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对数字的研究除了数学研究者重视之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给了它特殊的关注。这是因为数字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质。有些数字在宗教、神话、巫术、诗歌、习俗等方面的广泛运用，反复出现，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披上了光怪陆离的神秘面纱。于是，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民俗学家们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去诠释那些神秘化数字的底蕴。
汉语中数字的神秘性异乎寻常，这可能是因为“汉字的象形特点使神秘数字的表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它不仅在构型中直观形象地表现出神秘数字的蕴含，也为神秘数字观念的传衍，起到潜在的铸塑作用”。正因为这一点，汉语中的神秘数字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流传至今。
在我们的语言学里，数字被称作“数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语法里讲数词主要侧重于它的语法功能，而对它的语用特点则较少涉及。修辞学中也很少专门谈及数词的表达作用。其实语言中的数字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特别是汉语中的数词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它除了一般的计数功能外，还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异于外域文化的汉民族文化色彩。因此对其作较系统的阐述和分析，揭示出神秘数字背后的文化特征，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一、数字的崇拜忌讳和谐音
1996年5月19日，南京《扬子晚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沉重的“五·一八”一昨日南京婚礼热透视》的文章。文章写道：
“争先恐后赶在5月18日举办婚礼，成了南京街头最为引人瞩目的一景：浩浩荡荡的彩车车队拥挤在大街小巷，参加婚宴的宾客挤满了大小餐馆，使人在这本应喜庆的氛围中，分明又感到了一种沉重。”
“……上午8点刚过，各式各样的彩车便倾巢出动，不到40分钟新街口竟有20多个彩车车队通过。最多一家超过10辆……
同样不堪重负的是餐馆。南京凡市口较好的餐馆和所有老字号餐馆，5月18日的婚宴早在4月上旬即被预订一空。其中四川酒家竟摆了145桌，连舞厅、过道都被临时腾出救急。有家餐馆的经理告诉记者：看来今晚炒菜只好用锹了。
婚礼之所以都挤在5月18日，据说除了讨个‘我要发’的口彩外，还在于昨天同时又是农历四月初二、周六和双休日，以图‘好事成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四月初二的谐音‘四二’，据说还寓意以后生的‘是儿’……有关人士就此指出，在科技高度发达和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在所谓良辰节日上竟会生出这么多花样，实在引人深思。这不仅给交通、餐馆等带来巨大的压力，也将助长一种不健康的社会风气。”
这是近年来数字崇拜现象的一个缩影!
对数字的崇拜是世界民族共同的现象，而中国人投入的情感之烈，迷恋的程度之深，又是世界上极其罕见的。近年来风靡一时的“吉祥数字”，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有些人在报章杂志上说，这是迷信，这是封建，这是落后，这是倒退，应该坚决予以制止。如果这么理解这么做，恐怕就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并且效果也不一定理想。数字崇拜这种现象的生成，实际上是与原始观念——古老的巫术和迷信思想的代代相沿至今分不开的。在古代，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把自己的美好愿望和命运，都交给了神和具有神力作用的物以及符号。这在科学观念尚未建立、生产力手段尚且低下的古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崇拜渐渐地由远古的盲目性慢慢演化为一种文化习俗，成为一种表达思想情感的常用方法。大可不必全盘否认，一棍子打死。试想，现代人有多少真的会去相信有了“8”就可以发财，就可以不劳而获；拥有“4”“2”就一定能生育儿子；避单趋双就一定吉利呢?!这样做只不过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民风遗俗的反映而已。
对数字的崇拜和忌讳，在不同文化背景孵化下的不同民族语言中，其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人喜欢“9”，因为“9”是个位数中最大的数字，在中国为“天数”，它象征着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因此在中国，所有皇宫内的建筑都要符合“9”或“9”的倍数。中国人喜好“9”，还因为它与“久”谐音，取“长久、永久”义。而在日本“9”是受忌讳的，因为它的发音与“苦”相似。日本人把“9”和“命运”联想在一起。
中国人不怎么喜欢“3”这个数字，因为它与“散”音近，使人联想到“离散”义。而在日本却爱“3”如命，决不亚于中国人对“{；，，和西方人对“7”的崇拜。东京电视塔高度为333米；日本高知市弥生町有个地方，被称之为“地球33号”，因为它正好位于北纬33度33分33秒、东经133度33分33秒的交汇处，每年3月3日有数以万计的人到此旅游，或举行婚礼，或盼望早生贵子，或祝贺喜事，或祈求好运，或希望富贵、发达幸福等等。这天下午3点33分33秒为活动的高潮时间，届时还要放飞33只鸽子以示吉祥。
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对“4”并不怎么忌讳，大抵只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盛行忌“4”之风，因为“4”在汉语中与“死”谐音。而在东南亚的有些国家对“4”十分忌讳，认为“4”预示厄运，就如西方人忌讳“13”“O”一样。在日本，医院没有第四层，没有4号病区、4号病房、4号病床；影剧院没有4排4座；出门旅行机票船票的座号若是4号，旅客们是不乐意接受的。在韩国，旅馆、大酒家、写字楼等建筑，没有4号门牌；喝酒或喝其他饮料时，很少喝4杯或4碗；军队中没有第四军、第四师、第四团、第四营、第四连；生育不生第4胎。在香港、送朋友礼品不送4个；遇到非要说4不可时，就用“两双”或“两个2”代替。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忌“4”之习俗。
对数字的崇拜和忌讳在现代大多表现为由谐音而产生意义联想的特征。
中国人有着丰富的敏感的联想心理，这种特点世代相沿，形成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听觉和心理反应模式。这一特征与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近音词是分不开的，中国人许多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与这个民族所使用的汉语的独特性息息相关。李晋荃、王希杰教授在《谐音：从修辞到文化》的文章中对此作了十分简明的概括：
“群众的喜爱反映了语言交际的需求，这是谐音修辞文化的社会基础，汉人丰富而奇特的联想则是它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而汉语中大量存在的词语同义现象又为它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谐音是汉语数字为人崇拜和禁忌的物质基础，特有的汉语谐音手段和汉人对数字特有的情感铸就了汉语数字异常浓烈的文化色彩。 二、独特的排序功能 数字可以排序，这是数字的基本功能之一。在英语中，利用数字排序必须用专门的序数词，而汉语的数字可以直接排序或数字前加助词“第、初”等。如：
汉语：一楼(第一层楼，一层楼)
二楼(第二层楼，二层楼)
英语：the first floor
the second floor
英语有一套专门的序数词，汉语则没有。这儿可以看出，汉语的数词系统，其构成材料要比英语简单得多。
在社会生活中，排序的习惯，中西方语言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汉语往往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而西方语言则喜欢“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中国人发奖状或发奖品，传统习惯是先发第一名，然后依次发第二、第三名；西方人则不同，西方人发奖次序是先发第三名，再发第二名、末发第一名。这种习惯表现在书信上，信封地址的写法也有同样的差别。中国人地址书写顺序是“国别一省市一区县一门牌号一住所名称”；西方人书写顺序是“门牌号一街名一区县一省市一国别”。在日期表达上，中国人是先说“年”，然后说“月日”；西方人则先说“月日”，再说“年”，中国人的这种“由大到小”的思维方式，可能与中国长期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束缚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三纲五常”一一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其实都是为这个“唯上”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服务的。然而这种“大为尊”“由大到小”的思维方式历代传承，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现在社会称道的“长幼有别”“尊老爱幼”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受了这种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语的排列就体现了汉人强烈的序位观念，如：“父母、师生、官兵、上下、升降、干群、指战员、上下级”，这些词语的结构只能按顺序说，不能颠倒，这便是汉人典型的重等级重序位心理模式的反映。
汉语序数不仅仅单纯地表示客观事物的序列，在文学作品中，它还常常被当做文学作品叙事描写的一种手段加以运用，这是汉语数字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明朝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
一孤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页风篷，上九江，还有十里；
下联是：
十里远，九里香，八七六五号轮，虽走四三年旧道，只二日，胜似一年。
这副对联里的数字，既有排序性，又有记述性；既叙事，又描写。可谓匠心独运，情趣盎然。
由于序数词按顺序排列，易记易诵。在汉语的灯谜和民歌、儿歌中，这种数字手段运用得极多。如巧用数字构成的灯谜：
一貌堂堂，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脏不全，六亲断绝，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九归一，实(十)在无用。
(打一物)
(谜底：菩萨)
该谜语中的数字既是计数，同时又构成排序。巧妙自然，别具一格，令人叹为观止。
在文学作品里，数字的序列功能基本上是用于叙事描写，它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主要起铺陈和强化感情的作用。 三、数字与修辞表达手段 汉语的数字在辞格构成和辞格的运用中，风格奇异，功能独特，汉语中的“换算”格就是利用数字表示数量概念而形成的修辞方法。如：
哪里知道，这条天河淹没了一千万万颗以上的星星啊!这一千万万，你一口气数下去，得数一千多年!
这就是整个宇宙吗?不，这还只是构成宇宙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点。
汉语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析数”格，即将某一数量析成若干可以相加或相乘的小数量。如：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
可是更妙的三五月明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
这里的“三五”是指农历每月十五。
暗问夫婿年几何，五十年前二十三。
这里的“五十年前是二十三”是指“五十加二十三等于七十三岁”。
“换算”“析数”可避免数字使用中的单调、枯燥、浅白、直露，使数字表达变得委婉生动，活泼有趣。
汉语数字在许多修辞方法中都能作为备用材料加以运用，如：
一蓑一笠一髯翁；一丈长竿一寸钩；
一山一水一明月，一人独钓一海秋。
这是青岛崂山太清池钓鱼台的对联。多次重复了“一”，构成“反复”格，强调数量之少，托出了安宁、静谧的氛围，极富诗情画意，是幅美丽的“渔翁垂钓图”。
1790年8月，清代左都御史窦光鼎为乾隆皇家80大寿写了一副对联：
天数五，地数五，五十五年，五世同堂，共仰一人有庆：
春八十，秋八十、八旬八月，八方万国，成呼万寿无疆。
这一年正好乾隆在位55年，这副对联对仗工整，可谓精妙绝伦。它妙就妙在数字的使用上很有特色：既有数字的反复，又有数字的对比，用得十分自然得体。
汉语中，数字的对比运用还是语汇构成的重要修辞手段，如：
一发千钧，万无一失，九牛一毛
九死一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有时候，借用藏词和谐音的修辞手法，数字还可以营造出妙趣横生的语言佳品来。如北宋丞相吕蒙正，由于家境贫寒，一年春节，他写了一副对联：
上联：二三四五；
下联：六七八九。
横额：南北
这副对联，上联藏“一”，谐“衣”，下联藏“十”，谐“食”。横批藏“东西”。合起来的意思是“缺衣少食无东西”。
数字还可以构成借代。例如：
肖队长侧着耳朵听一会，说道：“还远，离这里一里多地，那一声是三八，这一声是连球”。
斗笠村的一大半男子汉，都出外捞钱去了，村里只剩下3861部队留守阵地……
前一例的“三八”是代“三八式步枪”；后一例的“3861”代妇女儿童，这组数字实际上是代表了两个节日：“38”即3月8日的妇女节，“61”即6月1日的儿童节。
丰富发达的中国灯谜，其中利用数字做文章的很是不少。例如：
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打一字)
(谜底：口)
该谜面上“只少八”，可解作“只”字少“八”，故为“口”。这里也是使用了藏字格。
数字还可以用来构成夸张，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就是利用数字构成极度夸张的范例。在民间文学中，有些故事的叙说或歌谣的词句，常采用一些固定的说法(或称之为套语)，如“去了三天三夜”，“过了七天七夜”。在黄河纤夫曲中：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上＼九十九只船儿＼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儿＼九十九道弯上＼九十九个艄公＼……
这里的数字，都是虚指，属于夸张，言其多。这种套语，在民间文学中一直被广泛运用着，成为汉人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
在汉语的民间故事、曲艺、谜语、歌谣中，用数字构成的修辞方式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的。
一种民族的文化，常常寄存于这个民族世代延续的习俗和语言之中。而最能反映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特质的是民间文学和民间语言，它包括民间故事、民谣、笑语，包括民间的戏曲、曲艺，以及民间的谚语、谜语、歇后语、成语，还有民间的口头用语等等。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语言中蕴涵了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民间语言中，数字特别受汉人重视，特别受汉人钟爱，反映出了汉人具有整体性思维、模糊性思维、形象性思维的独特思维方式。当然，汉语单音节在构词上的灵活性也为数字的广泛运用奠定了物质基础。汉语数字运用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构成了汉语修辞的一大特征，成为汉语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