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提倡做学问要有“两个冷”，即坐冷板凳和吃冷猪头肉。南京大学韩儒林教授因此有联相赠：“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的学风，是很值得天下莘莘学子引为座右铭的。
学校图书馆的常客
治学严谨的学者，也必然和图书馆结缘。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范文澜从浙江绍兴家乡来到由黄炎培任校长的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就沉湎于图书馆了。黄炎培是一个提倡“教育教国”的颇为开明的实业家，很关切图书馆于学生课余的多元功能，它收藏有颇见丰富的“新学”，即自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以来的出版物，包括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译作，常使范文澜流连忘返。不久，他又考进了杭州安定中学。安定中学是上世纪初创办的一座学堂，茅盾和钱学森都先后在这里读书。它也有丰富的藏书，我在上世纪50年代在那里读初中时，还记得有位姓谢的老馆长，他和鲁迅曾在绍兴学校同事，也认识范文澜。他说起范文澜，当时是图书馆的常客。在此期间，青年范文澜读了很多法律和政治等书籍，最爱读的是章太炎的前期政论，犹如匕首锋利，所向披靡；最爱看的一部文学著作是林纾意译的英国笛福名著《鲁滨逊飘流记》，这部17世纪写作以资本主义开拓海外殖民市场为文化背景的作品，开拓了人们的思维，也对他认识世界颇有裨益。
读书，使范文澜懂得了现代图书馆的使用价值。
范文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考信和校勘古书，只有掌握大量资料才能做好学问，为此，他更加重视利用图书馆的库藏。从他在北京大学师事章门大弟子、号称“天王”的黄侃（季刚）学习《文心雕龙》始，他先后就若干经、史和《水经注》作了极其细致、繁琐的考证、校勘和研究，现今所见的《文心雕龙讲疏》（1925年10月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群经概论》（1926年，1933年北平景山书社出版）、《水经注写景文钞》（1929年北平朴社出版）、《正史考略》（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和《文心雕龙注》（1936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等，其中尤其是《文心雕龙注》，为他的同学周予同倾服。周予同说：“范文澜对经学有很厚的根基，他的《文心雕龙注》，足可与乾嘉学者的著作比美，是一部传世之作，真叫人佩服。”应该说，范文澜的这些著作，字里行间都凝结了他苦读的硕果，那是以读尽人间万卷书，出入当时他先后执教的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图书馆千百次所写成了的。
为学生制作读书目录
范文澜在30年代已是有知名度的学者了。范文澜也注意青少年的读书，在北平中法大学教书期间，应读书界邀请，与大中小学分别开过一份读书目录；在目录中，他主张小学生读《人谱》；初中生读《论语》、《孟子》；高中生读《韩非子》、《纲鉴易知录》；大学生读《杜甫诗集》。为什么小学生规定须读明人刘宗周的《人谱》呢？是树立民族正气，懂得如何为人做人。他说：“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在小学（绍兴蕺山书院）内读书，每天见到刘宗周的便服画像，清癯庄严、眉目愁戚，使人感动，”而刘宗周所著《人谱》，“则集古来嘉言善行，分为五篇，词多浅显，益为中人以下之教也”。天地间，人为首。范文澜以为孩子开始进学读书授业，就得首先是从小学会做人，如何做个好人。做人，应该自尊自爱，成为“一个真的人，而不人形的非人”；他还针对当时学校教材混乱，缺乏有一本好的历史课本作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提出中学生读简明扼要的《纲鉴易知录》。他说，此书“实在不是陋书，一个高中学生如果只有一些破碎的历史知识，甚至连破碎的都忘了，如何还能谈什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学者爱诗，但不是诗人。范文澜平时爱读杜甫的诗作，一代“诗圣”爱国忧民的诗句，与他灵犀相通。他向大学生推荐杜诗，其意在“发扬优美的艺术，实在非常重要”、“给研究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大学生，读些好诗，也是调剂生活的思想”。学者所开读书目录，在这里只是按不同文化程度推荐几部书，虽然为数甚少，但切中要处；百里选一，这正是读书万卷，于浩若烟海的书库里所作的文化选择。于细微中见精神，一个缺乏渊博知识的人，是难以选出这样的书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书，“范围非常广大，没有功夫的发展，有这样基本学力，也着实不算浅陋了”。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他的读书，不仅在明理，还要讲究有功效。
一个人之知识有限，而天下之义理无穷。范文澜很赞同宋朱熹说的“必循序而致精，以为穷理之要”。他还常引用司马光的话以自戒。学者读书缺乏自首卷读至卷末的恒心，往往随意辄止。所以认为凡读书只要能解决这种见异思迁、浅尝辄止，就是取得成功的窍门；由此他针对当时报刊经常登载的名人读书法种种说道，“读书并无妙法，正是慢慢从第一篇读到第末篇，一遍读了读第二遍，二遍读了读三遍而已”。1957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讲座上，仍然叙述这个读书的经验之谈，“其实读书还是慢些好”，“读书要慢，一边读一边想”，还提倡应该像清戴震那样认真读书，从《史记》中选出《项羽本纪》等十篇，圈圈点点。
积聚图书捐献给图书馆
范文澜好读书，为了有更多时间，他在北平教书期间，只进图书馆，而不赴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从未看过一场电影，当时电影艺术正走红，但他竟不知道电影是什么样子。抗日军兴，他在河南从事救亡运动；创办《风雨周刊》，每当夜间就伏在豆油灯下审稿写稿，还孜孜不倦地读《联共（布）党史》和《斯大林选集》等书，写了盈尺高的札记，以致把眼睛都弄坏了。为了读好书，从1918年开始教学生涯，他就节衣缩食，积聚了几千册图书；虽然因在各校任教，时有住宅变更，但对这些书籍视为珍宝，随身相伴，不忍丢弃。但他却关心他人读书。1934年，在出任北平文理学院院长时，就将所得工薪部分捐给学校图书馆购买新书。1940年，范文澜进入革命圣地延安后，有感于延安图书缺乏，毅然将所携的几箱书籍，内有多年收藏的“四部备要”、二十四史等书，尽数捐献于他任教的马列学院图书馆，供师生阅读和使用。
在延安期间，他遵毛泽东嘱，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开始他组织了由他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全室成员分工撰写，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加之观点、方法不尽一致，又受到材料不足的限制，由是难以合成一书。于是此书最后仍落到范文澜身上。作者竭尽绵力，经常为搜集史料以佐证，而奔波于鲁迅图书馆等处寻访书籍，在当时延安图书缺乏的背景下，他竟能靠图书馆那几部常见书，如二十四史等，写出四十五万言的中国通史。1941年9月，这本定名为《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终于推出了。毛泽东读了相当称许，还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他并就这本书的出版表彰范文澜，“我们对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不仅有发言权，而且能在延安出版一部有头有尾、有科学体系的著作，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接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第四册时，正逢“大跃进”年代，他把隋炀帝吹嘘洛阳不要钱的史实写了进去。
余思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自从在延安出版后，以后又修订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