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是20世纪很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他也是学者和诗人。
报社图书馆的第一个读者
邓拓的才华，很多是得益于读书万卷，充分利用图书馆的。
20世纪50年代，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任重事繁，行政业务，均集中于一身。报社的总编辑是最忙的，八小时之外有时还要撰写明天社论和重要文章，要修改若干非改不可的稿件，又要审阅大样，签字付印，为此常常通宵达旦，手不释笔，但他仍一如既往读书不已。报社图书馆采购的新书，他几乎都是第一个读者，谈论图书，如数家珍，别人感到惊诧，以为一般编辑、记者，工作繁忙，无暇读书，而了无空暇的总编辑哪来的时间？邓拓解释说：“我读书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工作累了，拿本书读读，把脑子里整天考虑的问题放在一边，就等于休息。这样抽空读书，可以涉猎不少东西。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做的。”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邓拓珍惜时间是出名的，他很少放过零星的空暇时间，把它都用在读书上了。这在别人是不足为惜的，而邓拓就以这些时间取得成就。早在抗战前夕，邓拓在河南大学读书时，功课很紧，却能在不长时间里通读了英文版《资本论》。当时二十五岁的邓拓（邓云特），针对中国国情，从研究民生疾苦，选择了从未有人触及过的历史饥荒课题，抓紧分秒时间，多次奔走学校图书馆和河南省图书馆，搜集、抄录有关史书中的荒灾文字，写下了洋洋二十万言学术巨作《中国救荒史》，其搜罗素材之广，从书里引用书目亦可见一斑。
50年代，当全国史学界就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展开讨论时，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邓拓，为了弄清弄通这个课题，他的足迹遍及北京几个大图书馆，从那儿翻遍了1000多种乡县府地方志，摘录、搜集了许多有关明清经济材料，经过排比和论证，终于写了一篇落地有声的长篇论文《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
邓拓善于利用书目，有时也向他人作书目推荐。40年代，他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有次与作家康濯谈起鲁迅曾在给许寿裳的一封信中，向许的一位进大学中文系的儿子推荐了12部我国古典著作，如《论衡》、《世说新语》、《今世说》、《唐诗记事》、《唐才子传》、《抱朴子外篇》等等。他凭记忆，对这12部书如数家珍一一作了介绍，康濯也一一作了记录。建国后，康濯有次向他谈及这12本书，话中还说到其中有几本书尚未找到，邓拓提供了线索。据康濯后来回忆说：“他是常跑旧书店的”。
“谁找到一本好书，就得推荐，互相传看”
“闭门读遍家藏书”。邓拓童年时期，几乎读完了家藏图书，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后来他能不假思索写出一手旧体诗，该是和那时熟读唐诗等启蒙书籍分不开的。
1923年，邓拓进入家乡福州三牧坊中学，学校高中开始分科，有商业、师范、普通等科。他选择了普通科文史地系。开始贪婪于阅读古典名著和历史书籍。他是学校图书馆座上客，还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订了个“君子约定”：谁找到一本好书，就得推荐，互相传看。“五卅”以后，他又从图书馆里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七《晨报副刊》；另外也读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他的求知欲促使更为广阔地拓展阅读辐射面，读的书除了有蒋光慈《短裤党》等进步作品，又有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以及严复《天演论》，还涉及到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的哲学、经济理论著作。但他最感兴趣的，是《中国青年》和恽代英撰写的抓住青年心灵的文章。恽代英的议论精辟，给以年轻的邓拓予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后来回忆说：“恽代英的文章对人的感动太深了，只要你读着它，全身就会像火燃一样发热，他的热情奔放而议论精辟的文字，最能激发人皈依真理走向革命的勇气和毅力。”
中学时代的图书馆丰富生涯，加深了他对图书馆所持功能的认识。以后每到一地，他都要赴图书馆寻找书籍，获得新知。
1929年，邓拓来到了上海，那时上海是中国文化出版中心，新书、新刊有如汗牛充栋，浩若瀚海。他对纸醉金迷的上层生活不屑一顾。经过努力备课，进入了光华大学经济系读书。光华大学是“五卅”运动后，一批爱国师生脱离圣约翰大学所创办的，学校以蔡元培的“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为宗旨，强调“各种学说，无所偏至”、“观察实际”、“自行读书”。这对好学深思的邓拓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白天他参加新设的选读课“经济名著”，钻研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和哲学著作，其余时间都用在图书馆的苦读上，这样日积月累，积累了很多读书资料卡片。后来他回忆这段读书生涯说，上海是一个“书城”，并作诗一首为证：
两间憔悴一儒生，长对青灯亦可惊。
不卜文章流海内，莫教诗酒误虚名。
得侔前辈追真意，便是今生人世诚。
白眼何妨看俗伧，幽怀默默寄书城。
这段时间，他认为过得有价值，就是“补读平生未见书”。
1933年，二十二岁的邓拓回到家乡福州，和中学同窗傅衣凌相约常到乌石山上省图书馆读书，注切新出版的报刊，从中汲取新知识。
合起来是书箱，立起来是书架
邓拓以自己长时期的读书经验说明：积累知识靠图书馆，图书馆要积累知识。他认为任何事情，包括在图书馆里看书查书，都不应该像“过眼烟云”。“真正所谓成就，也就是在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没有这种积累，就什么也谈不上”。
要建设好图书馆，就要科学地管理图书馆。
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主持《晋察冀日报》时，为了办好报纸，努力应用图书馆的资源，自己常在百忙之暇搜集、抄录和剪存各种书刊报纸，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又搜集了很多地方志，甚至是旧账簿、旧期票等。此外他还安排、挑选、派专人向敌占区采购大量图书资料，并呕心沥血搜集了十几万册民间藏书，指导图书馆工作人员编写卡片、索引、文摘、统计资料、大事记和手册；要全社编辑记者，充分利用报社图书室。
那时的《晋察冀日报》处在日本侵略军扫荡的战争环境，经常是在行军中流动出报。为了让图书室的书籍资料不致遭受丢失，身为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亲自指导制作反“扫荡”中携带的书箱，这种书箱呈多功能，它的箱盖、箱底都是一样尺寸，中间有格板，合起来是书箱，立起来是书架，挑着走也很轻便，足可用以携带书籍和必需的参考资料，供编报时查考。《晋察冀日报》在反“扫荡”里除有个别几天因遇到特殊战斗受影响未能出版，大致都能按期出版。它和行军中图书室仍能发挥职能也是分不开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接邓拓（邓云特）写《中国救荒史》，用了四个助手：两个赶抄资料，两个誉清手稿。本人落笔如飞，后四个助手全都参加誉写，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余思邓拓的旧体诗是很好的，但他却认为现代人写旧体诗，他最喜欢、最佩服有3；位，你知道是哪3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