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师在学农分校不干任何事，整天就是坐在山头上的一株板栗树下，打开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瞅着高深瓦蓝的天空没完没了地遐想，接着就埋下头写作。这让在红薯地里边挖红薯边嘻嘻哈哈玩着的一些同学百思不得其解。一天——那是十一月里一个秋阳高照的上午，贫下中农老师带着全体男同学走到红薯坡地上，教学生如何挖红薯和如何捆红薯藤时，杨老师又坐在山坡上一块光滑的石头上，仰着那张长满青春痘的宽脸块，瞧着天上的一朵白云遐想，膝盖上却打开着那
本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不晓得杨老师坐在那里写什么诗啊？”冯建军问刘建国。
那时候刘建国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刘建国跑百米的速度让体育老师十分惊诧，体育老师就建议班主任选刘建国当体育委员。刘建国看了眼杨老师，也好奇地说：“真的，杨老师总是坐在那里写啊写啊，可能是写爱情诗，杨老师还没找爱人。”
“可能是写小说，”何斌估计说，“杨老师说，她这是第一回当班主任，她将来有一天，要把我们学生的表现都写进她的小说里去。”
“她莫把我写成一个坏人啊，那就是歪曲我们。”冯建军说，“跟杨老师借来看看，晓得杨老师会同意不？”
“那肯定不会同意，”刘建国说，“你又不是她爱人，她会借给你看？”
李跃进抱着一捆红薯藤走过来，听见他们三人讨论这些话，也好奇起来，“这还不容易，慢点趁她吃饭的时候，把她的笔记本偷来看看就行了。”李跃进说，望了眼坐在山坡上的杨老师，“如果她把我们写成坏人，我们就害她一顿，把她晒的衣服丢到茅坑里去。”
“你去偷来看看。”冯建军建议李跃进行窃，“我们倒看杨老师写些什么。”
“你敢偷不？”何斌激李跃进说，“你有这个胆子没有？”“这要什么胆子？！”李跃进不屑道，“吃中饭的时候，就可以偷给你们看。”
中午吃中饭的时候，四个人都密切注视着杨老师。杨老师手里拿着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走出来时，她不是随随便便地带上门，而是将门锁上了。四个人看着杨老师手里拿着碗筷向食堂里走去，就都有点失望。“她锁了门。”冯建军说。
“办法还是有，”刘建国想想说，“等她回到房里，我们就装成打架，李跃进跑去报告杨老师。那一下，杨老师不见得会锁门。”
“这个办法好，”何斌说，“李跃进，你要说得很急的样子，说我们打架扯都扯不开。杨老师才会上当。”
四个人就抱着猎奇心理，站在房门口等着他们的杨老师出现。这是一栋红砖和土砖各一半的校舍，下面一半是红砖，上面一半是土砖，屋上盖着黑瓦。这栋学生宿舍连着教室，教室也是一半红砖一半土砖结构。不过学农分校的教室不是用来上数理化课的，而是用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贫下中农理直气壮地走进课堂，跟学生忆苦思甜，告诉学生地主有多么坏，贫下中农如何受地主的气，地主如何剥削贫下中农等等；或者向学生描述红薯是怎么种的，稻子是怎么结谷的，辣椒要怎么种才会长很多辣椒等等。那时候，长沙市的任何一所中学都办了学农分校，当然是办在距长沙市不太远的农村，好让学生明白幸福的生活来得是多么不易！“不搭帮党和毛主席，你们的今天仍然在受苦受难。”贫下中农在教室里大声宣讲说，自己率先做出感激党和感谢毛主席的模样，“毛主席让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不是毛主席，今天坐在教室里的大部分同学，不是地主的看牛崽，就是资本家的童工，地主和资本家总是把童工往死里打！鞭子抽，开水烫，木棒打脑壳。”
啧啧啧，多么可怕！
“你们真命好，真幸福呀。”贫下中农说。
同学们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不过这种教育听多了，大家就都觉得无所谓了。小学的时候大家受的就是这种忆苦思甜的教育，读初中大家又是受这种教育，于是大家都一致认为“我们命好好”。“我们主要是命好。”冯建军举头望着食堂那个方向，议论着昨天上午贫下中农在教室里的忆苦思甜说，“要是在旧社会，说不定我现在正在山上放牛呢。”
“那我可能正在厂里做童工，”刘建国说，眼盯着杨老师走进食堂的那个方向，“毛主席真的好，解放了我们，省了我们去受苦受难。我爱毛主席。”
“我们说是毛主席伟大，还是马克思、列宁伟大？”何斌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时候几乎每一间教室里都正正经经地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画像。这无疑是五位伟人！但是这些中学生总想把马恩列斯毛分出个高低来，究竟谁最伟大，成了他们最近一向争论不休的话题。前几天，几间寝室里，同学们争论毛主席和那四位伟人谁最伟大，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同学说，毛主席最伟大，因为他解放了全中国；有的同学说列宁最伟大，他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革命的成功，无疑给资本主义的制度敲响了丧钟；还有的同学说，马克思最伟大，因为没有马克思，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所以说马克思最伟大。但是大部分同学认为毛主席最伟大，因为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他们正准备又谈论谁最伟大，杨老师拿着洗干净了的碗，从食堂里走了出来。“杨老师走来了，”冯建军提醒他们说，“快躲起来。”
四个人忙躲进了房间。“你注意看看杨老师进屋没有。”冯建军对李跃进说。李跃进就露出半边脸去看，他看见杨老师打开房门走了进去。“杨老师走进了房间，”李跃进高兴地回过头来说，“你们可以打架了。”
但是我们用不着打架，李跃进再探出头张望时，杨老师又走出了房间，向厕所那头走去。“杨老师解手去了，”李跃进说，“我去看看，好像她没锁门。”他说完就走了过去。门果然没锁，只是虚掩着。李跃进推开房门，一双眼睛马上打量着这间老师和张小英睡的房间。杨老师害怕一个人睡，故叫了班长张小英陪她。
李跃进从两张床上搁着的衣服上判断出了哪张床是杨老师睡的。他迅速走了过去，红塑料壳面笔记本居然就放在枕头旁，一半塞在枕头下。李跃进将它拿到手上，往衣服里一夹，敏捷地走了出来。进去出来，前后不过几秒钟。他非常得意。“笔记本，”他递给冯建军他们说，“你们看。”
“看看。”刘建国接过笔记本就看。
冯建军也把头凑了过去。笔记本上除了写着许许多多热爱毛主席的诗外，还用钢笔画了一些题花和插图，有的诗被钢笔画的花边框着，有的诗一旁画着一株小树或者一根小草或是一朵葵花。“毛主席啊，我是多么爱您爱您爱您。”每首诗都有这样感情充沛的话，让这四个抱着好奇心理的同学目瞪口呆且面面相觑。
“原来杨老师不是写我们。”冯建军感到非常失望，“原来她是写毛主席。”
“白偷了。”何斌说，“我以为杨老师真的把我描写进了她的文章呢。”
但他们又不敢丢，因为笔记本上写的是热爱毛主席的诗，而且红塑料壳面笔记本的扉页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戴着八角军帽的照片。哪个敢把毛主席像丢到厕所里，那不是反革命吗？“这上面有毛主席像，不能丢，查出来了，你就是反革命。”冯建军想起自己的养父说。
午休起床时，杨老师脸色很不好看。她发现自己的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不见了。她问班长张小英，“你见到我的红塑料壳面的笔记本吗？”
张小英说：“没见到。”
“我放在枕头下的笔记本不翼而飞了。”杨老师说，“这不是鬼来了吗？”
同学们到山坡上去劳动时，她让班长张小英留下来，和她一起一个寝室一个寝室搜。在第三间男寝室，在李跃进的书包里，张小英找到了这本红塑料壳面笔记本。“杨老师，是不是这本？”张小英瞟着杨老师问。
杨老师只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她那本红塑料壳面笔记本。“谁的书包？”她问。
“李跃进的书包。”张小英看到作业本上写着李跃进的名字说。
那天晚上，同学们吃过晚饭，坐到教室里向毛主席晚汇报时，杨老师绷着脸说起了她的红塑料壳面笔记本的事。“今天，我的笔记本，不翼而飞地到了一个男同学的书包里，我不点名。同学们，我们班上有贼。”她的目光很气愤地落到李跃进的脸上，“老师的笔记本有什么好偷？又不能去卖钱。但是他连老师的笔记本也要偷。同学们警惕呀。”
果然一个女同学就马上举手道：“杨老师，我放在文具盒里的四块钱和两斤粮票不见了。中午时候在教室里不见的。”
“是吧，同学们都知道了吧？”老师情绪激动地一挥手，“那就更加要注意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