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理性型的作家则不同。他们比较能把握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感情，比较善于在幕后操纵。他们能把自己放在一边，站在一旁，清醒地、冷峻地分析时弊、解剖社会。不露声色地写出一个个人物，一篇篇作品，却我字不照面，让你在文章中找不出一丁点儿他自己的痕迹。
还有一类作家（正是那种最能给自己定“日产额”的作家），严格地说，不是作家，而是匠人。他们既归类不到感性型，也谈不上是理性型，他们不是在写作品，而是在“玩作品”。他们不在追求真、善、美和追求文学的真谛上下功夫，却变着法子，在编排故事和情节上用气力，怎么邪乎怎么编，怎么能把人往死里吓怎么编，这类作家，撑死了，也难以够上三流作家。
有人认为，第二类作家是属于高层次的，是成熟了的大家。因为他们能够超越自我，因为他们能把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创作意识，自觉地转化为一种使命意识。
我感到悲哀，看来我是永远也成不了大家的了。我已认定自己只能是属于第一类的了。
真的，我没有那么伟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从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去承担那力不从心的旁的任务。除了写真情实感外，除了写我眼中的太阳、我眼中的大地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写什么。我将永远忠实于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良知！我也许永远成熟不了—尽管我渴望成熟。
好在我还没有把自己看得多粗多大，自我感觉多么良好；好在我从来没有指望过自己的作品不朽，自己去摘取那颗文学王冠上的钻石。
在我的一生中，倘若能写出一篇于人于世有益的作品，那自然是好事，那是我的造化。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江郎才尽，再写下去无异于在骗稿费、在谋财害命时，我会毅然决然地将我的秃笔扔到厕所里去—绝不会赖在文坛上不走。
天地之大，哪儿混不上一口饭吃呢？
该结束了，可是我还要为“女强人”赘上几笔。
不敢恭维，我对这“女强人”三个字，实在是“深恶痛绝”。为什么一个女人，想干点事，干出点事，就要被强加一个“强”字；而男人们，假如也干点事，也干出点事，却不称他们为“男强人”呢？
女人，只要一被冠上这个似褒实贬的“强”字，就注定要完蛋，就注定要讨人嫌，惹人厌。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女人会乐意接受社会强甩给她们的这顶不怀好意的“高帽子”的。
其实，所谓的女强人，和一般妇女一样，都是有血有肉，有一切女人的自然属性的。她们都有一种天生的富于牺牲的精神，都能忘我地爱，执著地爱；都有女人的弱点，女人的烦恼，女人的眼泪，女人的辛酸……只不过，她们可能少一些依附性，多一点独立性，少一些女儿性、妻性、母性，多一点个性罢了。
中国社会的传统心理，是只许男人在女人的面前表现个性，而不许女人在男人的面前表现个性。凭什么哟？天理何在！
历史将证明，社会越进步，要求女人的质量就越高。高质量的女人标志之一，就是具有充分的个性和自主精神。
曾几何时，我也荣幸地接到过几顶这“女强人”的高帽子，我当时差不多就气没了脉。敢情是这些慷慨送我帽子的人不认得我，要是他们看到我这个强人，不过是个一米五出头，一阵风就能刮得东倒西歪的熊样儿，他们保证就不会那么大方了。
我讨厌“女强人”这顶“砸死人不偿命”的高帽子，今后若有哪个不识相的家伙再这么喊我，恕我不再保持缄默。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许多，这篇自传简直不像个正经玩艺儿—倒像是一篇随意性极强的情绪散文了。
也罢，我本来对“自传”之类就无甚兴趣。我认为，读者眼中有支笔，对于作家来说，他的读者，他的作品，自会给他写一个公平合理的“传”的。
要求我这样一个连自己的出生年月、籍贯都搞不清爽的人，去为自己写传，确实有点儿过分了。对于那些热衷于打探作家的隐私—尤其是婚姻恋爱状况的人们，我的这篇非驴非马的文章，看来一定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了。
且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人家对这篇滥竽充数的自传怎么看，关键是借这自传，我写了几句真话，心里话—图个快活！
［鉴赏］
王英琦（1953~），安微寿县人。当代女作家。著有散文集《热土》、《戈壁梦》、《我遗失了什么》、《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美丽的生活着》等。
自称“写不出自传的人”，写出的自传，却更耐人寻味。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生的困惑，更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却不知所出何身，所生何时，所居何乡，这是怎样一种不幸啊！然而，不幸中之大幸，是这“地老天荒的孤独与寂寞”，磨练出了一位意志坚强的女作家。相比之下，我们身边有多少幸运的人，又有什么作为呢？
作者在谈到她的文学观的时候，尤其让人敬佩。她不是那种只深陷于自身不幸不能自拔的人。她说：“我想我会渐渐地将个人的忧患意识，转化为对人民对祖国的忧患意识”，“要力求自己更多地写一点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这些由衷地表白，显示了作者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她对生活，对社会，对人民充满了爱。
作者在对她文学生涯的反省中，揭示了一个真理：要成为一个作家，首先要懂得生活。她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假如整天像个苦行僧，除了文学，无复其他生趣，那么这个作家，也注定成不了气候的。”纵观世界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多少事实曾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真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诙谐俏皮的话语，但我们更多地领略到哀惋和激越之情。品味之中，时不时要为之捧一掬同情之泪。同时又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可见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极强。
寓庄于谐，蕴激越于哀惋，是本文最显著的艺术特色。
糖的品味。
忆明珠。
大概跟别的孩子一样，小时候，我也顶喜欢吃糖。世上还有没有比糖果还甜蜜的东西呢？我不知道，更无从设想。只巴望家里的大人—父亲或祖母—能常常带我到东街的那个杂货铺。杂货铺的掌柜是个半老头儿，瘦长个，脸也是瘦长的；但不枯瘪，总是笑着对人。他好像很喜欢我，见大人带我来了，便亲昵地喊我的小名字，叫我预先捧起手，等他的糖果。他取糖果的方法，也很别致：不像现在的售货员，从玻璃罐子里抓一把放在柜台上，一五一十地数给你，多余的再放进罐子里。他一次只取一颗，直接放到我的手掌上；然后再从罐里取第二颗，还拉长了声音，报着数：“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好！”到此为止，每回都是这个数。我已经很满足，巴掌太小，再多便捂不住了，大人们到小铺里来，好像只为跟掌柜的闲扯：天气冷啦，热啦；雨水多啦，少啦；粮价跌啦，涨啦……，从不说给我买糖的话，全是那位掌柜主动给我的，并且，不跟大人要钱。他多好！遗憾的是，这样的好人，为什么不是我的舅舅呢？舅舅说是最喜欢我的。他怎么不住到我们东街上，也开个杂货铺，卖糖果……
等我再长大一些，家里便时常给几文让我自己上小铺了。这时我已经知道，那个瘦长老头儿，并不是我的慈爱的施主，他连半颗糖果也不曾白送给我。以前，他一次一颗地放在我的掌心上，还拉长声音报着数，那是数给大人看，报给大人听的；等大人带我出门他就记上账，到年终一起结算。这使我在品味糖果时，也品味出了，自己不花本钱，便休想尝到甜蜜；朦朦胧胧开始感觉到一些所谓“人情世故”的东西。
对糖的嗜好，我一直维持了很久。到了三十而立之年，看到别人吃糖，我还会暗暗流口水。有烟瘾、酒瘾，照我的情况，应再列上糖瘾。四十以后，对糖才不那么津津有味。五十以后大转变，一些带有甜味的食品，我几乎都对之无动于衷。甚至生厌。而这时期使我吃到糖果的机会，较之过去，偏偏大大地增加了。由于有一种馈赠喜糖的新风，正在社会上兴起。大凡有了什么吉利的事情，诸如结婚、祝寿、增了工资、得了奖状、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生了孩子—特别是生了个宝贝“男胖”等等，等等，当事人都要买些糖果，赠送亲戚、朋友、同事或某些有关人士，叫做“散喜糖”。这种喜糖，虽然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应该说还都在人情事理之常。至于那些因冤、假、错的平反昭雪而散的喜糖，更是该散的；它有一种别样的甜蜜，也更加吃得。有一位根本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后，一次散给我三份喜糖：一份为表示祝贺终于免去了强加在他头上的那顶“莫须有”的高冠；一份为表示祝贺恢复了他的原职原薪；还有一份是为祝贺与离婚的妻子复了婚。就像“四人帮”刚粉碎时人们狂欢地扳倒酒坛，点光爆竹，这位当事者也不惜破费地要把他的喜糖散个够。另有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甄别后，从千里外寄来了一包多味糖，并附札云：“廿年坎坷，一言难详，苦辣酸甜，与君共尝。”一般的喜糖，我惟恐自己麻木不仁的老舌糟踏了它的甜蜜，都分给了孩子。这类喜糖，我又怕孩于们的舌本太嫩，品不出这甜蜜所特有的别样或多味，只好全留给自己享用。虽然，这时我已变得很不喜欢吃甜的东西了。
而喜糖中，我还发现有种怪味的。糖，也是本生活教科书，内涵丰富，只在于你如何品味而已。这里且说有位青年同志散给我一袋喜糖，袋袋饰着富丽堂皇的龙凤呈样和“喜”字图案。
“是新婚之喜吧？”我问。他已够到结婚的年龄，看他那高兴的样子，我自己也觉出这一问是多余的，无话找话说。
然而，他红着脸，回答道：“我还没有对象哩！”
“哪？……”我不解地指着糖袋上那红色的“喜”字。
“我的政治问题，解决了。”他解释说。
我大吃一惊。他年纪轻轻，家世清白得像一张白纸，历史简单得如一根直线，从没听说他在政治上出过什么大问题。
他见我还没有转过弯来，进一步阐明道：“我入党了！礼轻仁义重，一小包喜糖，意思意思。”
原来如此。按照习惯他该说作“组织问題”解决了，一词不当，也能把人搞糊涂。但我还是替他由衷地高兴，不禁脱口而出：“恭喜！恭喜！”
青年人满面春风地走了。拎包里可能还装有许多袋喜糖，催他赶快散去。我拿起他留下来的这袋喜糖，注视着那个红色“喜”字，忽觉得它跟一般的喜糖不同。这是袋为祝贺入党而散给亲友的喜糖。它通知人们说：有个年轻人，入党了！入的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他为这个党，注入了一轮新血液，增添了一员新斗士。于是，在我的面前，出现了呼啸着的红旗！出现了闪耀着金光的镰刀、铁锤！出现了紧握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的高举着的拳头！出现了雨花台！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烈士们如星斗般高昂的头颅！……出现了“四人帮”的黑牢！张志新被割断的喉管！血！……鲜花般怒放的血！火花般怒溅的血！……横倒在草地上的尸首！……营营的，成群成团嗜血逐腥的苍蝇！……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飚为我从天落！
我激动地冲门而出！我要唤回那位青年同志，告诉他，我只应祝贺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第一句祝贺是这样，第二句祝贺是这样，第三句仍应是这样。我完全不应说那句“恭喜！恭喜！”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世俗的应酬；作为赠给一个新入党的同志的祝贺，是一句十足的昏话。我还要请他原谅，允许我奉还这袋喜糖。因为我已经闻得出这糖的味道不太正，有一种怪味，我咽不下这种怪味的甜蜜。入党后的第三个行动，干么要急急忙忙地散喜糖呢？喜自何来，甜在何处？莫非以为入了党便权力在望，而有了权便有了一切？这可真是一厢情愿的甜蜜的事业啊！
青年同志已经去得渺无踪影，而一闪念间，我又惶惑了。参加共产党是不是件大喜事？是的。既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喜事喜办？别的喜事你不反对散喜糖，独独反对这一桩，是何居心？只这反口一问，便将我自己问倒。罢罢罢！承蒙人家瞧得起，才散给我喜糖的；却之不恭，他好散，我就好收，管这糖有没有怪味。
事情就此不了了之，不幸又了而未了，以后听到了一条不算太新的新闻，说是某地开党代会，当代表们井然有序地走向票箱，为选出党委成员投下庄严的一票时，会场上奏起了轻松愉快的广东音乐“步步高”。顾名思义，这是预祝当选者步步高升的意思。这却又使我回想起那位青年同志因入党而散喜糖的事情，风气使然，我有些错怪他了，但如果某些党员、某些党组织—就算这只占整个的极少数—那么热衷于”人往高处走”；群众呢？群众就那么甘心自己热衷于“水往低处流”吗？
愿今后不再有人散这种怪味的祝贺入党喜糖；党代会上也不再听见高奏《步步高》！这本是一支轻松愉快的乐曲，应用到这种场合，就变得怪声怪气了。
一九八一年春节之夜，仪征。
［鉴赏］
忆明珠（1927年生），山东人。著有散文集《墨色花小集》、诗集《春风啊，带去我的问候吧》。
糖，许多人都喜爱，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甜。但当你读了忆明珠的散文《糖的品味》以后，你会觉得，糖不全是甜的；它可能是酸的、涩的，甚而是苦的。能让读者从貌似浅显的文字中品味出这些，正是作者“曲径通幽”功力之所在。
首先在选材上，独具匠心。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反映社会风气不良的散文。作者别出心裁地把视点落在人们最熟悉、最常见的“糖果”上。以品糖果品出了怪味来反映目前我国社会某种不好风气的蔓延和危害。作品以平白如话的文字，浅显易懂的吃糖故事，把一个所谓人情世故的东西，品出苦辣酸甜、五味俱全，真可称平中见奇，小中见大。这里有一个选材技巧问题。老作家巴金曾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探索集》）这里的“无技巧”，是技巧的自然运用。《糖的品味》也正是“无技巧”，即技巧的运用不再是刻意之劳，而是毫无人工斧凿之痕。
其次是散文的构思。一篇好散文，形式上要放得开，内容上又要收得拢，要能够充分体现散文形散神聚、灵活自由的特点。《糖的品味》在结构方面注意到逐渐显示和多层次延伸。作品把批评馈赠喜糖的风气，作为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作者品尝了各种各样的喜糖：结婚、祝寿、增加工资，得了奖金，生了孩子，这些糖当然是甜的。但，有的年轻人入党后第一件事，便是急急忙忙到处奔走，散发“喜糖”。作者反复咀爵，品来品去，终于品出这种“喜糖”中的“怪味”。作者的批评是中肯的，剀切的。
文章结尾处又摆出：某地开党代会，为预祝当选者“步步高升”，竟在代表们投下庄严一票的同时，播放了广东音乐《步步高》。作者在散文的最后写下了自己真诚的审美结论：“愿今后不再有人散这种怪味的祝贺入党喜糖；党代会上也不再听见高奏《步步高》！这本是一支轻松愉快的乐曲，应用到这种场合，就变得怪声怪气了。”这段话简洁鲜明，内涵丰富，它显示了作者高雅的审美情趣和细密的理论思维素质。
从《糖的品味》，我们看到散文创作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方法：散文的抒情，尚需以作者独特的理念作支撑点。
唱给豆腐的颂歌。
忆明珠。
燧人氏的钻木取火，有巢氏的构木为巢，神农氏的教民稼穑，这类造福世人的大发明，史书上不过挂一漏万。会不会有一位叫做有磨氏的呢？神农氏只懂农业生产，不懂粮食加工。若无有磨氏想出了利用两片厚而圆的石片来粉碎颗粒，神农氏的高徒们便只好囫囵吞食自己种出的麦和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