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不明白，怎么把我们编成个女生班。你从讲台上往下看，一溜溜的辫子，一排排的流海，名副其实的女儿国。没有男生在一旁，女娃子个个变得胆大包天，无拘无束，再秀气的人都张狂了十分。
虽说前后两个教室都是男生，可见了我们也有些畏缩。只是每当上课铃一响，大家往教室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嗷嗷”地喊着，把同伴往我们身上推，惹得我们红着脸骂“畜牲”，“不要脸”，他们并不回嘴，我们则凛凛然地进到教室，冲邻座得意地歪嘴一笑。
记得那天上英语课，班长叫“Standup！”（起立！）
大家七歪八倒地站起来，与此同时，听见前后教室里的男生吼一样地说：“老师好！”“坐下！”一片板凳响。
但是我们用英语问了老师好，他却不叫我们坐下，几个自说自话落了座的人，只好再站起来，很不满意地盯着这个代课老师。“看看看，他头梳得多光口欧！”“咦哟喂，看他严肃的！”“哎，没得胡子！他没得胡子！”嘁嘁喳喳的耳语在教室里嗡嗡地传染，时不时夹杂着一两声鬼头鬼脑的笑。代课老师的脸，耳朵，脖子，渐渐地红起来，年轻端正的脸上显出竭力克制的羞恼。他说：“站起来一个一个都不小了，考试成绩有60%不及格！有的人至今连字母都搞不清，把b写成d，把d写成b，像什么话？自己的辫子倒蛮会梳的。可惜一辈子就去梳辫子吧！站好！”他怒喝一声，把严美琴的膀子一扯，没得个站相的严美琴顿时一声尖叫，一把掸开他的手：“男娃不要碰我哎！”说着连连拍打被拉过的地方，又吹吹自己的手指。哄！全班大笑起来，又急刹车似地顿住，老师的脸涨得血红，憋了半天，憋出一串你你你你你……，这下把我们开心得要死，笑声重新迸发，个个龇牙咧嘴，前仰后合，状如女鬼。直到这年轻的代课老师奔出教室，我们才长一声短一声地歇下来。
后来大家归了座，可老师再没回来。教室里闷闷的，谁也不说话。天阴下了，空气中有了雨腥味儿。走过我们教室的老师又回头看了看，诧异初三（五）今天安分得好奇怪。
于是校园里有歌谣说：初三（五），二百五。又说：女生班，两大怪，哭哭笑笑地上赖。我们听见了只当没听见一样。女儿国里也吵，也闹，可是哪个班有我们女儿国的芬芳？
歌咏比赛，文娱演出，连年拿头奖不说，最有趣的是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每个人抽屉里有小剪子，五彩丝线，各色珠子。我们用纸折成一系列大小不等的粽子，用彩色线裹出各色斑斓花纹，再用珠子串起来，玲珑夺目。有编鸭蛋网的，细巧一点的人，还会用零碎缎子做香袋。每当此时，语文老师又要讲屈原了。
语文老师姓刘，五十几岁的年纪。他古典文学的功底极好，特别偏重诗词，做派举止都有名士之风。他常常穿一套飘飘的纺绸裤褂，翘着小指头翻书，着青帮粉底千层布鞋，走起路来，必先抬脚停，半拍，然后移步，和我们想象中的孔夫子一样。
我们都喜欢他，和他没大没小，跑到他在小操场的房间，指着满墙抖抖的毛笔字（都是自作的诗词）问他：
“这是什么体呀？”
他说：“人各一体，又何必竞仿前人之体？”
我们又指着那宣纸上的红印，问他“白下隽甫”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他的号。我们又问他，号是什么东西？他就不答了，拿扇柄点着我们说：“顽皮呀顽皮呀顽皮呀……”我们就大笑起来，同时就把他的镇纸塞到床下，毛笔挂上帐钩，拂床的大掸子插到漱口杯中，一边乱翻作文本，看那上面长长的红笔朱批又写了些什么好玩的话。
上他的课，大家总是很振奋。一篇篇中外佳作，今古妙文，在他的讲授下，带着声、色、形、味，悄悄地渗进了我们的骨肉。高兴起来，刘老师要吟一段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我们乱叫着：“再唱一个！再唱一个！”
他抹抹脸，慈爱地笑着，说：“这是唱吗？这叫吟哦！”
更多的时候，是叫我们全班诵读。“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我们摇头晃脑，一片女孩子清脆的琅琅书声，仿佛54台织布机，在木兰的家院中齐奏。刘老师微微闭了双目，反绞双手，醺醺然徜徉于课桌之间，直到前后两个班的老师依次跑到窗口来打手势，我们的声音才渐渐小下去，小下去，不一会儿，又大起来，念到慷慨处，我们干脆手拍桌子以助铿锵。刹那间，书声如令，掌声如蹄，宛如花木兰盖世无双的骑兵队，乘雷挟电掠过了课堂。
校长也摇头：“今后，再也不招女生班了。”
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张月素还记不记得？张月素还记不记得我？
她和我在小学同班，上了四中，她当了我们的班长，我做文娱委员。
张月素的家和我们大院隔一条马路。一条黑泥巴路的小巷，两边的屋顶多是茅草，伸手就能摸着。这里比肩住着裁缝，烧老虎灶的，炸油条的好些人家。张月素和她妈、妹妹住的一间屋，光线很暗。墙上糊着报纸，床腿用砖垫得很高，怕潮湿。张月素的妈妈是小脚、打绑腿，讲侉子话（徐州方言）。她梳个巴巴头，整天系一条半截子蓝布围裙（总是湿的），过马路这边，进一道密实的竹篱笆围墙，到我们大院来帮人烧饭洗衣服，她人很和气，大家叫她二嫂。
母亲不请二嫂给我们洗衣，母亲要我带张月素到家里来玩。她脾气很古怪，到我家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好一点的椅子也不肯坐。我教她下象棋，没有多久，我就再也下不赢她了。她借书，借《呐喊》、《唐诗三百首》……
我常常跳过地上的黑水洼，走进那条水巷，走到她们家。坐在磨得光亮了的小板凳上，就着门口射进来的一方阳光，十分自在。关于银河，拿破仑，居里夫人，长安街，李大钊，都江堰……都有过讨论。有时争得“反目成仇”，可是过了一天，又是我先去找她。我在那矮小的茅屋里学会了区分马兰头和母鸡头，品尝了炒米粉冲开水是何等香甜。我生平第一次听到“遗腹子”这个词，这是指张月素妹妹。她妹妹的眼睛很“猫”（近视），看起人来老远就眯成一条线。后来，张月素也越眯越厉害，配了一副黄框架廉价眼镜，座位从第七排换到第二排。再后来，老师允许她看不清时，可以走到黑板前面。
她衣服的领口总是嫌紧，扣不上。袖子嫌短，前襟后片只齐到腰。她走路快，吃饭快，讲话也快。她不跟男人讲话，回答男老师的提问也是侧着身子昂着头，一副英勇就义的英雄气，显得很滑稽。老师不笑也不生气，她能写出老师没教过的演算式。
初中毕业的时候，张月素报考志愿上填的是中专。学校觉得可惜，劝她，她不听。那天她妈到我家，浅浅地坐进藤椅，要我动员张月素升高中，今后上大学，她说她养得起。我刚给她倒了杯热茶，张月素一脚抢进房来，不由分说，侧了身子拖了她妈就走，在楼梯上忿忿地叫着：“妈！”又回头瞪了我一眼。
她终于去上无线电专科学校了。中等专科技校，学杂费免收，吃伙食也不用交钱。
分手的时候，她来还书。一本一本，都用崭新漂亮的画报纸包好。她像个男人一样劈手和我握了一下，手板又薄又硬，很有力。又像个大人一样，说：“再见！”我恨死了，恨得几乎要踹她一脚！
我回到房间，把书上的包装纸一张一张地撕下来，撕下来，忽然从书页里飘下张纸片，上面写着：“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你都在我心上！”我一屁股坐到地板上，抱着那堆书，哇哇大哭起来。
春天、秋天；秋天，春天。教室两边的白杨树沙沙地响。高墙外，龙蟠里，常常传来小贩们苍老而漫长的吆喝：
“旧皮鞋、跑鞋拿来卖—钱！”
“破布烂棉花儿—拿来卖—啵—”
有时夹着一阵呜哩呜哩的竹笛声，很忧伤。有时，风把音乐教室的歌唱一阵一阵地吹过来：“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雷锋，我们的榜样，我们青年的先锋……”那略带哀悼的歌声在深深的校园悠悠回荡。某个教室的老师正大声讲文天祥；另一个教室的女老师的尖声却在说：“爱克斯加娃艾，括弧，平方……”
这时，菠萝山上的槐花开了，清香四溢，蜜蜂在采蜜；这时，乌龙潭里的秋水凉了，微波轻拍，小鱼儿在水草间戏水。这时，我就走神了，“汉姆莱脱”、“李尔王”、“名优之死”、“孔雀胆”、“娜拉”……在我眼前大会串起来。这都是从校文工团话剧队辅导老师那里听来的。
话剧队有个比我高一班的积极分子，叫王悦雅。
有时，下课铃刚一响，她就把笑脸伸进来冲我喊：“喂，今天下午话剧队活动！”
有时，课还没下，邻座的同学碰碰我：“哎，王悦雅又来找你罗！”我抬头一看，果然她在教室外，冲我又是勾手，又是捂着嘴笑。
于是下午自习课我就不上了，到礼堂和小饭厅去找话剧队的人。
话剧队的师生正在排练《年轻的一代》，林育生痛哭流涕地读母亲在狱中写给他的遗书。扮演林育生妹妹的王悦雅老是笑场，她说林育生光哭没泪，不像。老师只好把王悦雅撤下来，准备诗朗诵。
她太爱笑。我常常在排练场门外就听到她快活的声音：“该死，该死，老师，对不起，我再来一遍……”可是又笑。老师说：“王悦雅，你是不是喝过笑婆婆尿啦？重来！”“好，重来！”王悦雅将脸一抹，终于进入角色，向前跨一步，把右手从胸前划向前方：“我的理想啊，像骏马奔驰……”
我坐在方桌后面，我喜欢看那朝气蓬勃的脸，好像老是有阳光在那上面跳跃。她的头发剪成卓娅式。因为爱体育，脚上总穿一双白球鞋。夏天，也不怕人说她露大腿，爱穿一条天蓝色西装短裤，小腿圆滚滚的，皮肤像棕色缎子般发亮。她一笑一甩头发，走起路来，挺着健康的胸脯。最看不得我窝胸，每次排练，她就拣一根小棍在我后面蹲着，我一哈肩塌胸，她就在后头用小棍儿一戳。她一戳我就忘词，气得老师大叫王悦雅滚蛋！她就咯咯地笑着跳起来逃掉了。老师摇着头对我们说：“这个王悦雅呵，还想当演员呢？一点控制力都没有。要是给她演个林黛玉，她连眉毛都皱不起来！”“谁说的？谁说的？”王悦雅“唿”地一声从老师背后的窗口钻出来，一把扯住他的袖子：“我马上哭给你看！”老师只好点着她来教训我：“你呀，把王悦雅假小子性格分一点走吧，你要放得开一点才行呀！”
于是每逢星期四，每逢校墙外又飘来小贩悠长的叫卖，每逢舞台精灵们又在我脑中浮动的时候，我就又等着王悦雅把脸伸进窗口来嚷嚷：“喂，今天下午话剧队活动啊！”
我最后和她见面的时间，情景，我已不记得了。我1965年离开四中，在别校就学，1966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每个人都东倒西歪，或亢奋，或遭殃，自顾不暇，我又怎么可能及时知道我那母校发生的种种事情？
许多年过去了。那天，下着雨，在路上，我碰见原先话剧队的辅导老师。我向他问起“喝过笑婆婆尿”的王悦雅，他奇怪地瞪住我：“你不知道王悦雅的事？”
我说：“不知道，怎么啦？我不知道？”
……我永远记得那天的情景：在马路转弯处，雨水不停地倾泻着，行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又走过，地上满是新落的黄叶，脚下的阴沟里流淌着淙淙的水声。我们站着，老师撑着一把黑伞，我撑着一把红伞，雨水冷冷地打在我脸上，流进我眼里，嘴里，老师告诉我：王悦雅已经死了！
王悦雅已经死了？
她是哪一年死的，我问了，又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老师说她和千百万知青一样，去农村插队，在乡下爱上个南京知青。那人会唱歌，唱“知青之歌”，还说了、写了一些不满现实的话。后来，当现行反革命抓起来，押回南京，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批判大会，会后就枪毙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被押到了汉中门外（记得凤凰街同学说那里是枪毙人的地方，子弹打出来……），我只记得老师说，王悦雅作为他的女友和知情人，也被押在台上。他们要她检举揭发！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开口，只听得老师说她不久就疯了，时好时坏，又过了一些日子，她死了。自杀。是时，22岁。
22岁的王悦雅脸色是苍白的吗？眼神是枯干的吗？呼吸是停止的吗？身躯是僵硬的吗？
不。她老是笑。她老是张开红红的嘴，从窗口探进头来，兴高采烈地大喊：“今天下午话剧队活动啊！”
要是王悦雅还活着，今天，她该会跳迪斯科吧？她会唱“阿里巴巴”？她肯定有牛仔裤！肯定在五彩灯光与鼓点中快活地大笑，露出雪白结实的牙齿，把头发疯甩得像一道波浪！然而王悦雅不在了，永远留在那个可怖的年代，身上压着许多像链条一样沉重的红色、黑色、白色的标语……每想到此，我的眼睛便泪湿，写字的手抖动不止，对四中的忆念便被一幅黑色的帷幕隔断了。
我离开四中十年，又是十年……
我明明知道，过去的已不可追，未来的则正不可阻挡地滚滚前来，生活需要我们有坚强的神经和意志，可是我，却总是被去的和来的时时触痛。
去年夏天，我应老师之邀，回四中去谈谈文学。但见乌龙潭作为古迹，已围着一圈短墙。龙蟠里巷口仍是寂寥。火葬场早已搬家。扫叶楼整饬一新。俯身在清凉寺的石山前，见城西大道霍然贯通，卡车、汽车，带着尘土呼啸而过。新植的梧桐张开了幼小的枝叶……
我走进教室，宛若当年，仿佛我那久别了的伙伴，疯疯傻傻，甩着长辫子，呼啦啦一齐扑上来抱住我；我那端庄的，严肃的，风趣的、正直的老师，一齐微笑着走上前来围住我！但是，但是我水光朦胧的眼睛，只见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只见到新一代学生身上的旅游鞋，电子表，幸子服，日本签字笔……只见到他们那又自负又稚气的神色……
我什么也说不出了。他们有他们的道路。我那烂漫的少女时代已经关闭。我听到沉重的脚步声，从过去一直捶响到未来。
［鉴赏］
苏叶（1949—），女，湖南洪江人。幼时随父母迁往南京，现在某电影制片厂工作。当代知名散文家、编剧。著有散文集《总是难忘》、《九月》、《苏叶散文自选集》等。
《总是难忘》是一篇“忆旧”之作。
“忆旧”，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在这篇散文里，作者就对逝去不久的“中学时代”的难忘生活做了有面有点、有枝有叶、有声有色、有喜有泪的生动回忆，表现了“人”对难忘往事的时时反顾。
“总是难忘”—是“我”对“它”（那段生活）在思想、情感上难以忘怀：“我”自始至终都是“主角”。当然，其中也写了一些“人物”（如代课老师、刘老师及严美琴、张月素、王悦雅等），但全文仍以“我”为中心—回忆中的“人”和“事”，无不打上“我”的深深烙印。坚持“我”的主体地位，是散文作为一种主观抒情文体的独特要求。
《总是难忘》在散文写人，写人的个性、性情上，在散文由“情感”层面提升到“性灵”层面上，是有新进展的。“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有性格的人，生龙活虎、跃然纸上！在此文中，“我”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复杂的、立体的；“文”也不再是单纯的抒“情”，而是多侧面、多角度地表现“人”。
这种散文，实际上从“小说”写作中汲取了有益的滋养。汲取归汲取，它还是散文而不是小说；而“小说化”就不行了，因为它不再是“散文”而成了“小说”了。这是很值得热衷于散文“小说化”的人们深长思之的。
羞女山。
叶梦。
我固执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羞女山的传说，那沉睡的卧美人—凝固了几十万年的山石，怎么只会是一个弱女子的形象呢？
羞女山是资水边一座陡峭如削，状如裸女的峰峦。
我去羞女山，并不指望真能看到那据说是神形兼备的羞女的芳姿。我唯恐像在巫峡看神山峰，满怀着勃勃兴致去看，末了却大大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