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巴菲特不能放心地计算这个科技公司的未来价值，这个企业将不会列入巴菲特的“信心循环”，而他也将不考虑投资这个企业。
由于伯克希尔公司不拥有科技股，很多人就认为科技股不能用巴菲特的方法分析，否则巴菲特早就这样做了。
这是不对的。
巴菲特时常提到“能力循环”以比尔·盖茨及他不可思议的公司——微软为例，巴菲特会说盖茨可能是今天商业界最聪明及最有创意的经理人，他的公司棒极了。然而，巴菲特说他不能非常放心地预估微软公司的未来盈余。因此，他无法计算微软的未来价值。如果巴菲特不能放心地计算这个科技公司的未来价值，这个企业将不会列入巴菲特的“信心循环”，而他也将不考虑投资这个企业。
巴菲特承认他对分析科技公司不在行。在1998年伯克希尔的年会上，他被问及是否考虑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投资于科技公司，他回答说：“这也许很不幸，但答案是‘不’。”巴菲特继续说：“我很崇拜安迪·格鲁夫和比尔·盖茨，我也希望能通过投资于它们，将这种崇拜转化为行动。但是涉及微软和英特尔股票，我不知道世界会是什么样。我不想玩这种别人拥有优势的游戏。我可以用所有的时间思考下一年的科技发展，但不会成为这个国家分析这类企业的行家，第100位，1000位，10000位专家都轮不上我。许多人都会分析科技公司，但我不行。”
这种观点得到查理·蒙格的响应。
“我们没有涉足高科技企业是因为我们缺乏涉足这个领域的能力。低价科技股的优势在于我们很了解它们，而其他股票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宁愿与那些我们了解的公司打交道。我们为什么要在那些我们没有优势而只有劣势的领域进行竞争游戏，而不在我们有明显优势的领域施展本领呢？”
于是，许多年来，增值投资者错误地躲避着科技股，因为巴菲特在这个领域缺乏动作。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无法分析这一新兴领域。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已被一群才华出众的竞争者远远地甩在曲线的后面。
比尔·米勒解释说：
“多数增值投资者都依赖历史资料来评估股值，并决定股票适时的价位高低。然而，如果投资者仅用历史资料的方法，他们的评估就依赖于当时的背景情况。”
换句话说，历史评估模式只有在未来情况与过去的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才起作用。米勒说：“增值投资者面临的问题是，在很多方面未来与过去不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不同的最主要方面是科技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了。”米勒继续说：“事实上，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科技公司与巴菲特的投资样板结合得恰到好处。这个样板模式是一个真正的工具箱，它帮助你锻炼你的选股分析能力，从而在众多的潜在的可投资公司中，选出最有可能在长期时间里带来高于平均值回报的公司。”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看到很多科技公司都具有巴菲特最崇尚的经济特点：高利润额，高资本回报率，将盈余重新投入高增长企业的能力以及以股民利益为重的管理方式。我们感到困难的是估算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并折算从而估算企业的内在价值。
多数人在试图评估科技公司时遇到的问题是未来的远景太不肯定，所以必须设想出好几种结果而不是一种。这会对长期投资的未来收益产生很大的偏差。然而，如果你对关心的公司进行一些关键领域的深层挖掘——潜在内场规模、理论概率、竞争地位，你会明白究竟是什么动因产生了不同的远景，这就会降低不确定性。我们仍会创立现金流动模式，但我们经常会使用几种评估模式而不是一种。
拉普阿诺说：
“而且，科技是未来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许多科技公司在市场上是赢家，产生了超出其规模的回报。我们发现多层分析方法得到了回报，我们可以在这类公司中找到比在别的地方多得多的投资回报，尽管连高额不定因素也考虑在内亦是如此。”
我们已知道沃伦·巴菲特在评估公司时是如何对付风险因素的。他一般要求留有较大的安全边际。这是对付未来不明确的风险公司的最好战略，例如科技公司。另一个好的战略将对科技公司的购买与一个稳定、高度可靠公司的购买相结合。
当我们刚开始学习巴菲特的专利现金流通模式时，必须脱离格雷厄姆的低价格与收益比和折算为账面值的思维模式。那时我们有很多新术语、新定义要学习，还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财务报表，理解股息折现模式。学习技术也需要进行同样的观念转变。我们将不得不学习新的词汇，新的经济模式。我们还要用不同的方式分析财务报表。但最终这种学术挑战并不比当初我们脱离传统增值投资方式转向巴菲特的现代投资模式更难。增值投资以仅购买廉价股为特征而巴菲特的方法则是以低价购买绩优股。
米勒说：“这与任何新的东西一样，你必须花费时间去了解它。”米勒指出，巴菲特和彼得·林奇都曾说过学习不过是注意观察你周围发生的事情。“的确，人们仍在购买可口可乐、吉列刀片，仍在使用美国运通卡，但他们也使用美国在线、微软软件并购买戴尔计算机——这是无处不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