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当时有名的“八大王事件”主角之一——郑元忠，是温州人敢想敢干、抢占改革和发展先机的一个代表人物，曾被列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风云人物”。有了他的榜样和带动作用，就不难理解后来者如王均瑶胆大包“天”、郑元豹一年“狂吞”66家企业的壮举。柳市“双雄”南存辉与胡成中，分别是中国低压电器排行第一与第二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创始人，这两位30多年前的同班同学，共同演绎了中国民营制造业由小到大、由制造到创造、迈步走向世界的辉煌历程。一拨拨温州籍企业家踏着市场经济的美妙旋律，走出温州和浙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续写着温州商人的神奇，他们是：叶康松、李诚、杨介生、张文荣、林凯文、郑元豹、周成建、王忠芳、徐益忠、王均金、金福音、林智、卢华飞……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对温州商人有过一段很中肯的评价，他说：“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和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
“吃苦”的温州商人才有资格成为中国民本经济的“形象代言人”。
过硬台商，不落人后
“台州地阔海溟溟，云水长和岛屿青。”1200年前，大诗人杜甫在台州地界云游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这片濒海临山的土地上，会孕育出这样一个神奇的部落：台州商人。他们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个“无中生有”的神话。台州商人为浙商群体添上了精彩而浓重的一笔，涌现出勇闯“禁区”的民营造车第一人李书福、成功打响苏泊尔品牌的苏增福、首批登上中小企业版的伟星集团总裁章卡鹏、创造“穷人银行”——泰隆模式的王钧等等。
历史上的台州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农业区，又是一个以海为田、“资食于海外”的地区。《嘉靖太平志·食货志》称“太平无富商巨贾巧工，民不越乎以农桑为业，间有为贾者，盐利大，鱼次之，已而商次之，工又次之”。由于地少人多，不少人便寻机外出经商，商品意识历来较强。
进入新时代，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沉寂了许久的台州商人再度萌芽。当时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风起，台州不少农民开始自发地利用山地和海涂自然资源开展各种家庭副业和非农经济活动，成为踊跃的商品生产者。这时，台商的雏形——社队企业中的经营者、供销员，集市中的贩卖商和其他手工业者组成了台州初级经济形态的活动主体。黄岩利民皮鞋厂、三友纺织器材厂、玉环冷凝器厂以及吉利前身的黄岩县制冷元件厂等一大批企业都已具备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台州商人的活动领域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以水果、水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和饲料加工业；外出务工或者经商；外出收购废旧钢铁、铝线铜材和橡胶塑料等的拆旧利废行业。尤其是涉足拆旧利废业，几十万台州人走出去，成千上万吨废旧钢铁运进来，不仅积累了最初的财源，而且锻炼出了创业的本领。在这一过程中，台商们利用“打硬股”这一温黄地区流行的传统，充分联手，合作开发，互动多变，快速致富。
台州商人快速发展的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上半期。随着创业人群的逐步扩大，以及经历过原始创业阶段的第一批台州商人的成长，台州商人群落的整体表现十分抢眼：一是台州人“无中生有”地建起了一批专业市场。玉环县不生产木材，却建起了闻名遐迩的家具市场；仙居县办起了全国有名的白银市场；椒江办起了服装、机械市场；温岭、路桥、临海办起了汽车、摩托车及其配件市场等。尤为惊奇的是，台州本地并不生产塑料原料，却成为全国塑料制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赢得了“塑料王国”的美誉。与温州人重视商贸不同，台州人更为钟情制造业。二是同样以“无中生有”的本领在制度创新上大显身手。1985年随着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明确，台州的股份合作制以政府推动的形式大规模登上了历史舞台。1986年，黄岩率先发布“红头文件”，推行股份合作，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颁布的推行股份合作制的正式文件，从此股份制在台州成燎原之势。其实台州的股份制合作企业就是由民间创造，由政府给企业戴上村办企业的帽子，逐步得到承认，这个要比温州早。温州民间自发性的融资行为很多，而台州则有政府的协调。股份合作制直接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壮大和企业家队伍的形成。三是台州商人凭借自己的实力进行地域扩张，成为全国性的商人群体。与第一阶段仅仅将商品往台州贩卖不同，台州商人更多地将自己的产品销往全国，还有不少人在各地投资，兴办企业，开发水电、矿产资源等。台州商人的努力为他们迎来了“台州商人”的美誉。据说，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某些酒店入住时，台州商人只要出示台州身份证，酒店就自动打5折。而这些美誉背后，是过硬的经济实力。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州商人通过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创立了飞跃、星星、钱江、苏泊尔、豪情等一批知名品牌，涌现了吉利、钱江、海正、飞跃、双菱、苏泊尔等知名企业集团和一批著名企业家。他们由制度创新发轫，从产品创新到技术创新，从管理创新到市场创新，通过不间断的自主创新实践，创造了台州民营经济的辉煌。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台州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高出6.5个百分点，比浙江省也高出2.7个百分点。如果以邓小平提出小康概念后的1980年为基数，按照“翻两番”的要求，台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2年就比1980年翻了两番，比全国提前了5年，比全省提前了1年。
继浙江大名鼎鼎的“宁波帮”、“温州军团”之后，一贯看上去比较低调的台州商帮正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浙商”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在外台州人达到150多万人，其中120多万人在国内外经商办企业，遍及全球五大洲，每年台州商人在外创造的生产总值相当于重建一个台州。
2005年11月24日，由台州市委主办的“台州商人大会”，迎来了全球近1000名台州商人返乡。召开“台州商人大会”之前，“台州现象”已经被很多人研究过、总结过、传播过；通过此次的“台州商人大会”，第一次集中地把“台州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品牌推向了社会。
很多年前，鲁迅先生曾经用“硬气”一词来形容台州人的性格。台州一面靠山，一面临海，这里曾经很穷，但这里的人们意志坚强，敢闯敢冒。有12个字可以概括台州商人：有硬气，不张扬，敢冒险，善创造。
“有硬气”也就是“敢冒险”，表现在气节上为“刚”，表现在行为上为“闯”，表现在时空上为“韧”，表现在市场上为“钻”，表现在性情上为“犟”，表现在作风上为“干”，也就是甘冒风险、放手一搏、锲而不舍、敢作敢当的精神。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高举民族汽车工业的旗帜、开创中国民营企业制造轿车之先河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不张扬”的人物有国内缝纫机龙头企业的老板邱继宝，当年他拿样品参加广交会，买不起票，从围墙爬进去，被保安抓了出来。他不气馁，搞到电话簿继续给企业打电话，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台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并不比温州逊色，但台州人不张扬，所以20世纪80年代没有像温州那样被批得一塌糊涂，当然，这也是台州商人知名度比不过温州商人的原因之一。
“善创造”的台州商人比比皆是，股份合作制就是智慧实践的杰作。以前，“台会”这种地下金融形式在台州地区十分盛行，以高利贷非法吸收存款，将大量的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然后通过非法发放贷款，获取暴利。这种金融活动风险很大，一旦出现问题，会使得存款者血本无归。自从“草根银行”——陈小军的台州市商业银行、王钧的泰隆银行出现后，很快就扭转了这种局面。因为有了合法、安全的渠道，贷款人不会再去寻找没有合法保障的高利息“台会”了。
上海博大企业集团董事长袁国良的“点石成金”故事也具有典型性。2005年，袁国良从南非廉价买来一块水晶石，经过半年多的高科技加工、打磨，这块原先不起眼的石头，变成了重达17.14公斤、折射率为15.7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光水晶球。不久，该水晶球被评为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后又入选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民间十大宝物”之一。有关专家赞叹，袁国良有“点石成金之术”，还有人出价5000多万元想购得该水晶球。
袁国良是温岭人，16岁那年，他只身来到上海滩当小石匠。两年后，就有了一支自己的劳务和建材队伍，并获得了一些承包项目。经过分析、判断，他发现我国石材资源丰富、适应面广、装饰效果好、需求量大，但国内石材质量良莠不齐，进口石材价格高，市场上缺少供货稳定、品质好、价格适中的品牌石材——这对于日益增长的建材大市场来说，几乎是空白，而填补空白，就等于把握商机。
顿时，袁国良的创业热情高涨了起来，开始将装饰工程的链条延伸到石材生产上。他在上海松江创建了当地第一个石材加工厂，后来，该企业逐渐成为集石材加工、设计、装饰、开采、雕塑、维修、养护、翻新、连锁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再后来，袁国良本人成为“中国石材业十大风云人物”和“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
“人不可能有点金术，我无非是善于捕捉商机罢了。”袁国良如是说。
不俗婺商，创新模式
浙江金华古称婺州，1471年，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8县，故有“八婺”之称。在八婺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商人群体就叫婺商。
婺商是浙商的重要一支。早在北宋时期，婺学领袖人物之一陈亮就在八婺大地传布他的“农商并举”理论：“农商一事也……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相病。”到了当代，八婺大地已进入工业化文明的初、中期阶段，但“农商并举”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是时代赋予其不同的内涵。
在求学不能的情况之下，鼓励经商和学手艺一直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只不过有一段时间它被压抑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地域文化基因，当代婺商“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这个“雨露”和“阳光”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关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八婺大地活跃着9万多家中小企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份额为6∶53.4∶40.6，农业在产业结构当中仅占6%。在改革开放的驱动之下，当代婺商完全改变了八婺大地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
在草创时期，当代婺商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出身贫寒，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在研究浙商时，有人就戏称浙商是金庸笔下的“丐帮”。人称“常青树”的飞鹰集团创始人吴少华是金华办厂最早的人物之一。在办厂之初的1967年，他的厂子固定资产只有3个铁墩、7条木板凳和9把铁锤，人力资本就是包括吴少华在内的9个“泥腿子”。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也是农民出身。因为家境不好，16岁那年他就跟着一个木匠只身来到诸暨学手艺。中国豪华客车企业巨头庞青年也出身农村，6岁开始放牛，16岁还在林场里割草。上世纪80年代初，东阳籍企业家、上海复星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广昌还在东阳中学咀嚼着没有多少油味的霉干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饰品业的“大姐大”周晓光也刚放下卖绣花品的担子，从老家的小山村到哈尔滨等地闯天下；浪莎集团董事局主席翁荣金、总裁翁荣弟兄弟俩，始从义乌老家出发到广州纺织品市场“沙里淘金”。类似的例子在婺商中不胜枚举。
创业之初，大多数婺商迫于生存压力，四处寻找出路。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义乌商人开始外出跑市场，在青海、四川等不少省市都留下了义乌商人的足迹；而永康商人则继承五金业老行当，办起了方岩五金厂等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培育出了新一代的永康婺商。东阳商人则以建筑业起步，出手不凡，每到一个地方就打下一块地盘。
逐渐地，在浙中这块地域，他们建起了两块经济高地：一是以义乌为首的小商品市场高地，一是以永康为首的五金制造业高地。在发展过程当中，婺商左冲右突，开创了两大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先市场后制造的义乌模式，一是先制造后市场的永康模式。
何谓义乌模式？义乌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以小商品市场为龙头和核心，以市场经营者为主体，以要素市场和第三产业相配套，以现代交通通讯为媒介，“买全国人卖全国人”，同时以商强农，以商促工，工商联动，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整体发展。换一种说法，是由“鸡毛换糖”开始，利用市场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确立义乌在小商品生产和销售中的低成本优势。
义乌模式以中国小商品城为主要载体之一，创建于1982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专业市场之一。中国小商品城由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篁园市场（中国小商品城）、宾王市场三个市场簇群组成，20多年来，经历4次搬迁8次扩建，现拥有总营业面积200多万平方米，商位6.2万多个，从业人员20多万，日客流量40多万人次。整个市场拥有41个行业、1900个大类、40万种商品，几乎囊括了工艺品、饰品、小五金、日用百货、雨具、电子电器、玩具、化妆品、文体、袜业、副食品、钟表、线带、针棉、纺织品、领带、服装等所有日用工业品，其中65%以上的商品销往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常住义乌采购的外商有8000多人，来自世界各地的10万多家生产企业包括6000余个知名品牌，在义乌常年展示16个大类、4202个种类、33217个细类、170万个单品。饰品、玩具、工艺品、日用五金、袜子、拉链等优势商品在中国市场占有30%以上的份额。2006年，义乌市场总成交额达到415亿元人民币，外汇结汇金额将近60亿美元，交易有40多万种商品。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国际小商品的流通、研发、展示中心，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
因为生意火爆，义乌物流可直达国内250多个大中城市，全球海运20强中已有17家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义乌对外交通也十分便捷，义乌民航机场为4C级飞行区，民航旅客吞吐量达51.6万人次，境外旅客比例达40%以上。
目前，义乌已初步形成了以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为龙头、系列品牌展会为支撑、众多专业展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并加快向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发展。2008年，全市共举办各类专业会展42个，累计展览面积45.7万平方米，展览成交额达171.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