐肯定是另一种滋味。然而,后来我还是拿起了笔,而且一拿起就再也没有放下。

想起来,父亲执意让我上学,让我丢掉耕地的牛鞭,而握住“笔砚”,这是在我一生当中父亲为我所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说父亲执意,一是为了攒够我的学费,父亲毅然让我的两个妹妹綴学,因而使她们至今没有离开那个连做梦都想离开的故乡,我不知道妹妹是否记恨父亲,是否由此在心里迁怒于我,但我一直觉得我永远都对不起她们;二是父亲与大哥的矛盾。因为大哥为了让我挣工分,坚决反对我在学校里“白吃闲饭”,而且有一次或许是大哥气极了,“一不小心”就踢断了我的一条小腿,细心的人至今还能看出我的“拐迹”。我就是这样一拐一拐地走出了家门,一直远走他乡了。想起父亲那时说过的一句话: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要让我念书。至今让我感到悲壮。

记得当我考上县一中要去报到的那一天,天蓝得耀眼,秋日的阳光比夏天还毒,大地宁静而疲惫,透过窑洞的窗户,几朵白云让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应该说这是我这半生所经历过的秋天中最秋天的一天。母亲在窑里为我忙这忙那地收拾东西,所谓收拾,也就是把补好的布鞋装好,把借了8块钱新缝的那条被子叠好,然后用一根冰草绳捆住,套在我痩弱的肩上。当我跨出老家的门槛时,我预感到从此我将走上背井离乡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后来被故乡的人们看成是一条最出息的道路,或许这是由于在他们的心里出人头地的“出”与出门在外的“出”是同一个“出”字的原因吧。

我对知识的向往,始于一支花花绿绿的铅笔。一支笔,对一个人的一生太重要了。

乡村的书

以前我在乡下见过的书基本上是这样几类:一是孩子们揉得皱皱巴巴的课本=二是风水先生沾满了油腻垢甲的“迷信书”和赤脚医生的比砖头还厚的医药书,三是随处可见的各种版本的“毛选”四卷。课本太简单,学校里都已念得烦了,回到家里就根本再不想看它了,于是,我就在帮母亲推磨时,边走边抱着本“毛选”看,有时磨子空了,居然不知道,还在走;在山坡上放驴时,也拿着本“毛选”看,有时驴跑到庄稼地里偷吃粮食了,我也不知道,因此常被远远地看见了的大人隔着山沟吆喝着骂上一通才如梦初醒。其实,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还根本读不懂“毛选”,但“毛选”的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有不少的注释,这些注释大多是讲打仗的事的,我为此而感兴趣,也因此,我被大人看成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甚至还有一次被评为公社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励了一个红色的塑料皮笔记本和一支钢笔,那笔记本好长时间都舍不得用,直到后来觉得有很重要的东西可以写上去时,一动笔才发现那纸是洇的,笔一落上去,只一个点就可以洇成指头蛋一样大的一坨,为此我很懊丧,心里一遍遍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当这个“积极”呢。

现在一想,那天我在公社上台领奖时,迎着台下乡亲们和同学们下大雨般的掌声,脸涨得通红,如果再红一点,肯定和那本笔记本奖品的红封面就是一个颜色了,当然那笔记本的红封面和“毛选”的红封面也是一样的。反正,红是没错的,红了就红了,只是到后来我也有过上台领奖的机会,居然不再脸红了,是不是当年已红得透支了?

言归正传,还是说书,那时,我还见到过一种书,那就是连环画,基本上都是根据八本样板戏画的,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等人特有的英雄动作,让我多少次在学校里模仿过,我向同学借了来,小心地揣在怀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人家逼着要这才恋恋不舍地还给人家,心想自己要是有一本那该多好啊,就可以和同学换着看了,然而我没有,当然大多数同学都没有。

还有一次,我见到了一种当时让我心里感觉很怪的书,书的封面没有了,书角都已卷了,纸已发黄,那是我的二叔在当放羊员时偷偷地看的一本书,我从他的枕头下发现这本书时,心跳得很厉害,怕二叔知道了不高兴,因为二叔说过这是孩子们不能看的书,但我看了,可好多字还不认识,只看里面的插图,都是舞枪弄棒的古代人,动作夸张,面目浄狞,好些日子过去了那些图画还在我脑子里晃悠,其实,我现在才知道那不过是一本插图的《水浒传》,二叔之所以不让我看是因为怕我给他弄得更破烂了,不好给人家还而已。当然,二叔根本不会知道他这个侄儿将来会走上文学的道路,根本不知道对一个孩子怎样进行文学启蒙,要不,他怎么会说那是一本孩子不能看的书呢?

在那个缺少书的年代,我对书有充满了一种渴望。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去县城在书店里看书的情形,对此我在一篇《一本书的分量》的短文中有过这样的记述:

那是上世纪7乡年代的事了!一个穷孩子正在乡下的一所小学里读书,除了课本,他并不知道世上的书原来是多种多样的,更不知道什么叫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第一次去了趟县城,看见偌大一个商店是专门卖书的,除了大本大本的领袖写的书外,还有那么多漂亮极了的小人书。他当时的感觉真是漂亮极了,于是他就狀在柜台外伸长了脖子看那些书的封面,当然他腼腆得不敢向那位穿得干干净净守着书的年轻女人要过来仔细看看。当时那卖书的商店冷清极了,偶有三三两两的人进来,也只是转悠一下就走了。他从柜台这头看到柜台那头,又从那头看到这头。后来,他看到一本叫做《看不见的战线》的小人书,封面上是个好看的男人,神情专注而冷峻,那个姿势极大地吸引了一个少年的心。看着看着,他伸手捏住了上衣口袋里那唯一的一个五分硬币,然后就壮了胆子问那守书的女人,那本书多少钱?那女人用好像舍不得卖的表情,斜视着那个穿着破烂的乡下少年,说七分钱,你有吗?于是,他的心就猛地一下子凉了,同时,他好像听见他口袋里的那枚硬币忽然发出了凄惨的哀鸣。对一本书的渴望,和被守书的女人的冷漠,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少年还十分稚嫩的心

后来,那个乡下的穷孩子走进了城里,也算是一个城里人了,他有一份不算太高,但也可以养家糊口的工薪,从那时起,他也就可以用大款们走进豪华酒吧的气派,堂堂正正地走进新华书店,把自己喜欢的书抱进简陋的家门,但他至今再也没有看到过那本《看不见的战线》的小人书。现在想来,那本小人书未必有多少好看处,即使当年他买了它,或许也就买了,不值得几十年后还为它这么牵肠挂肚,但没有买成,也就有了关于书的这篇短文。

当然,上面说的那个他,就是我,但乡下所有的孩子并不都是我,当年如我者,至今有不少人还在乡下,他们的孩子至今如我当年者,也不是没有。即使是一本小人书,对他们来说往往是精神上的一种奢侈!这几年,总听到一些消息,说某某单位或某某人为贫困地区的希望工程捐书多少多少册,真是好好地感动过一阵子,心里不止一次地说:善事,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