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民的抗蒙战争开始于蒙古灭西夏，乘机进入当时四川所属的阶、文、西和等州的宝庆三年（1227）。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队强行假道灭金，通过汉中，又分兵抄掠四川的利州、阆州、果州等地。端平元年（1234）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与宋邻界。蒙古贵族立即发动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灭宋战争。由于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川蜀失守，则荆湖难保，江浙难存，四川因而又成为蒙古灭宋首先要夺取的战略要地。端平二年（1235）窝阔台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南宋的进攻，就以“先侵蜀，次侵襄阳，终侵光、黄”，“凭上游建瓴之势，以撼吾下，合两淮掎角之兵，以闯吾前”。在蒙古军队这种灭宋战略计划下，四川能否顶住蒙古军队的进攻，对于南宋的生死存亡就至关重要。当时蒙古兵分两路灭宋，一路攻襄阳，并于端平三年（1236）占领襄阳，但在嘉熙二年（1238）又被孟珙收复。一路攻四川，破成都、利州、潼川府三路二十余州，遇到四川军民的节节抵抗，掳掠后返回陕西。从此四川山河残破，城池毁坏。为了抗击蒙古军队，四川人民弃平土，筑山城，开展攻防战，先后打退蒙古军队的多次进攻，迫使蒙古军队暂时放弃直接取蜀的计划，采取迂回包抄，开辟从云南入攻四川的战场。在四川人民的抵抗下，蒙古军队发动的第一次灭宋战争以破产而告终。从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队绕大渡河攻入云南始，到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平定大理止，长达十余年之久蒙古军队未能对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宝祐六年（1258）蒙哥汗发动的第二次灭宋战争，仍然是先取巴蜀。当时蒙哥汗率大军进攻四川，命其弟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武昌），企图与忽必烈会师鄂州，进而围攻南宋首都杭州。四川军民在合州钓鱼城设防固守，从1258年底到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把蒙古军队困在钓鱼城下寸步难进。最后大败蒙古军队，蒙哥汗受伤而死，被迫退军。钓鱼城抗蒙战争的胜利，使十三世纪横扫亚欧大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遭到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惨败，在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它在宋蒙战场上则扭转了整个战局。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汗战死的消息也被迫撤军，暂时放弃了灭亡南宋的企图。垂死的南宋王朝又得以度过危机，延长了二十年的寿命。
四川军民两次粉碎蒙古军队灭宋的军事进攻，迫使蒙古军队改变了灭宋的战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蒙哥汗进攻四川的失败，便把主力投入长江中下游，变先取蜀为偏师最后取蜀。 咸淳十年（1274）忽必烈分兵两路，东路从两淮进攻，牵制宋军主力，西路由襄阳沿汉水而下攻取鄂州，再顺江而下与东路军会合，直指杭州。腐朽的南宋王朝，接连战败。德祐二年（1276）元军抵达杭州城下，宋恭帝未进行任何抵抗就纳表称降。接着元军又在景炎三年（1278）和祥兴二年（1279）二月消灭了恭帝的弟弟赵昰和赵昺的抵抗力量，从而，宣告了南宋王朝的灭亡。而四川合州钓鱼城直到祥兴二年（1279）正月才被元军占领；直至六月，四川地区坚持抗元斗争的一些城池才被元军最后平定。这时，四川的抗蒙战争已经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南宋王朝抗蒙战争最坚强的堡垒和最后的基地。四川在延缓南宋王朝灭亡中所起的作用远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为此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也远比其他地区为大。仅人口一项，就由南宋前期的260余万户，到元朝初年只剩下十余万户，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引以为自豪的。
二、四川在宋代的经济地位
在我国历史上，宋代是比唐代经济更为发达繁荣的时代。西蜀四川和东南江浙又是镶嵌在宋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两颗金光闪闪的明珠。尽管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社会的种种原因，造成了川峡四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盆地四周的山区经济还相当落后，但就四川整体而论，仍然是全国最为发达的经济区之一，很多经济部门的发展程度都居于全国的前茅。
四川是宋代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965年北宋平蜀，川峡四路有五十三万户，元丰三年（1080）达一百七十九万户，崇宁元年（1102）达一百九十八万户，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达二百六十六万户，淳熙二年（1175）为二百五十八万户，嘉定十六年（1223）为二百五十九万户。两百多年间，川峡四路户数增长了五倍。这样众多的人口，在北宋前期占了宋朝总户数的百分之七，中期占百分之十，南宋时期则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其人口密度，成都府在崇宁元年为每平方公里四十五人，嘉定十六年为每平方公里五十七人，潼川府路在嘉定十六年为每平方公里三十八人，都超过了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集中的两浙路和江南西路，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宋代四川丰富的人力资源，促进了四川经济的发展，成为向国家提供赋役的重要基地。
宋代，四川地区是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维修制度的完善和健全，灌溉面积的扩大，丘陵地区梯田的普遍兴建，耕作技术的进步，作物品种的增多，已使平原和丘陵地区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南宋时期高斯得在《宁国府劝农文》中，还特地把四川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向江南东路的宁国府（今安徽宣城）的农民推广。当时四川的粮食产量，仅仅低于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每年都有大批粮食销往各地。南宋时期，东南地区负担军粮三百万石，四川负担川陕驻军的军粮即达一百五十万石，占全国军粮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全国军粮最主要的供应地，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金抗蒙战争。
宋代四川是全国出产茶叶最多的地方，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一半以上。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蜀茶岁约三千万斤”。南宋前期，成都府路、利州路“岁产茶二千二百二万斤”。加上潼川府路和夔州路的产茶量，估计南宋时期四川的茶产量亦接近三千万斤的水平。而宋朝辖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等东南地区，在北宋嘉祐四年（1059）的茶叶总产量，按《宋史·食货志》记载统计，为二三○六万斤；按《通考》记载统计，为二二九九万斤；按《宋会要·食货》29记载统计，为二二○万斤；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东南茶产量按《宋会要·食货》29记载统计，为一七八一万斤。把四川茶产量同东南茶产量对比，北宋时期四川茶产量超过了宋朝其他地区茶叶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南宋时期则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四川出产这么多的茶叶，为两宋王朝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神宗、哲宗时期，四川的茶利收入每年达百万贯，成为收复熙河地区所需经费的主要来源，起到了“川茶，熙河一路经费所仰”的作用。南宋时期，四川的茶利收入近两百万贯，是支付川陕军费的重要来源。当时蜀茶远销西北，满足了四川境内和西北吐蕃等族对茶叶的需求，对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汉族地区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和经济发展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两宋王朝利用四川茶叶与吐蕃等族交换战马，设置茶马司，建立茶马贸易制度，使“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保证了战马来源，在国防上具有重要意义。故宋人张震说：“四川茶叶，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资，民恃为命”。四川茶叶生产的迅速发展，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巩固两宋王朝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宋代四川的药材生产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据《政和本草》记载，蜀中的各种中药材有一百八十余种，其中绘制成图的中药材达七十种之多。当归、黄芪、大黄、贝母、枸杞、黄连、麝香、天麻、首乌、附子等名贵中药材产量极多。绵州彰明县是种植附子的基地，每年产附子十六万斤以上，各地药商纷纷前来争购。“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其上品皆士大夫求之，盖贵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厌”。当时四川的药市十分繁荣，成都每年要举行三次，而以重阳节玉局观药市最盛。“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芎与大芥如积，香溢于麈”。全国药商云集，四川药材行销全国。
宋代四川手工业中的纺织业、酿酒业、制糖业、造纸业、印刷业，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成都府路是全国出产麻布最多的地区。据《宋会要·食货》 64记载统计，宋朝每年赋税收入官布“岁总收之数”共3192765匹，成都府路为554739匹，占宋朝征收官布总数的17%，居于诸路之首。从仁宗天圣以后，宋朝还在成都府路所属产麻六郡每岁和买官布七十万匹，总计宋朝每年在成都府路征收和购买的麻布即达一百二十余万匹。这些麻布成了河东、陕西、京师等地军需布帛的主要来源。宋朝每年由水路漕运至荆南转输京师的布帛即达百万匹。至真宗“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就是这六十六万匹布帛已使荆南府难于搬运入城。仁宗天圣五年（1027）还专门在“沙岸堤内起盖布库”，待“益州布纲到岸，只就江岸点检，对交上京省员”，以减轻荆南府搬运益州布帛的繁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