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每一个地区，在历史上都有值得骄傲，引以为自豪的时代。地处我们伟大祖国西南的四川，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勤劳勇敢的巴蜀儿女，三四千年前就劳动、生息、繁殖在富饶美丽的巴山蜀水的土地上。两千多年前，四川人民就修建了至今仍然举世瞩目的都江堰，把成都平原建设为天府之国。在我国的历史上，四川人民为四川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四川历史上，有许多值得人们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时代，宋代就是其中之一。四川人民对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四川在宋代的政治军事地位
宋王朝，是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在中原和南方地区建立起来的一个中央王朝。与宋王朝相对峙的，则有北方的辽朝和金朝、西北的西夏和云南的大理等政权。四川位于宋朝的西南边疆。这种地理位置，加上它经济的繁荣，就使它成为支援北宋王朝抵抗辽朝和西夏进攻的大后方；在南宋又成为支撑西线抗击金、蒙进攻的前沿战场；而宋初四川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又是推动宋朝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些就构成了四川人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宋代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杰出贡献。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亁德元年（963）平荆湖，乾德三年（965）正月平蜀。宋初四川人民的反宋武装斗争，开始于北宋平蜀的965年爆发的蜀兵上官进和全师雄起义，结束于1000年真宗咸平三年的王均兵变。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三十多年中，包括士兵、农民和各阶层群众在内的反宋武装斗争达二十次之多。全师雄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和王均兵变，都曾置官设署，建立政权。尤其是全师雄起义和王小波、李顺起义更是席卷全川。四川人民的反宋斗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远非其他地区可比；而且又发生在新的封建王朝刚刚建立和全国反宋武装斗争相对缓和之时。因而，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就更为深重，教训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就更为明显。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师雄领导的蜀兵反宋武装斗争，对宋王朝严惩贪官暴吏、整顿吏治和禁止部将在统一战争中残杀人民、掠夺财物，发生了深远影响。
全师雄领导的蜀兵反宋斗争，发生在宋王朝进行统一战争、削平各个割据政权的初期。乾德元年（963）宋军平荆湖；二年（964）十一月至三年（965）正月，宋军前后只用了六十六天就灭后蜀，占领全川。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以王全斌为首的宋军将士，在蜀昼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物。他们虐待蜀兵，克扣蜀兵军饷，并先后屠杀蜀兵近十万人。有的宋军军官竟残忍到“割民妻乳而杀之”。宋军平蜀统帅王全斌一次在成都就诱杀蜀兵达二万七千多人。这些残暴行为激起了全师雄领导的蜀兵起义。“自是邛、蜀、眉、陵、简、雅、嘉、东川、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七州并随师雄为乱”，聚众达十余万人，酿成了宋代第一次规模最大的群众反宋武装斗争。历时一年有余，宋王朝才把这次蜀兵起义镇压下去。在蜀兵反宋起义过程中，四川人民一方面配合蜀兵反击宋军的暴虐残杀；另一方面“伪蜀臣民往往诣阙”，控告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破蜀时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诸不法事”。宋军将士贪赃枉法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赵匡胤在乾德五年（967）召诸将还朝，审查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克削兵士装钱，杀降致寇”之罪，查获“凡所取受隐没，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余贯，而蜀宫珍宝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又不与焉”；“令御史台集百官于朝堂，议全斌等罪”。黩货杀降的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都被贬官降职，赃物发还原主。清廉谨饬、不自矜伐、囊中惟图书衣衾的平蜀大将曹彬，独居佛寺蔬食，拒绝收受孟蜀群臣贿赂的随军转运使沈义伦，都得到晋升和奖励。从此以后，宋朝更加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赃吏成为宋初施政的一大特点。特别是在削平各个割据政权，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更是严禁诸将杀降掳掠。史书记载：“自王全斌平蜀多杀人，上每恨之”。开宝七年（974）十月，赵匡胤令曹彬平江南，反复嘱咐：“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因而曹彬伐江南虽遇到节节抵抗，“王师围金陵，自春徂冬”，南唐坚决负隅顽抗，拒绝投降，曹彬仍然“终欲降之，故每缓攻”。同年十一月，曹彬被迫攻城前夕，还故意忽然称疾，待诸将前去问候，彬乃开导曰：“余之病非药石所愈，须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则彬之疾愈矣。”最后，诸将做出“不妄杀一人”的保证，相与焚香为约，曹彬始下令攻城。果然，城破之日，宋军没有妄杀降民。对此，南宋人吕祖谦在其所著《宋朝大事记》一书中曾评论说：
自古平乱之主，其视降王不啻仇雠，而我太祖待之极其恩礼。刘怅，巵酒饮之释疑，李煜，一门戒无加害。故僭伪之豪，悉得保全，老死于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视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抚。江南兴师，不戮一人。平蜀多杀，每以为恨。故新集之众，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闻，三代而下，即未之闻也。
吕祖谦的上述评论，难免不对他的大宋皇帝有许多溢美之词。但自平蜀以后，宋军讨南汉，平江南，征北汉，吴越纳土，确实是未再像平蜀时那样以征服者自居，肆意杀戮人民、掠夺财物。究其原因，倒不是赵匡胤等宋朝皇帝是“仁心”之主，而是“平蜀多杀”，引起了以蜀兵为主力的四川人民的武装起义。四川人民用血的代价，教训了赵宋统治集团，使其改弦更张，减少了统一战争的破坏，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宋代四川人民的一大重要贡献。
（二）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宋代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使我国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推动宋代社会的发展和后代农民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初，北宋王朝对四川人民的压迫剥削而引起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使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几乎土崩瓦解。从993年到995年，历时两年，宋朝才把这次席卷全川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使四川地区的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唐末五代残余的世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许多恶霸地主被农民起义军镇压；广大农民打烂了他们的庄园，捣毁了他们的宅第，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经过这次农民起义的打击，四川大地主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削弱，抑制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这次起义的影响下，其后宋代的两百多年间四川官僚地主高度集中土地的现象都不严重。当北宋末年和南宋初期东南地区皇亲国戚、文武臣僚、地主商人掀起土地兼并浪潮，收租几十万石的大地主不断涌现时，四川的大地主所有制也不发达。这次起义也给了封建统治者沉重的惩罚和教训。不少州县的贪官污吏，一个个葬身于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宋太宗也被迫下“罪己诏”，承认“亲民之官，不以和惠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表示要“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起义被镇压以后，“川陕（峡）选官多惮行”，心有余悸，惧怕到四川做官。八十年后，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宋王朝大臣冯京和神宗皇帝还以“曩时西川榷买实物，致王小波之乱”，而忧心忡忡。尤其是这次起义后，宋朝统治者害怕农民反抗，就把宋太祖制定的养兵政策改为荒年募兵的制度，一遇荒年凶岁，就招募饥民为兵。这种政策虽然分化瓦解了农民起义和造成冗兵冗费，但也使饥民免于流徙、死亡，保护了社会劳动力，避免了历代经常大量出现流民和流民起义所引起的社会动荡，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而这次农民起义的突出功勋，则在于提出了“均贫富”的革命纲领，不仅激励了当时的人民去反对封建剥削制度，而且启发了后代农民起义把反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引向更高更深的发展阶段。这不能不是宋代四川人民对全国的又一重大贡献。
（三）宋初四川人民的反宋武装斗争还调整了四川地主阶级和北宋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从此以后，北宋朝廷认识到要巩固在四川的统治，必须依靠和团结四川的地方势力，从而，改变了宋初排斥、歧视四川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注意联合和启用四川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共同对四川人民进行统治。四川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改变了不乐仕进的态度，积极地入仕做官，开创了宋代四川人才辈出的局面。而宋朝也重视选派较为廉洁的官员入蜀主政，出现了一批治蜀有方的官员，四川人民的处境得到一些改善。从宋初以后，四川一直未爆发大规模的反宋武装斗争，出现了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从而影响和推动了全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总之，宋初四川人民的反宋武装斗争，对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南宋四川人民的抗金战争则保卫了南宋的偏安，使南方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免受女真贵族军队的破坏，并得以继续发展。
南宋时期，四川处于宋朝西线前沿，在军事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宋高宗赵构一直过着逃命皇帝的生活。1129年秋至1130年初，金军大举南下，横扫两浙、江西、湖南等地，宋高宗从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又逃明州（今浙江宁波），并渡海逃到定海（今浙江镇海），最后于1130年2月逃到温州。因金军不习惯海上作战，宋高宗才免于被俘。随后，南下的金军，碰上江南春天多雨，地面多水，不适宜骑兵活动，加之孤军深入，数月跋涉，疲惫不堪，才不得不宣布“搜山阅海已毕”，在江南大肆掠夺财物后，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春末沿运河北撤。金军在北撤的过程中，被韩世忠在黄天荡堵截了四十八天；5月，又被岳飞袭击后队，杀死金兵一百七十人，收复了建康。算是打了两个胜仗。
经过这次金军南下，江南地区受到严重破坏；宋军更是一蹶不振，已经无力再次招架金军大举南侵。当时负责川陕防务的张浚，害怕金军复扰东南，南宋朝廷有灭顶之灾，乃于建炎四年（1130）九月，集中陕西兵力四十万，与金兀术在富平展开了金军南侵以来宋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抵抗。结果“王师大溃”，宋朝全部丧失陕西地区。巴蜀大震，张浚也逃到四川，能否确保四川也难于逆料。有人甚至主张放弃四川，退守夔门。南宋朝廷面临金军占领四川，由长江顺流而下直捣东南的厄运。
在这紧急关头，吴玠招集散亡士卒数千人，退保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阻止金兵挥师进攻四川。绍兴元年（1131）三月，兀术率兵数万进攻和尚原，五月，被吴玠打败，“俘馘首级及甲兵以万计，宗弼（兀术）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得其麾盖。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被迫率残兵败将返回北方。
和尚原大捷，使灭辽破宋以来几乎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金兵，遭到了第一次惨败。它不仅保卫了川蜀的安全，也缓解了南宋抗金的险恶形势。从此金军认识到要灭亡南宋，必须首先消灭川陕抗金的宋朝军队。绍兴三年（1133），金朝元帅兀术再次率部进攻四川。绍兴四年（1134）二、三月间，金军十余万与吴玠的三万多人在陕西凤县和略阳交界处的仙人关再次激战，被吴玠军打得大败而逃，遭到灭辽破宋以来的第二次惨败。从此再也不敢大举进攻川蜀了。
从绍兴元年到绍兴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的战场。川陕抗金战争的胜利是宋金战争的转折点，甚至是南宋王朝起死回生的转折点。这四年当中，宋高宗赢得了喘息时间，得以在杭州巩固南宋朝廷，重建军队，增强实力，稳定其在南方的统治，免被金朝灭于襁褓之中。
以绍兴元年（1131）和尚原大捷为转折点，宋金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金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力量难于消灭南宋政权，不得不减少对南宋的军事进攻，并放出“议和”空气，企图瓦解南宋抗战力量。绍兴三年（1133）十二月甚至派出使臣至临安，要求南宋与伪齐划江为界。绍兴四年（1134）三月吴玠在仙人关大败金兵后，南宋的岳家军也成长起来，于五月破伪齐军，收复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六月收复随县（今湖北随州），七月复邓州（今河南邓县）。九月，金与伪齐大举渡淮攻宋，但这时的南宋军队已经由弱变强，今非昔比，曾经是只知逃命的高宗皇帝也居然敢进驻平江，号召抗金。渡淮攻宋的伪齐和金军亦为宋军所败，不得不渡淮北撤。其后宋军又彻底粉碎了绍兴十年（1140）和绍兴十一年（1141）金军的大举进攻，在军事形势上完成了有利于南宋的转变，并有可能乘胜收复北方。尽管南宋的抗金事业在宋高宗和秦桧一伙投降派的破坏下，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未能乘胜收复中原，但总算把南北分裂的局面稳定下来。这一切都表明，宋初川陕抗金战争的胜利，不但保卫了四川，也保卫了整个南宋的安全及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它的重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当历史进入13世纪30年代，宋、金双方都趋于衰败，蒙古部族则迅速兴起，不但把金逼到黄河以南，而且征服了西域，从此，四川人民又肩负起抗蒙战争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