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认为，思维的同义反复表明主体在制造一致性，这意味着思维像经验一样的贫困：思维和经验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反过来又使这两个领域成为残缺不全的领域。科学按照工具理性化的工作方式对待人们的经验，不再注意它们存在的质的区别而只考虑它们的功效。通过社会的中介，人变成了与社会发展主观理性化程式得以实现的工具，这样一切都反过来了：现实的人变成了单纯的类本质，相互之间同样地经受强制控制的集体性的孤独，社会中具体的劳动条件迫使人们顺应潮流，对愚弄和歪曲真理的影响不加以抵制。通过从神话学到逻辑中心的过程，思维本身失去了反思的因素，而今天机器即使供养了人们，它也使人们变得残缺不全。并且，扭曲了的理性以机器的形式对社会发生作用，社会使固定化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工具的思想与自由的活生生的东西协调一致，使思想与作为它实在的主体的社会本身发生关系。现实中，“随着支配自然界威力的增长，社会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猛烈增长，这种荒谬的状况说明了合理社会的理性已经过时。”
与启蒙的原初设想相异的是，人没有成为人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的主人，恰恰相反，人成了工具理性的牺牲品，“在受启蒙的世界里，神话学世俗化了。”即什么都成了神话学的样式，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自我都成了模棱两可的了：不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体的自我反思性关系也被异化了。通过社会分工的维持，自我生存过程越是扩展，这一过程就越是强烈地迫使按照技术结构塑造自己肉体和灵魂的个人，进行自我外化。主体思维逐渐地被取消了，主体萎缩为一种认同直接性的工具：“课堂中通过逻辑思维的证明，认可了工厂和办公室中人的物化。”正是启蒙精神对自然进行支配以实施自我维持的功能使得主体思维失去了自主性，所以说，启蒙精神支配了精神本身。
联系神话来说，神话的本质是神对自然的管理与支配，当然，神话中神对自然的管理与支配是虚假的，它通过人这一现实主体以巫术、宗教仪式来实现；而启蒙精神则直接支持了人对自然的真实支配。所以，“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从启蒙的历史看，无非是把原来由神所占据的位置给了人，就人与自然、事物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来看，人相当于神，这里的区别只是，神只支配自然，而人在支配自然的同时，还支配人，这正是统治！
因此，那种失去控制的理性化过程，最终转化成了一种多层化、制度化的统治形式。在这种统治形式中，科层精英和科层制度通过宣称他们拥有超凡的知识以及他们的权力体现着理性自身的要求，来为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提供正当理由。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发展至今，所达到的社会表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
服从于在自然威胁中保卫身体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冲动而支配自然的行为，必然产生出社会性支配，将暴力加害于人的内在自然，即划船手的麻木和奥德修斯自己的行动自由。这样，一方面，支配自然的人类理性对于被支配的自然来说，将作为对象性地客观化的东西而形成，它就是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定型化。同时，作为对自然进行支配的代价而产生的，是社会性支配关系，它从人类支配自然那一刻起便作为“第二自然”而存在了。由此，由工具理性产生的人对人的统治性关系便成为社会的宿命，这种“第二自然”与个人相对立，个人向与这种关系本身的社会主体相对的客体方向沦落。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工具理性的奴役性质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技术性、规律性的支配而遍及、渗透到了管理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正是主体支配的原初形式。正是这种以科学技术为名的工具理性，使人类主体的支配本性日益蔓延，最终导致了二战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诞生。“奥斯维辛”是阿多诺经常回到那里去的痛苦人生体验，它也是阿多诺分析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焦点。
二、“奥斯威辛”体验与哲学冲动
阿多诺曾多角度分析过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以及法西斯宣传得逞的原因。关于法西斯主义宣传得逞的原因，他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1951年)里指出：“在于希特勒一伙暴乱唤起者‘按照弗洛伊德的揭示来构思的’，是一种心理机制的被利用与实施。”阿多诺从“施虐与受虐狂”的心理机制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程式作了分析，认为正是利用了这一机制，使人们在愿意受上一等级的人虐待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去虐待下一等级和“外群”的人。因此，法西斯主义产生有其内在原因，首先，这里存在的是奴役人这一主体的坏主体，这就是以人性为奴役对象、以人为试验对象的法西斯暴徒；其次，严格说来，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内在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关系，“虽然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无疑利用了他的演说对象的某些倾向，但他是作为强有力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代理人那样做的。”
在阿多诺看来，法西斯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的被压抑的神秘的历史复归，或理解为被支配的大自然的报复，这里使用的许多手段正是由于工具理性为了支配自然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用来支配自然的手段现在成了法西斯主义得以实施暴行的条件，这足以证明，所谓的启蒙进步并不是与它的对立面。即野蛮毫无联系的：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大屠杀是在现代性之内而不是之外发生的，它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反面，都属于现代社会的产物。所以，与阿多诺一样，鲁本斯坦在他的《历史的狡计》里声称：“把文明和野蛮当作对立面是不合适的，今天，野蛮仍然存在，只不过它得到了更为有效的管理而已。”
仔细分析起来，“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一个现代工厂，活人从工厂流水线(毒气室等)的一端进去，经过几道工序的加工(受害过程)，最后被从浓烟滚滚的烟囱排出。在这里，存在的同样是技术工程师们设计出的基础设施——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出的现代官僚制度体系——纳粹党卫军的上下级关系，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离开现代性的。可以这样说，“奥斯威辛”大屠杀的实施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纳粹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是以“管理与经济厅”来命名的，在这里，“除了其目标在道德上令人厌恶以外，这种行为在任何正式的意义(只可以用官僚制度语言表述的意义)上与‘普通的，管理和经济部门设计、指导和监督的所有其他有组织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区别。”
法西斯大屠杀当然不是现代官僚体系和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直接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要认识到，工具理性的所谓的科学的原则，它的目的的合法性只是对经济来说才是有效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才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合法性；而对于人的意义、人类目的来讲，现代官僚体系与技术理性同样是淡漠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现代官僚体系和技术理性的貌似合理性促成了法西斯暴行的实现。所以说，在技术理性追求以完美的理性方式来解决日常问题的时候，也显示出能够产生大屠杀式解决方式的能力。
基于工具理性建构起来的现代文明，虽然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一种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传统现代性缺少的正是人性的关怀。就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性化模式而言，我们从法西斯主义大屠杀实施中可以体认到这种模式仅仅是对效率的刻板效忠，这种模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劳动分工与命令和信息的上下级传达，人性在它之外。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屠杀实施过程始终是围绕着经济原则，以追求效益为目的来进行的。希特勒只是要求“对犹太人进行清洗”，但并未对方式作出具体规定。于是，我们看到，这一“清洗”目标一作出，便交由下面的技术“专家”(包括经济专家)对各种“清洗”方式进行经济成本分析，原来是准备以迁移方式解决，但后来发现这一方法不够经济，所以，1941年10月便停止了这一方法的实施，而采取了更为经济有效的办法，即从肉体上“最终解决”犹太人。在这里，大屠杀实施过程始终是与技术理性相一致的，它们是在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下采用先进工业技术加以实施的。
谈到法西斯主义，阿多诺一定会回到犹太人的问题上来，因为阿多诺从来都没有忘记犹太身份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经历。阿多诺一直坚持，“排犹问题”只能放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广阔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犹太人是工具的合理性的极权主义同化原则的首要目标，因为他们是西方世界中他性和差异的最坚强的堡垒。”
犹太人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是现代性问题，当统治者在经济上不再需要犹太人时，犹太人就被确定为他们专制的对象，犹太人不过是他们虐待的对象。统治者的欲望就是完全占有财产，不惜一切代价以掌握无限的权力。他们用犹太人来当自己的替罪羊，犹太人只是现代性的一种牺牲品，是当权者的替罪羊，是所有阴谋诡计中的替罪羊。“资产阶级的反犹太主义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原因，就是想用发展生产掩饰统治权。“当权者”把整个阶级所遭到的经济上的灾难，都加到了犹太人身上。”
阿多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走得很远，有时我们都觉得太远了，但或许对一个亲身经历那一段历史的人来说并不过分。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除了引用张峰先生所译书名《否定的辩证法》外，笔者倾向于把“Negative Dialectics”译为“否定辩证法”，所以，在引注张峰先生译书时才用“否定的辨证法”，其他情况一律用“否定辩证法”——笔者注)里把这个问题与抽象的哲学问题直接联系了起来，他认为，寻找起源、第一性的哲学是与现实社会中的强制相一致的。“根、起源的范畴是一个统治性的范畴，它证明一个人之所以被列为第一流的，那是因为他在那里是第一流的；它证明本地人反对新来者、定居者反对迁移者。”显然，阿多诺在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作为反思的基础，可以看出，其批判理论多么深刻地受到在二战期间移居生活的影响。
本质地讲，这种把人分为等级，并使一个等级从属于另一等级的做法是与变为神话的启蒙的本质相一致的，因为启蒙需要抽象与同一。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东西，摧毁了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商品交换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启蒙精神，不仅在思想中消除了神秘力量，也去掉了不能统一衡量的一切东西；不仅在思想中消除了质量，而且使人们变成与实在相同。启蒙的抽象与同一并不可能使一切同一，所以，启蒙精神都始终是赞同社会使用强迫手段的。被操纵的集体的统一性就在于否定每个个人的意愿，这是对那种能使被操纵的集体统一的社会的嘲讽。显然，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青年组织中出现的乌合之众，并不是倒退到旧的野蛮时期的现象，而是镇压平等的表现，是正义的平等发展为非正义的平等。法西斯主义的神话暴露出自己是史前时期的真正神话，因为真正的神话体现出了对自然的报复，而虚假的神话盲目地把这种报复体现在祭祀上。所以说，“通过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变成可以重复的抽象，以及抽象使一切为之服务的工业统治权的平等化，被解放者本身最终就变成了黑格尔称之为启蒙的结果的‘部队’”。
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正是从这里原初地发生的，为了重新找回合理的理性，他开始思考哲学理论的现实性问题，而这个主题的发挥必然要进入到阿多诺一再强调的传统哲学的内在批判，这里的研究对象正是第一哲学与同一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