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琦。
《作家》主编王成刚同志来信向我约稿。约得毫不含糊，直截了当：自传稿。
我感到十二分的难堪。
也常有些向我约稿的编辑部门，但大都是约的作品稿和创作谈之类的东西，至多也就是要个小传什么的吧。对于这些，我从未认真地感到过头疼。
作品嘛，只要一口气还在喘着，总是要写的；创作谈么，虽不及人家来得那么深切，那般头头是道，但肤浅感受体会也还是有的。至于那小传，要的就是简洁明快，既不用抛筋露骨，又不必上溯祖宗八代，对付着涂上几笔，也不算太难为我的活。
唯独这自传，却真真愁煞了我……
自传，拆穿了说，就是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真实记载，它无疑包括出生、籍贯、外在环境以及内在素质、性格、爱好等形成的诸方面情况。自传，谁敢说，它不是不折不扣的自己揭自己“老底”的干活？
我的犯愁，倒不仅仅在于缺乏这种“揭老底”的勇气，还因为干脆就无“底”可揭。
既然自传不能虚构，也不能伪造，更不能“瞎白话”，我该怎么写？……
我的出生，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是一个永恒的谜。
我听到过这么几种说法：
其一是说我被扔在一个乱葬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被一块红布裹着，扔在那儿，冻得奄奄一息。几只狗围绕着我，只等我断气，便分享我的小身体。就在这时，我那当时还在当司机的养父（我现在的老爸爸），开车远远看见了，忙停下车，跑上去抱起了我—救下了一条小生命。而我的养母，据说把捡回的那先天不足还留着长长脐带的我，硬是放在胸口上，整整焐了三天三夜，才把我冻僵了的小身体焐暖过来，焐活过来。为了这一点，我一想到我那早逝了的养母，心里就不能平静，就为投报上她老人家的大恩大德而叹憾万分。
其二是说我被抛在一个单位的大门口。
那天是一个呵气成冰的严冬，我的养母正准备去洗衣服，不想在门旁发现了我，立即把我抱回来，不仅发现我还活着，而且发现包裹里有一封娟秀的用毛笔写的信……
还有其三，其四……
我不知道我该相信哪一种说法。我的养母至死也未向我透露过我的身世之谜。她老人家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一个苦孩子……”
关于我的身世“天机”，是在一个偶然场合，由我的一个半醉的亲戚泄露出来的。
当时我正由少年时代转向青年时代，这个时候的孩子特别敏感、善思。记得当时我听到这一爆炸性的可怕的消息时，简直不能自持，一连哭了好几个晚上……
虽说是养父母待我百般宠爱，恩重如山，但并不能阻止我去思考自己的出生之谜。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一个人是怎样来到这人世的，总不能平白无故吧？更何况中国人一般都讲究个血缘关系，那么，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生身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又为什么要将我遗弃？……
思绪纷纷，纷纷思绪……
在那漫长的不能成寐的夜晚，我突然有种深刻的悲哀和地老天荒的孤独感。一想到自己却原来是个孤儿—甚至极有可能是个“私生女”时（既然有人爱这么猜疑，索性我自己把它说出来，岂不干脆），我就一阵战栗，一阵骇怕，一阵绝望……
背负着这种沉重的心理包袱，我度过了多少漫长的岁月……我曾特别怕别人打听我的身世，特别怕别人议论我……但是，我终于长大了，终于不怕了。今天，我之所以敢把它写出来，就证明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承受这一切—包括人们的飞短流长，窃窃私议。
出身是无法选择的。
即使是私生女—那罪过也不在她本人！
我是一个没有生日的人。
我只知道我的出生是在寒冷的冬天，是在阴历五三年的腊月，阳历五四年的正月。
我最羡慕的是别人过生日。那种临渊羡鱼的心情，是没有我这种经历的人，绝体味不出来的。是的，那些能过上生日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对自己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他们没有“寻根”的痛苦，没有揭不开自己身世之谜的焦灼……
我最恐惧的是过年过节。每逢年节，我的心里就有一种空落落的酸楚感。我不能看见那种一大家子亲热地挤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情景，不能看见中秋的月亮圆盘似的挂在天上……这一切，都会使我倍增无限的惆怅和无尽的哀思。
我甚至嫉妒过那些乞丐。他们最起码还有亲生父母，兄弟姐妹，还知道故乡在哪里，祖坟朝哪儿冒烟……而我，虽说有肚子的温饱，但感情深处却是一个乞儿。偌大的世界，茫茫的人海，谁是我的真正亲人，真正骨血……
不错，我可以在我的作品中，精心为每一个人物设计一个符合他本人逻辑发展的出生与归宿，我可以把他们的根和源都弄得明明白白。可是我却无法为自己设计，无法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无法探究自己的根和源—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一场深刻的悲剧！
我的走上文学之路，既不是为了混饭碗，也不是为了找“敲门砖”，更不是什么为了改变生存环境，而仅仅是因为—热爱。即使在我15岁下放的时候，就做过写长篇的白日梦，那也绝对与谋生无瓜葛。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还没有那么深的心计，那么长远的战略眼光。
我在整个小学、中学时代，语文成绩都一直执全班的牛耳。每逢作文课，我像小孩过节一样地高兴。这种情况，除了我本身的素质外，多少还与我的养父有关。
我的养父是一位集老实、温和、敦厚、慈祥于一身的人。他早年是汽车司机，后来改做工会工作。由于做得出色，一九五七年曾参加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他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老人。平时话不多，关键时刻却常急中生错，给你来几句含混不清、用词不当的话语，弄得你哭笑不得，不知所云。他能因洗一双袜子，急得磨破手；也能因候一张电影票，在影剧院门口顽强地泡上两小时。他的衣服，十之八九是反穿的，他的鞋帽手套之类常常不翼而飞，飞到别人的身上。他最喜欢听京剧、听相声，他最恨吴侬软语（尤其是越剧）、外国影片。他对民间大鼓有着不衰的兴趣，常夹着个小板凳，跑去挤在一班老头子老太婆之中，有滋有味地听着。他从无抚弄花鸟的闲情逸致，却对斗公鸡、掏蟋蟀有着一份迟暮的激情。他很嗜好字画，不仅自己爱涂涂抹抹，还常揣上烟去求人家，有时弄回一些末流书画家的字画，他也正经八百地不惜高价给裱上，气得我常大呼小叫。他一直说要去钓鱼，煞有介事地做了许多条鱼竿，硬是惹得我馋涎欲滴。可就是没见他动真格儿地去钓上一回，一条。
我的作品，他总是百看不厌，一边看一边啧嘴：“不容易呀，不容易……”不管《李清照》电影外面怎样议论评价，他老人家认定写得好，一气看了六遍还不煞渴，还说，若再放，他还要再看。
他的口袋里、包里，总是要揣上两篇我的近作。一逢上熟人，他就拿出来：“看，我女儿又发表新作了。”让人家看看标题后，他就又放回包里，然后还是那句老话“不容易呀……”也不怕有自吹之嫌。
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张小报上看到对我的一篇文章提出了非议，气得目斜口歪，一到家就对我说：“给我稿纸，我也要写篇文章驳他！”他还真写了，劝也劝不住，一直写到半夜，才见他累得气哼哼地上床。第二天一早拿给我看，让我毫不客气地给毙了。老爷子开的什么国际玩笑，评论文章竟是用的词不达意的旧律诗写成的！
难得他老人家一生贫寒，只上过几年私塾，后来竟自学得对历史、古典文学颇有一点儿造诣。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唱诗”。他常爱戴着缺了一条腿的老花镜，捧着本豁了边的线装古书，在那里摇头晃脑、自鸣得意地吟哦着、背诵着。及至我长大了，才知道他看的多半是些山水诗和边塞诗。他对婉约派和花间派不感兴趣。
我也慢慢地跟着他背些唐诗宋词了。并且能把家中的一些《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看得津津有味了。
虽然我从来坚信，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一定的环境熏陶，也还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的。我的后来操起了文学的营生，是不是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呢？
由于从小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亲朋好友，跟着一个老爷爷一样的老父亲长大，我沾上了点孤僻和不合群的毛病。尽管我天性外向、活泼、爱群，但命运和遭际却迫使我不得不内向起来。这使我常常感到痛苦万状。这种“假内向”，是有悖我的个性和气质的，是环境强加给我的—是一种病态和不正常，加之我又偏偏吃上了文学这碗饭，更是平添了几许烦恼，几多忧愁……
虽然说，苦难，往往是造就作家的摇篮，不幸，对于作家也许是万幸，但我还是摆脱不了那种地老天荒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我从不信，“结婚”会有那么大的威力，能祛除一切，能把我三十二年所失去的东西全部补偿给我。我不相信，一个男人（特别是那些“质量不过关”的男人），能有那么博大的胸怀和深广的爱，能将世界上的所有爱—父爱母爱，兄弟姐妹之爱，全部带给我。
因为不相信男人，也因为这孤独寂寞无处排遣，我便拼命地往外跑，像个“天涯浪女”一样，忽儿大西南，忽儿大西北，名曰体验生活，实则多半是为了寻求一种解脱。
我也偶尔在作品中找发泄，以求内心平衡。人，只有在保持内心平衡的时候，才能谈得上从事其它。这正像只有先让一个穷小子吃饱肚子，才能让他去谈情说爱一样。
可是，有人却对我说，欢乐可以与人共享，痛苦却要留给自己。他说得那般轻巧，使我不由得怀疑，他的一生也许没有一丝儿阴翳。
可惜我没有那么崇高，那份涵养。我既然把文学当成了唯一的心灵密友，当成了终生相许的情人，我为什么不能对它倾吐衷肠，从而得到一点可怜的慰藉呢？
而且我愿意相信，欢乐向人们展露，那是不太困难的，是愉悦的。但是痛苦，能够见诸于文字，昭然于天下，却是不太容易的，是需要相当的真率和勇气的。因为痛苦，往往是最个人的，最难以启齿的，最凝重的。
不过，那种无穷尽地写自己的小灾小难、小恩小怨的人，那种恨不能将自己扒开，将自己所有的隐私都抖出来，作为廉价赚取一部分读者胃口的所谓“作家”，也是我所不齿的，那不仅无聊，而且无耻！文学，毕竟应该是圣洁的，那种没出息的图穷匕首见的作法，除了只能证明作者本身的空虚和气数将尽而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我当然要力求自己更多地写一点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既然我吃着国家的“皇粮”，摇着公家发给的圆珠笔。
我想我会渐渐地将个人的忧患意识，转化为对人民对祖国的忧患意识的，我想我会不断地克服自我障碍，不断地走向自我完善的—也许那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境界。
我已经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身上，学会了热爱生活。
30岁之前，我一直把文学看成是生命的第一需要，看成是救生圈和唯一的支点。我把我的情爱和时间全部献给了她—献给了我心灵祭坛上的文学女神。
在为她献身的信念鼓舞下，我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通常是纷乱撩人的“少年维特”的危险期，锁住了青春少女情窦初开时的一颗不平静的春心……
我把自己关在那春风不度的不到三平方的小斗室里，年年复年年，月月复月月，用女性的虔诚和坚韧，为得到文学女神的青睐，忘我地耕耘着，拼搏着。
在经历了多少次屡投屡退的打击后，在差不多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文学女神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向我垂青了。
作品，一篇篇地发表了……
韶光，却在一年年地溜去……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是人届三十了。
哦，文学女神—我心中的女神，此时仍是那样的风度如昔，魅力逼人，而我，却已是红颜不再，青春之树开始凋零了……
是一个难眠的风雨之夜。我突然想到，我这是何苦来呢？这样地把青春搭上了，把命豁出去了，为的是那般呢？是图一个虚名，还是希望不朽？纵使到了我离世归天的那一天，能够著作等身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虚名，或许是捞到了，但实在而内涵丰富的人生却一点没有，这一辈子活得多么发飘，多么窝囊呵！
既然我本来就失去得够多的了，得到的又太少，我为什么还不首先去追求那失去的？我为什么还不尽量去丰富自己，丰富生活？却让文学这该死的，占了我生命的全部？
思想起来，人往往都有逆反心理。得到的，便感到稀松平常，得不到的，却倍觉珍贵。
我就常听到一些女朋友对我说：我要是像你那样，能写散文、小说，能在事业上与男人争一个短长就好了，我宁愿不要家，不要丈夫、孩子！
我正好与她们相反。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借女主人公的话，表达了我的心声：假如生命重新开始，假如人生能有第二次，我将再不愿走“女强人”和事业妇女的路了。这条路实在是太长了，太累了，太艰难了。我将要做一个平凡的女工，普通的女职员，我将把我的人生搞得实实在在，我要体验和享受一个女人应该体验和享受的一切！
这绝不是矫情—可惜我彻悟得太晚了。
我发现，即便是有些人生经历丰富的，誓要在文学上头干出一番大名堂的作家们，也往往都把生活看成是第一性的，把写作当成生活的一个部分。他们处理起生活与写作的关系来，真是兼容相济，游刃有余，什么也不耽误。
他们是聪明的。他们知道，一个作家，假如整天像个苦行僧，除了文学，无复其他生趣的话，那么这个作家，也注定成不了气候的。
生活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的—我总算明白过来了。这正像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精神永远是第二性的一样。
我算服了那样一些作家：像工厂定日产额一样，每天给自己规定二千字的写稿任务，随后，一杯浓茶一包烟，在吞云吐雾之中，消消停停地爬格子。一个长篇或是一个中篇干下来，啥事也没有，既不见掉膘，也没见熬成红眼虎。
他们怎么有那样大的内控力？怎么能那样理智地写着—不是说，作家最感情用事吗？写作时往往都要发神经病的吗？
跟他们相比，我很惭愧。
别说长篇至今不敢染指，就是写个几万字的中篇，抑或是写个小散文，也往往累得半死不活，像被扒了一层皮，要了寿命一样。
这是怎么搞的呢？莫非我真是天生顽愚，缺乏才气？我感到，我在写作时，不仅仅是大脑，而是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写着，每一个分子都在运动着。最烦人的是，我总是不能保持心绪的平静，总是一写起来就容易冲动，不是肝火上升，就是鼻子蹿血，再不就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使我十分恼火，我哪架住这般熬损呀，长此下去，我的小命就要报销在这文学上头了。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作家也分两种。一种是偏感性心理结构的，一种是偏理性心理结构的。
偏感性型的作家，一般主体意识较强。在作品中，总是不断地将自我带进去，掺杂很强的个人色彩，总是以真情打动自己，包括打动读者。正是易动真情，这类作家在写作时，就沉不住气，就往往像要害病一样。他们是经过内心炉灶的燃烧，经过和主人公同生共死，才将作品写出来的，不用说，他们的作品，必然有他们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