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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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前221年~581年)(1)

第一节时代概况

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的统一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和音乐文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由于统治者的暴虐无道,其政权很快被强大的农民起义所推翻,因而在文艺方面没有多少建树。后来刘邦夺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做了皇帝,史称西汉。

西汉初,刘邦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安定了,财富增多了,人口发展了。武帝时又实行盐铁专卖,独尊儒术,在西北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与乌孙(今伊犁河流域,温宿县以北)、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一带)、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等国建立友好联系,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在西南又同各少数民族进行友好往来,设置了郡县。通过以上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统治地位。西汉时的中国不仅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且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成为亚洲最有影响的国家。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豪强地主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与农民的矛盾异常尖锐。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和宦官控制政权,贵族官僚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引起了各地农民的大起义。农民起义又推翻了东汉的政权。

东汉以后,我国社会出现了长期的大分裂和大动荡。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建立不久,五胡乱华,晋室被迫东迁成为东晋。这时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割据的局面。公元439年鲜卑贵族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于是又出现了南北两大政权对峙的局面。

东汉以来,各民族音乐随着各族人民的内迁、杂居,得到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西域和外国音乐随着经济文化的往来,在中原地区也流行起来。五弦琵琶、曲项琵琶、筚篥(bili)、羯鼓等乐器,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乐律方面,纯律和平均律在古琴与阮上得到了应用。晋荀勖发明的“管口校正数”,何承天创造的“新律”,对乐律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大动荡的岁月里,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音乐迅速发展起来,佛教寺庙成为民间音乐活动的场所。现存敦煌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上,还保留着大量南北朝以来绘制的乐舞、乐器图形和表演场面。

)第二节西汉的音乐机构——乐府

“乐府”一词,最早见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的铜钟纽部。据推测,乐府可能是秦朝管理音乐的官署,此钟是由乐府监制而成的。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乐府令丞”记载,在广州市象岗山出土的铜铙上刻有“文帝(指南越王)九年(前129年)乐府工造”铭文。看来汉承秦制,汉初仍设有乐府机构。

汉武帝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了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开展礼乐教化,西汉政府于元鼎五年(即前112年)将乐府进行了改组,增加了编制,充实了唱奏各地民间音乐的人员,使乐府成为采集和表演民间音乐的专门机构。这便是班固的《两都赋序》里所说的“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汉书?艺文志》也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扩充后的乐府,设在帝王游乐的上林苑内,由李延年担任协律都尉,还有几十位文学家担任诗词的创作和改编。乐府的规模很大,据桓谭《新论》说,汉成帝时有千人之多,哀帝罢乐时有829人。其中各类人员的分工很细,如专门进行唱奏的有郊祭乐员、骑吹鼓员、沛吹鼓员、邯郸鼓员、巴渝鼓员、芋员、瑟员、蔡讴员、齐讴员、秦倡员、秦倡象员以及齐四会员、巴四会员、楚四会员等,专门选读民歌的有夜诵员,测音、调音的有听工,制造和维修乐器的有琴工员、柱工员、绳弦工员等。

乐府采集和改编的各地民间音乐,主要用于统治者的郊祭、朝会、宴飨等场合。《汉书?艺文志》说:“今汉郊庙诗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这说明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后,得到了贵族阶级的赏识和利用,并有力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乐府采集民间音乐的范围很广,从《汉书?艺文志》所载138篇民歌目录看,北起匈奴,南到长江以南,西起西域,东到海滨,规模之大,空前未有。这种大规模有组织、有领导的采集工作,使各地区的民间音乐得到了广泛的集中和交流,这对继承和发扬民间音乐的优良传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汉末年,由于阶级矛盾的加剧,国力衰退,经济衰败。哀帝继位后,为了减轻负担,节制贵族们的纵情声色、荒淫奢侈的生活,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六月下诏说:“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汉书?哀帝纪》)于是乐府被撤销,乐府中的人员除三百多人调到大乐署搞雅乐外,其余四百多人全部被裁减。

西汉乐府延续了一百多年,它不仅对当时的民间音乐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朝代沿袭乐府的作法,对民间音乐继续进行了收集和整理,现见到的《宋书.乐志》里保存了从西汉流传下来的一部分乐府民歌。另外,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搜集了从汉至五代的大批乐府歌辞,并按性质分为郊庙、燕射、横吹、相和、清商、舞曲、杂曲等十二类。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乐府音乐的一部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第三节 鼓吹乐、相和歌及清商乐

1.鼓吹乐

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鼓和吹奏乐器排箫、横笛、笳、角等合奏的音乐,有时也有歌唱。它原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一种民间音乐,汉初传入中原后与汉族音乐相结合,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并用于军乐和朝会仪仗,被称为“黄门鼓吹”。以后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逐渐出现了不同编制、不同特色的多种鼓吹乐,如“横吹”、“骑吹”、“短箫铙歌”、“箫鼓”等。

横吹有时也称“鼓吹”、“鼓角横吹”。用于军乐。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来的《摩诃兜勒》曲改编成的“新声二十八解”,如《黄鹊》、《陇头》、《出关》、《入关》、《出塞》、《人塞》等,可能属最早的横吹乐曲。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收集的梁代鼓角横吹曲词,有《紫骝马歌》等。

骑吹是用鼓、笳等乐器在马上演奏而得名的。一般用于封建帝王和贵族的仪仗中。短箫铙歌属于军乐,用排箫、铙、鼓、笳等乐器在马上演奏。现保存在《乐府诗集》中的歌词有《战城南》、《有所思》、《上邪》等。

箫鼓是用排箫与鼓合奏而得名的一种形式,一般用于游船、仪仗中,有时还可伴奏百戏。

上述各种形式的乐队,我们从河南邓县南朝墓、山东肥城孝堂山汉墓,以及成都扬子山汉墓等出土的画像砖石上尚能看到一些残迹。

汉以后,各朝代宫廷都设有鼓吹乐机构,有的乐队成员多达百余人。见图3—1、3—2(图略)

2.相和歌

相和歌始于汉初,是我国北方流行的一种民间音乐。最初把清唱的称为“徒歌”,加帮腔的称为“但歌”,后来逐渐采用管弦乐器伴奏,便成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形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相和歌”。

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与舞蹈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大型的歌舞曲,被称为“相和大曲”。相和大曲的结构,从《乐府诗集》所收集的《东门行》、《白头吟》、《陌上桑》等曲词看,有的由若干段“解”组成,有的由“曲”、“乱”组成。还有的由“艳”、“曲”、“趋”组成。《乐府诗集》卷二六说:“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

《飞鹄行》的歌词,从注解看是由艳、曲、趋三部分组成的。艳无词,曲分四解,趋可以歌唱。具体词式如下:

艳:器乐前奏。

曲: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十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禁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踌躇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

趋:念与君别离,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道远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魏晋时期,相和歌仍很流行,并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曹操不但自己编写了许多相和歌词,“被之管弦”,如《万里行》、《步出夏门行》等,而且还让原汉代乐官杜夔(kui)担任太乐令,主持古曲的收集、整理。曹丕称帝后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清商署”,除创作新曲外,继续整理改编汉以来的相和旧曲。西晋沿袭旧制,对相和歌也作了大量的加工和改编。

相和歌最初可能只有平清瑟三调,后来又出现了楚调和侧调。据《魏书?乐志》陈仲儒奏议说:“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而楚侧两调在古籍中未见说明,因此后人争论不已。

相和歌使用的伴奏乐器,主要有笛、笙、琴、瑟、筝、筑、琵琶(阮)等。

3.清商乐

清商乐又称清商或商乐、商歌,是一种娱乐性的民间音乐。从史料看,先秦已有,如宋玉《笛赋》云:“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号孤子”。《韩非子?十过》说,卫国的师涓在晋国演奏清商,曲未终被师旷抚止之。到汉代,这种音乐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见于文人记载的甚多,如刘安《淮南子?道应》的“击牛角而疾商歌”、蔡邕《释诲》的“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张蘅《西京赋》的“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薛综注:清商郑音。婵娟此豸,姿态妖蛊也”,仲长统《乐府诗序》的“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西汉乐府机构中的商鼓员可能也是为演奏清商乐而专设的。

东汉末年,曹丞相将此种音乐纳入铜雀宴乐以满足声色娱乐之需。《魏志’武帝记》说,曹操爱好音乐,作相和曲词,又作清商曲词多首。“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这不仅说明曹操喜好清商乐,而且还积极参加与清商乐的创作和表演活动。

曹丕称帝后,官府设立清商署以管理和表演清商乐。西晋沿袭旧制,永嘉之乱,晋室东迁,北方的相和、清商等音乐传人南方,并与当地的民间音乐吴歌和西曲相融合,得到蓬勃发展。《资治通鉴?宋纪十六》尚书令王僧虔奏呈说:“今之清商,实由铜雀,三祖风流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胡三省注:魏太祖起铜雀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掌之,属光禄勋。’’《魏书.乐志》说北魏孝文帝在征讨淮汉宣武定寿春中,“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置于殿庭,享宴兼奏之”。看来清商乐从魏晋到南北朝,风靡于大江南北,在宫廷中广泛应用,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唐杜佑《通典》云:“清商乐,九代之遗声。”这是说清商乐有极强的生命力,历经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九代而不衰,同时也说明清商乐中保存了秦以来的部分汉族民间音乐和宫廷歌舞宴乐,受到各代统治阶级的推崇和传承享用。

流传到今天的清商乐作品,在《宋书?乐志》中记载有部分曲名,在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载有部分曲词。《乐府诗集》把清商曲词分为相和歌词、清商曲词和杂舞曲词三大类。清商曲词中吴歌十几种曲调三百多首歌词,西曲三十几种曲调一百多首歌词。

吴歌流传于以建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内容大多为抒情性的短歌。如《子夜歌》、《上声歌》等。《古今乐录》说:“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歌》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西曲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陵一带,如《三洲歌》、《乌夜啼》、《莫愁乐》等。西曲又分舞歌和倚歌。舞歌尾部常有一段较长的送声或送和声。倚歌属一般歌曲。清商曲的曲体结构,《乐府诗集》相和歌词小序说,前有艳,后有趋、乱,“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清商乐一般分为歌曲、舞曲及大曲。大曲称《清商大曲》或《清乐大曲》,由引子、歌弦、尾声三部分组成。引子称为“和”,多是器乐,有时也有歌唱。歌弦由若干唱段组成。各段末所加的尾声称“送歌弦”。清商乐所用宫调与相和歌基本一致,也应用“三调”,称为“清商三调”:所用乐器,除相和歌中所用外,又有节鼓、箜篌、击琴、箫、埙、钟、磬等。

清商乐的音乐,早已失传,流传到今天的古琴曲《梅花三弄》,据明代朱权的《神奇密谱》题解说,是东晋桓伊的笛曲《三弄》改编而成。如此说来,此曲中可能尚保留有清商乐的某些特点,可供研究参考。

谱3—1梅花三弄(主旋律)(图略)

)第四节汉百戏

百戏是多种民间艺术在宫廷中的总称。内容有杂技、角抵、幻术、武术、歌舞、杂戏等。汉时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在表演时,大多都有钟磬或管弦等乐器伴奏,场面宏伟惊险。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对长安的百戏表演曾作过极为生动的描述:

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銛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委婉,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丽。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靡靡,复陆重阁,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炊从背见。熊虎升而孥攫,猨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竣竣,白象行孕,垂鼻邻◇,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媪媪,含利财风矛,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篕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f辰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辟贪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檀末之伎,态不可弥。

这里有角抵妙戏,有扛鼎,寻橦,跳丸,走索等杂技,有扮猛兽的舞蹈,有扮仙女的歌唱,有吞刀吐火的幻术,有东海黄公等歌舞杂戏。正是绝技荟萃,热闹非凡。除此我们从汉墓出土的画像砖石上还能看到一些百戏表演的场面。见图3—3、3—4(图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百戏继续在流行。之后,百戏名称渐被散乐所取代,其中有些逐渐向更高级的艺术形式发展。

第五节与西域的音乐文化交流

西域,指今日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新疆及中亚地区。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此,中国与西域诸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日见频繁。《洛阳伽蓝记》说:“自葱岭以西至大秦,百国千城,莫不归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风土,因而宅者不可胜数。”从音乐文化交流来说,这条丝绸之路把西域的乐器、乐舞、乐人等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

前105年,细君公主下嫁乌孙国王昆莫,带去中原的许多乐器,其中还有一个新创制的琵琶。傅玄的《琵琶赋序》说:“汉遣乌孙公主嫁昆莫,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园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