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的事例说明，旧时的徽商既称儒商，更是官商的代表。曾几何时，徽商主力盐商所经营的盐业大受官府保护，握有垄断两淮盐引的特权。这些“官督商营”的盐业特权商人，积累资金多达百万乃至千万，被称为徽商巨贾中的“上着”。
但是，由于长期没完没了的捐输和日益繁重的课税，加上穷奢极欲的挥霍，徽州盐商的积资往往已是徒有虚名。自乾隆以后，私盐渐渐盛行，官盐反而滞销。到了道光中期，陶澍改革两淮盐政，“废引为票”，“无论官绅商民皆可承运”，作为徽商主角的两淮盐商也就走到了尽头。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战后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又使徽商遭受沉重打击，加速了它的衰落过程。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而“徽商”是以商业为主的，由于“官本位”的思想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一直没有形成产业支柱，这样，它在中国商业近代化转型的发展过程中，与同期的晋商一并被碾在了历史无情的车轮底下。
在中国传统十大商帮序列中，并没有“浙商”一支，只有宁波帮和龙游商帮，宁波帮无疑成了近代浙商的代表。宁波商帮和其他商帮都产生于封建社会，为什么其他商帮在封建社会崩溃时无不难以逃离灭亡的命运，而唯有宁波商帮一枝独秀、转型成功呢？
这首先与他们的活动地域相关。我们知道，商帮是指某地的商人，有的业务中心就在这些商人所在的地方，如粤商就在广州，晋商尽管在全国乃至国外活动，但中心还是在祁县、太谷、平遥这几个小县城。但有的商帮并不以本地为中心，如徽商的中心在扬州。宁波商人也在全国活动，中心设在上海。活动的中心不一样，从事的行业不一样，机遇不一样，思想观念及开放程度也不一样。晋商以山西几个小县城为中心，难以接受开放的新思想。宁波商帮在中国最开放的上海从事经商活动，有机会与洋商打交道，接受西方较为先进的商业新观念、新思想、新经营管理模式，学会进行实业投资和管理现代金融。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早期发展中的地理位置，那些沿海城市开放程度高，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更为先进，企业进行升级和商人实现转型的机遇就大大增加。宁波商帮正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宁波商帮转型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始终是“草根商人”，没有依靠“官商结合”。在封建社会中，政府控制着资源，经济是有权而兴、无权而衰的权力经济。那些没有以权力为背景的商帮始终没有做大，如山东的鲁商、陕西的陕商、浙江的龙游商，等等。成功的商帮都要依靠政府，靠权力致富。粤商倚靠的对外贸易垄断权是政府给予的，而且他们都亦官亦商，商人本身也是官员。所以，当这种垄断权力失去之后，就无法继续存在了。前面介绍的晋商、徽商其实也都是官商结合的典范。依靠权力致富自然就削弱了创新的能力。相反，在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浸染下的宁波商帮，历来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挠、卧薪尝胆、自强不息、顺势应变、不断创新、大胆超越的精神，因此近代浙商拥有更为强劲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当然，宁波商帮中也不乏有官位之人，但都是在经商成功之后买的虚职或被授予的名誉官职。官位不是经商成功的前提，而是经商成功的结果。他们经商成功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他们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宁波商帮成功之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但他们未必是企图通过这些活动赚钱，而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或出于寻求政治保护的目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宁波商人的成功也与他们的文化底蕴相关。浙江在南宋以后，经济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宁波府则是浙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清商人在经商成功之后也关心文化的发展，生活在这种文化气氛中的宁波商帮，既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又善于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这种文化使宁波商人有自己成功的商业经营理念，而且也善于接受新知识。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商业成功的基础。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一夜致富，甚至富甲天下，但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创建一流事业，造就一代商帮的辉煌。
自古以来，商品经济就是时代的产物。商业竞争的最终原则是适者生存，所谓时势造英雄，代表浙商的宁波商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商帮的大比拼中脱颖而出，光耀至今，原因不外乎是它能顺应历史的潮流，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与时俱进”，很好地实现自身转型和提升，始终引领着潮流的发展。
世纪伟人，赞誉有加
对于宁波商帮的巨大成就和非凡影响，上个世纪的三位伟人都给予了正面评价。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就与宁波帮商人有密切的交往。一些宁波帮商人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也有一些倾其财力从经济上对革命给予资助。宁波帮商人的雄厚财力、奋斗精神以及经商传统和成就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