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介石委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那些不顺从的商人则被认定为卖国的“买办型商人”，受到打击或者清理。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直接受控中央政府，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这些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出乎虞洽卿们的预料。到1930年前后，自主、独立的上海民族商人团体完全失去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资本主义。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戛然而至。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玛丽·贝热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
江浙财团曾试图向政治领域渗透，但他们分享政权的意图受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不仅如此，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经济“武器”也逐渐被缴械，以至于毫无还手之力——1935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的白银政策在中国引发的金融恐慌，从1亿元金融公债中抽出1500万元强行注入中国银行，使官股达到总资产的50%，抽出1000万元注入交通银行，官股达55%，国民政府一举控制了两家最大的民营银行。不久后，国民政府又如法炮制，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此三行连同中、交两行创办的新华信托银行组成了小四行，与四行两局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系。至1935年时，全国2566家银行有1971家被国民政府所控制。这种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江浙财团的最终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及陈立夫“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
改朝换代，商帮更替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笑傲商界，与南方的徽州商人并称为商界双雄，俱领风骚五百年，以至于世界经济学者把山西商人与驰誉欧洲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相提并论。山西商人富甲天下，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平阳、泽、潞即今天山西的临汾、晋城和长治三地。清人徐珂还曾把光绪年间资产在30万两至七八百万两的山西商人做了大致的排列，其中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有14家。这14家仅仅是晋中榆次、祁县、太谷、介休四县的部分商人。
10多年前，余秋雨先生在领略了晋商文化之后，通过《抱愧山西》一文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余先生所谈为实，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山西的确是中国最富有的地区和金融中心。非但在晋商老家，山西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商业就兴旺发达，甚至某些城市就是由山西商人创造出来的。在东北“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古“先有复盛号，后有包头城”；在青海“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
然而时移世易，一切变化就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数十年间。山西商人引以为傲的致富根本——山西票号由盛而衰，竟然将一个强盛的商帮一并拽入谷底，从此辉煌不再。
山西票号是晩清至解放前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因执事者以山西人居多，故称“山西票号”，也称“山西票庄”。随着晋商势力的不断壮大，清政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得到了晋商的大力支持。票号为清廷承担起了代垫代办汇兑军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等业务。正是通过与官吏和政府的结盟，大揽大包政府金融业务，晋商才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利润。
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到清朝末年，山西票号已经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多家分号，所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税收的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储存。甲午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山西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如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本商人在东北肆意扩张，于是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中的佼佼者。那时候的山西票号可谓“汇通天下”、“九州利赖”。但遗憾的是，进入近代以后，晋商票号中的很多人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未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及时、大胆地向近代金融业转化，而是故步自封，死抱住传统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不放，以至于错过了转型发展的时机。
1903年，时任治理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想在天津开办一家新式银行，首先想到了山西商人，满心希望山西票号能积极参与，哪知山西票号并不领情，婉言谢绝了。1904年，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也盛情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派人参与筹办和经营，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项必须请示总号定夺。票号总经理墨守成规，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以致坐失良机。后来，鹿钟霖就让江浙绸缎商来筹办，江浙财团于是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票号改组为银行，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当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氏，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岂料毛氏坚决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等人的计划另有企图，这样就使李宏龄等不能有任何行动。1909年，京都的山西各票号通过各埠山西票号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号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所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各地山西票号毫无准备，放出去的贷款均无法收回，而客户纷纷前来提款，山西票号应接不暇，蒙受了巨大损失，于是重提改组银行的计划。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也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久倒台，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1903年以后，历经十多年的挣扎，先后四次错过改组的机会，终于日暮途穷，再也无法振作。挨到民国初期，山西票号陆续倒闭，至1921年仅存5家，鼎鼎大名的平遥日升昌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三晋源1934年歇业，山西票号就此作古，雄踞中国商界和金融界数百年的晋商，也逐渐黯淡了身影，褪去了光环。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正是在山西商人跌倒的地方，浙江商人站了起来。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山西票号对近代银行认识不足，一味抵触，面对竞争，无所作为，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指间溜走。
与山西商人的麻木不仁相反，浙江商人言必行，行必果，他们受“欧风西雨”熏陶渐深，对近代银行的理解和兴趣之深自然也非传统的晋商可比，遇上千载难逢的机会，势必会紧紧抓住。浙江商人的策略是先给外国人做买办、当代理，渐渐地羽翼丰满，就自己投资组建新式银行，取得与外国银行相抗的实力与地位。
近代金融业先驱宁波人严信厚，曾先后受到胡雪岩、李鸿章的器重，因做盐业生意，10年间积聚了大量家财。后在上海创办了“源丰润票号”，分号遍设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形成较为庞大的钱庄网络。1897年，当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建时，严信厚看到发展趋势，自愿以自己名下的钱庄、银号为基础组建，后来干脆以商股形式加入进去，并争取到了该行首届总经理之位，博得了盛宣怀的夸赞：“严信厚顾全大局，情愿以独开之银号归并公家之银行，使其气局宽展。”
除严信厚之外，还有不少浙江商人闻得商机，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入股当时开办的新式银行，后来发展到浙商自己组建和经营银行，掌握了资本的主动权，又用手中的充裕资金投资其他新兴产业，形成良性循环，最终促进了旧式浙商向近代民族资本家的顺利转型。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商史上，能与晋商媲美的只有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时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期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了商帮集团。
历史上的徽商不仅以盐、典、茶、木等行业著称，而且也插手海上贸易，边陲海疆，乃至海上，无不留下踪迹，曾称雄于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中下游及淮河两岸，控制着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纵穿南北的大运河商道。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当时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拥资8100英磅的数额了；清代扬州从事盐业的大徽商，资本达四五千万两之巨，而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国库存银也才7000万两左右。此时的徽商已达辉煌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州是个毓灵神秀的地方，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曾令诗仙李太白也为之流连忘返。与敦煌学、藏学等并驾齐驱的三大地域文化显学之一的“徽学”，就植根于这块土地。在徽州歙县附近，至今拥有两处世界文化遗址——黄山和花山谜窟，还有当年乾隆皇帝御书的“锦绣江南第一乡”——歙县棠樾牌坊群。透过至今还保留完好的数千栋古朴清雅的古民居、百余座古祠堂和气势雄伟的牌坊群，可以窥见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盆景、徽墨歙砚深厚的文化底蕴。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州商人，脉管里流淌着祖先的血液，自然也不乏厚重的文化基因，因而徽商素有儒商之名。其主要表现，一是大多数徽商都懂一点琴棋书画、诗文对仗，很会附庸风雅；二是既重财富，也求功名，经商不过是手段，做官才是最后归宿。
生于1823年的绩溪人胡雪岩，是徽州商人中的典型人物，一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
胡雪岩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有这样几点：首先是依托官宦显要，千方百计打通商路；其次是知人善用，笼络人才，他常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再次是有一套经商的办法。胡雪岩曾留下“五字商训”：天、地、人、神、鬼。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神为勇强,遇事果敢,敢闯敢干;鬼为心机,手法活络,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然而古语有云：福兮，祸所伏也。胡雪岩在商场上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他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府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馀堂，为西征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一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已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了，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表面上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馀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他生意失败的深层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终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了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胡雪岩破产后，先前那些为其钱财嫁入胡家的美妾们，一改往日争先恐后巴结胡氏的嘴脸，温情顿失，纷纷要求携带自己的私房钱离开;留在胡氏身边的，只有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馀堂的微薄收入，胡雪岩凄凉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于公元1885年黯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