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了梨花，大院的花事就纷繁起来了：大门口的迎春花迎客始罢，甬道两旁就走来一棵棵白丁香紫丁香。不几日，桃花也伴着嫩叶开了出来。还有我最喜欢的灌木榆叶梅，一团一团的粉红色像人工造出的大花球，远远地就让人看醉了眼。这时候，草地上的绿草，也早已染绿了那一方方土地。柳条依依，白色的柳絮迷蒙了天地空气。最给人以喜悦的是生命力极强的杨树叶，等它们唱歌似的一齐摆动着新绿时，不要说从它们之下穿行，你就是看着它们竞长，也痴痴地觉得自己正在长大似的—那时候，我是多么盼望自己快快长大！
而大院里的人们，不论是教授们还是干部们，一个赛着一个地“贪婪”，对周围这么多奇花异草仍嫌不够多，还一起动起手来栽花弄草。于是，看罢了绿树，再回头来看鲜花，便更加眼花缭乱了—粉白相间的海棠花，红的、黄的、紫色的月季，重瓣的芍药，甜香的槐花，火红的石榴花，五颜六色的蝴蝶花，小太阳似的蒲公英，小红灯似的倒挂金钟，名贵的花之王君子兰，还有奇异的令箭荷花和仙人掌花，一现的昙花和千年的铁树花，浓香的晚香玉和夜来香，娇嫩的含笑和美人蕉，挺拔的大丽花和菊花，以及红云似的一品红，婀娜多娇的仙客来……还有许许多多我叫不上名字来的各色花卉，直开得将春延长到夏，将秋延长至冬……
前面说过，我们大院离天安门不远，这便占尽了地利之优。我们这群孩子们，一年之中最欢乐的两个夜晚就是“五一节”和“国庆节”，一俟那轰鸣的礼花腾空，院子里就被花朵的雷霆灼照得红腾绿舞，亮如白昼。如果风向对头，还会有一顶顶白色的降落伞从空飘下，把我们撩拨得哇哇大叫……
呵，如今想起这一切，真是旧梦依稀，止不住的女儿情呀！
而这一切，至“文革”罹祸，一夜之间便破坏殆尽了。
那个血雨腥风的1966年，先是花草树木被砍、被烧；又是抄家的书籍旧物被砸、被焚，冲天大火一连烧了数日。后来，便是医院里的造反派携家带口搬进来“占领牛鬼蛇神大院”。理由是：“你们这些走资派（指干部们）和反动权威（指专家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是对广大工农兵的蔑视和欺侮！”于是，教授们被勒令腾出一间又一间住房，由洗衣工、清洁工、门房、厨师、花匠……等组成的无产阶级住房大军，进住了一座座哥特小洋楼。
唯一幸免的，是28号楼。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派人保护了林巧稚大夫一家，使大院得以保留下唯一一座教授楼。
十年不短，大院当然发生了一系列大小事变。因其重提引人心酸不已，干脆跳过不写。
如今，每当我看到那“中西合璧”的44号小楼时，心里都涌出一丝惆怅。物非人非，今日的协和大院里，已住进二百多家，除了教授、干部们之外，还有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儿女，几乎百业俱全。最有意思的是那家有着两辆外国小轿车的个体户，昔日是大院里最贫穷的一家，全家六口人就靠当家的四十来块钱吃饭。如今，已成为大院里食最精细，衣最美艳的首富。
真是世事沧桑啊！我的大院，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嘛！
所幸的是，改革十年，大院又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草坪又重新植上了，柏树又重新栽上了，花坛又重新砌上了。还于一片绿意鲜花之中，新添了两座历史上也不曾有过的白色的藤箩架。一株盆粗的银杏树和五株两人搂抱不过来的老槐树，也被钉上“古树×××号”的标记，被铁栅栏保护起来。大院又重新恢复了四时鲜花不断的面貌。在今日高楼林立、喧闹拥挤的北京城中，这一座花园式的院落，更显示出幽深的宝贵，便于一早一晚，吸引来大批的附近居民。清晨来做太极拳和迪斯科操的老年人居多，傍晚是牵了孩子来散步的中青年夫妇们，与红花绿树交相辉映在一起，又构成了一幅幅颇动人心弦的画卷……
那三株报春的杏树，竟还都幸存着。虽然其中的两株各被劈去一半枝杈，但两株半残的树都还在开花、长叶、结果。只是这一切亦是物非人非了—我早巳不再是二十多年前那个梳辫子的小姑娘。那在寒风中天天企盼开花、然后惊喜地向大院里的人们报春的小姑娘，该是我的女儿了！这满院神奇的花草树木，也该是属于她的了。
只有这悠远的旧梦，依然属于我……
［鉴赏］
韩小蕙（1954~）北京人。女。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任《光明日报》记者、编辑、主任编辑。
大院是城市的一隅，大院的人居生活是大众社会活动的缩影。本文作者正是通过叙述大院的人事变迁，折射出历史沧桑。并以此告诫人们要以史为镜，反思过去；以史为鉴，开拓未来。
一座占据了两条胡同之间的空间，大若天安门广场的深宅大院，一个在清一色的四合院群落中鹤立鸡群的“欧洲小世界”，一个住满了专家教授而且树影婆娑、鸟语花香的天地，本身就有独特的气质，独特的美，本身就是一首诗。
可是作者绕开了一般的描写、歌吟。她所要抒写的大院远远不是它的天生丽质和异国情调，郁结在作者心中，使她不吐不快的是这座美丽的大院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人事沧桑。
作者念念不忘的是那曾经同时在大院门口飘扬的中国和美国两杆国旗，那昔日出入林巧稚大夫府邸的衣衫褴褛的穷人，“文革”中那连烧数日、焚书毁树的冲天大火，那由洗衣工、清洁工、门房等组成的“无产阶级住房大军”，还有那“洋为中用”的哥特式洋楼及大院后的平房……这一系列往事，从作者那浸透着沉重历史感与沧桑感的笔端流淌出来，给了我们多么复杂的情感，多么一言难尽的慨叹啊！
正是这些沉甸甸的历史沧桑，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使读者和作者同情同感同慨同叹。
作者是很懂得叙述技巧的。她叙写的是沉重纷繁的历史沧桑，抒发的是浓烈深切的自我情感，然而她却选择了近乎白描的语言，选择了不太动声色的客观叙述。这样，浓烈与单纯，纷繁与白描的强烈反差，反而把大院的辛酸史和作者的满腔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意象上，作者也处处注意对比与反差。自然的葱笼茂盛与人事的变迁凋零，大院往昔的鸟语花香和“文革”期间的荒芜光秃，儿时的快乐甜美与长成后的忧患悲悯，严丝合缝地交织在一起。相信读者忘不了协和大院那纷繁的花事：那一团团的粉红色像人工造出的大花球的榆叶梅；那唱歌似的一齐摆动着新绿的杨树叶；那依依柳条，那弥漫了天地的白色柳絮；还有那一生酷爱鲜花，生气地制止儿童摘花的林巧稚大夫，这一切，使大院后来的黯淡凋零，物非人非，显得更加辛酸、更加发人深思。
而作者那浓郁的大院情结，至此也算有了一番化解。
全文五千多字。在散文里这篇幅是算长的，但从浓缩了历史、浸满了沦桑的角度看，这篇幅显然称得上精悍。在近年的忆旧散文里，《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是感人颇深的佳作之一。
人生难耐是寂寞。
韩小蕙。
你懂得什么是寂寞吗？
—有一点儿懂。
你的心被寂寞之火灼伤过吗？
—是的，伤了又复，复了又伤，永无休止。
有时候一整天接不到一个电话，心里便空落落的。
尤其是心情忧郁的时候，便分外不堪忍受，有一种被人遗忘，被世界抛弃了的感觉。
没装电话的时候，无牵无挂，仿佛也还过得挺好，自从家里响起第一声呼唤的铃声，它就成为家庭的血脉，不可须臾阻断了。无论公事、私事，大事、小事，有事、没事，一天不接上几个电话，就觉得缺少点什么。有时更深入梦，懵懵懂懂听到电话铃响，也倏地跳起身去“喂”，心里反倒觉得踏实，最怕的就是电话响了一声又不再响，便痴痴地等待，若等不来，心里就不踏实……
不单是我一个人，家里有电话的，十个有十个都是这种心态。有时听见他们说“我现在电话很少”，便心有灵犀一点通，能体味到他们的言外之意。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我曾细细琢磨过，却没想出个明白。按说古人交通闭塞，通讯困难，荒村绝路的，还能自持、自处；今人交通发达，电网密布，通话见面容易得很，反倒焦虑不安，寂寞难耐。如此看来，一代代最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只不过显示了人类物化征服的成功，于我们的精神危机丝毫无补，甚至越努力，越征服，人类的寂寞倾向越加严重。
那么，是否把电话拆掉，重新返朴归真，恢复古代的生活方式，就能好一些呢？
回答是那更不行，古人有古人的镇静剂，今人有今人的新苦衷，问问电话拥有者们，你若把他们的电话拆除，谁不给你横眉立目那才怪！
人，是最不能忍受寂寞的动物。
其实，电话的有无，还不过是身外之物，说起来微不足道，真正内心深处的寂寞，那滋味，即使十部电话整天在你耳边响个不停，那也难挨。记得到12岁头上，“文革”突起，父亲被斗，一夜之间，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对我板起了脸，再没有人跟我说一句话，那孤独给我的伤害，至今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还令我胆寒，身在喧嚣的人海，却丧失与人说话的权利，好几回都令我想到死，死倒也罢了，小小生命没长成，本不足惜，真正悲哀的是从那时我便落下人际关系恐惧症，至今久治不愈。
所以，在人类所有情感中，我始终认定，最难耐的就是寂寞，它们付出的代价绝对超过生命。它来的时候，人就仿佛被抛进一个无底的黑洞，任你怎么挣扎呼号，回答你的，只有狰狞的空阒。世界就这么突然地从你眼前消失了，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
成年以后，我曾多次思索过童年的那段遭际，庆幸那时我尚是一个混沌未开的孩子，比起孩子来，成年人的活当然更不易。
一位中年女作家曾不加掩饰地对我说过：“我虽然不喜欢文坛，但我又耐不住寂寞。”
难得她说得这样直言不讳，我知道她说的是心里话。
在常人看来，作家们是活得最潇洒的人了，上班就坐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既没有工厂千轰万鸣的噪声，也没有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的烦恼。可是人们实在是不知道，在作家们的生活当中，也有着这样的日子：他们宁愿到人群里去享受拥挤的快乐，也不愿再独坐一分钟！在孤寂面前，人人都是脆弱的，包括作家们在内，包括名作家们在内。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签名售书、读者崇拜、记者采访，编辑约稿，作品讨论会、评论家写书评、圈子内的小沙龙……虽然繁不胜繁，也常常听见他们抱怨不堪重负之类，但有几人不是心甘情愿投入其中？若真的终日里门前冷落车马稀，还有几人能写出大作来？当然，话也不能说得这样绝对。近人之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文学界就流传着钱钟书先生的一件逸事：当1972年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之时，钱先生接到中国政府招待会的请柬。据说他淡然地说了一句：“尼克松与我有何干系？”遂将请柬置于一边。钱钟书之外，亦还有一沈从文，不但退身人海，亦退身文坛，晚年只是默默从事中国服饰研究，真正堪称耐得住寂寞，然而耐是耐住了，同时也不知禁受了几多心灵的挣扎？“耐”者，辞典解释为“受得住，禁得起”之意。我就想过，当曹雪芹在北京西山撰写传世绝作《红楼梦》时，食不饱腹酒常赊，可谓孤苦伶仃至矣。只有他度过了那难挨的岁月，所以中国只有一部《红楼梦》，唯一的一部！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人是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生物，意识到自已是一个分离的实体。分离意味着无依无靠，意味着不能主动把握世界—事物和他人，分离便成为严重焦虑的根源。”他又说：“人类在任何时代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克服分离，怎样实现结合，怎样超越自身生活，并找回和谐。”
人啊，什么时候能够悟出生的真谛？
还在大学读书时，各门课的先生们都讲过这么一句话：“要耐得住寂寞。”先生们的意思是叫我们踏实下心，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不要学蜻蜒点水，浮在表面上贪图虚华。当时我还涉世不深，对这句话缺乏感受，心想这还不容易么？及至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回头想起了老师们的金玉良言，不禁慨然，真正耐得住寂寞的人，万人能挑出一人耶？两人耶？
其实，一天子二侯爵……九儒十丐，在所有这些人之中，最难找回和谐的，还不是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就说作家们吧，人都不理他们了，他们也还能向手中的纸和笔倾诉情感的这份熬煎，旁的人就不行了。比如我所效身的新闻界，甚至已经走向反面，蔓延开一种职业病：有时三四个请柬在手，实在分身无术，心里却像烘了一只热水袋一样那么舒坦。世情就是这样，允许你自己不去出席，但不允许人家不邀请。谁也不高兴被人家淡忘，即使心里明白得很，人家根本不是冲着你×××，而是冲着你的职位。
说到职位，可是与寂寞抑或不寂寞大有关系。一次，我去找某官员采访。短短一小时之内，电话响了七、八次之多，弄得我不得不知趣地告退。过了一年光景，有一天突然接到这位官员的电话，山南海北跟我聊天，就像一阙无主题变奏曲，我的心里就起了疑惑，一打听，果然，这位官员已经退休了，一个人在家寂寞难挨，遂逐天按通讯录给人打电话。
“他再打电话来，你别理他好了，反正他已经不工作了。”
有人这样向我建议道，口吻里不无厌嫌之意。我的心里却打了个抖，官场就是这样无情吗？
这还是在正常情况下，若是遇到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官场寂寞具有了政治压力，那就更不堪忍受。“文革”那时不是人人都不理我吗？有次在宿舍大院里，趁周围没人，我跑去跟一位正遭劳改的“黑帮”说话。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医学专家，因“里通外国”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双料罪名被揪出，也是很长时间没有人理他了，同病相怜，他竟冲动地拉起我的手，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望着他那闪着奇异光彩的眼睛，我觉得自己非常深刻地理解了他的心绪。我的孩提时代从那时起即结束了。
在所有的寂寞当中，最难受的，就是这种政治上突然不受信任的失落，你也不清楚你有了什么“问题”，但你发现事事都不对劲了，这件工作不让你干，那个会议不让你参加，弄得你心里七上八下的，恓恓惶惶无所措手足，于是你发现世界在你面前变了，大部分人回避你唯恐不及，有时在人前，还能竞相干出损害你的事，以显示他们的“革命”。这时你的第一感觉是想逃回家，但愿再也别跟人来往。可是出不了三天，若连个电话都没有的话，你就又坐不住了，心里边没着没落的，最后竟忍不住拿起听筒，神经质地“喂”上几声。
唉，难耐的寂寞，烦恼人生！
有人读到这里，会嗤之以鼻了：
“你这不纯粹是自寻烦恼！说了半天，不就是文场、官场、人际场吗？‘心无物欲，即是秋空霁海’。古人尚能旷达如此，今人为什么不可以学一学呢？”
且慢！
就算你不在乎仕途经济的诱惑，也看穿了福禄寿喜的无聊人生，但你不能没有朋友吧？如果你冷寂到连知心话都无处倾诉的话，活着还有什么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