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冯建军便是在周老师家吃饭，虽然并没有大鱼大肉，但与周老师全家吃同一种饭菜。
冯建军的养父于那年冬天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那还是因为他根子红（出身于工人阶级），又在朝鲜战场上打美国鬼子有功。否则是要被枪毙的，至少也是判无期徒刑。“文化大革命”中，写所谓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或者在“毛主席”三个字上用红铅笔画了叉而被枪毙的人，在长沙市有好几个。冯清明为养子留下了一张八百多元的存折和几十块钱现金。当冯建军在家里的一只纸箱里找到现金，并把现金今天请这个吃东西明天请那个吃零食而花掉后，他便拉着我去南门口银行储蓄所取那笔八百元专款。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下午，当时读书都是读“二辅制”，即不是读上午就是读下午，反正一天只用读半天书，因为老师们要革命，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和我一起取钱去不？”那天下午冯建军背着书包走进我家，却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存折，对我很神秘地扬扬手。
我当时正在背诵《为人民服务》这篇毛主席多年前写的文章。“周老师要我们背这篇《为人民服务》，”我说，“明天要抽查的。”
“等下再背，”冯建军说，“取了钱，买包姜吃再背。”
南门口银行就在街对面，大马路上。一会儿我和冯建军就走到了。那时候银行的柜台都是水泥台子，很高，比我们的头还高一点。冯建军踞起脚尖，手攀着冰冷的水泥柜台，将存折伸进去道：“我取一百块钱。”
我也跳起脚尖往里面看。我看见那个女营业员睁大了眼睛，接过冯建军递上去的存折瞄了眼，又迅速瞪着冯建军和我的头顶。“你这张存折是哪里来的？”女营业员盯着他，表情很严肃。她是个中年女人，长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大脸块。
“我家里的。”冯建军说。
女营业员又扫了眼存折，“冯清明是你家什么人？”女人严肃着脸说。
“冯清明是我爸爸。”
“你先不要走，”女营业员说，起身走了开去，走进了里面那张铁门。一会儿后，女营业员出来了，随她出来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的一双眼睛很警惕地瞅着
我们。“这个孩子拿了张存折来取钱。”女营业员很有责任心地向年轻人介绍说。
年轻人走了出来，瞪着我和冯建军。“你们是哪里的？”年轻人问道。
“幸福街小学的学生。”我很怕地回答说。
“家住在哪里？”
“就住在对面的机械厂。”冯建军回答说，指着我，“他爸爸原来还是厂长。”
年轻人不相信我们，以为冯建军手上的这张存折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到楼上办公室来，”他盯着我们说，“我们要把这张存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也来，”年轻人指着我，“两个人都到楼上来。”
年轻人把我们引到了楼上一间门上写着“保卫股”的办公室里，我记得那间办公室里乱糟糟的，桌上堆着一些红红绿绿的写着标语的纸，地上也有几张写着标语的纸。三张桌子拼在一起，一张长靠椅靠墙摆着。“坐在这里。”年轻人说。接着他走到桌前，推开那些标语，拿起电话筒，拨了号码。“H机械厂革委会吗？”
他不急不慢地说，“麻烦你找下厂保卫股的彭股长。”
我们很紧张地瞧着年轻人打电话，主要是我紧张。我非常怕那个彭股长，他曾经把我父亲揪到台上恶狠狠地斗争，还用劲摁着我父亲的头，那是一副要在我父亲头上踏上一只脚并叫我父亲永世不得翻身的模样。冯建军倒不是那么紧张，而是很正经地瞅着年轻人打电话。冯建军从小就有一种遇事不慌的本领，他只是盯着眼前的事情，不吭声。
一刻钟后，彭股长很精神的样子走了进来，瞥着我们。“他们两个哦，”彭股长不屑地一扬脸，“都是我们厂里的子弟。一个是何金生（我父亲）的儿子，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冯清明的养子。”
彭股长接过存折扫了眼冯清明的名字，“存折是他家的，”他说，扭过头来瞥了冯建军一眼，“你那个反革命养父有钱嘛。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银行的年轻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那就没事了，”他松一口气的样子望着我们说，“不过钱你还不能取。因为你还是个小孩。除非一个大人代替你取。”他把存折还给冯建军，“把它保存好。你们可以回去了。”
我们就逃也似的跑了出来。
冯建军的父亲判了刑并被押到岳阳的劳改农场后不久，H机械厂便开始与街道上交涉，要把他的关系转到街道办事处。H机械厂答应在街道上招两名工人，但街道上必须接纳冯建军。办事处张主任同意了。另外，H机械厂每个月给冯建军八元钱生活费，街道办事处同意每月付四元钱生活费，直到冯建军长到十八岁成人为止。冯建军每个星期可以到街道办事处的财会室领两元钱饭菜票和一块钱现金。一个月四个星期，每星期二下午去领取。
冯建军搬了家，从H机械厂宿舍搬到了小洋房后面的那间矮矮的平房里。那是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搬家的那天，很多同学在周老师的率领下都积极地帮他搬家。大家举着鸡毛掸子打扫灰尘，把蛛网打掉，把灰尘扫掉，把地扫干净。接着机械厂的几个青工（厂里派的）就把冯建军家的几件家具搬了进来。那时候家家户户的家具都很实惠和简单。这主要是那时候大人都忙着建设社会主义，没心思顾家，且整个社会都在提倡艰苦奋斗。
冯建军接受了全体同学对他的关心，当把一切都安顿好后，周老师坐到冯建军床上，打量着整间房子，说：“这间房子可能会蛮冷。”这间房子的窗子没有玻璃，门也有好几条很宽的缝，进风。
“我不怕冷，”冯建军说，“一冷我就躲到被窝里睡觉。”
一天半夜里下大雨，把冯建军淋醒了。因为这间房子多年没人住，屋上的瓦当然就千疮百孔，雨水直接从这些千疮百孔里往下落，打湿了被窝、垫毯和他脱在床上的衣服。冯建军在睡乡里感到冷，且冷得一塌糊涂，终于就冷醒了。伸手拉亮灯一看，叫了声“我的天”，就爬了起来。那可不是夏天，那时候长沙市的冬天，水缸里都结冰，家家户户的屋顶上结的冰吊下来均有二尺来长，很雄壮。如今长沙市的冬天再也没有这种冰天雪地的美好景致了。科学家说，这主要是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和摩托车的发动机里排泄出来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内产生温室
效应的结果。
那天半夜，冯建军搂着湿淋淋的衣服，冻得嘴巴发乌地冒雨跑过那块天井，忙着去敲张主任的房门。咚咚咚咚咚，他挤命敲着。
“谁啊？”张主任醒了，以为是又要组织人马去接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芒果”什么的。那时候工厂、学校和街道办事处的革命群众常常半夜三更得到“喜讯”，说是毛主席派人送“芒果”或是又有“最新指示”发出来了，于是就敲锣打鼓地去迎接，不过那不是能吃的芒果，而是毛主席要人用蜡制的芒果，送给革命群众享享眼福，以此表示关怀。
冯建军颤声回答：“我，雨把我床铺和衣服都打湿了。”……
张主任爬了起来，穿着卫生裤，披着旧军大衣拉开门，“我以为是接‘芒果’的事呢，”他说，“进来。”
他见冯建军一副可冷巴巴的样子，脸上的怒气立即消失了。“快把湿衣服脱了，”他说，“会冻病的。”他忙到柜子里去翻出了几件他自己的旧衣服，“快穿上，会病的。”
冯建军穿上了张主任扔来的几件旧衣服。张主任不知拿他怎么办，临了，他走到烘罩前，弯下身拧开一线煤炉盖，让火燃起来。“你就在这里烤烤火，把衣服烤干。”张主任扬起脸说，“明天不落雨的话，我派两个泥工替你捡捡瓦。”
“谢谢张伯伯。”冯建军感激地说了句。
张主任说：“你看你们周老师对你好关心。这样好的老师很少咧。你不好好读书，你都对不起你们周老师，明白不，军伢子？”
“明白，张伯伯。
“明白就好，”张伯伯一笑，强调道，“长大才能为人民服务。”
张主任一晚都没睡好，他担心冯建军一不小心，会使家里着火，故非常警惕地睡着。早晨，他端着一杯浓茶，睁着一双因缺乏睡眠而有点浮肿的眼睛，从外面（呼吸了下冰冷的新鲜空气）走了进来：“衣服烤干没有？”
“烤干了。”冯建军说。
“烤干了就穿上，上午我就派人去找泥工捡瓦。”
冯建军穿衣服的时候看了张小英一眼，张小英正怀着儿童的怜悯心看着这个没爹没娘的同学呢。冯建军瞅她时，张小英轻轻地友爱地一笑，笑得方方红红的脸上充满了美丽，那双月牙眼里充满了柔情蜜意的光辉，且像一片纯净的海水一样涌到了冯建军的心田上。若干年后，冯建军向张小英提及这个早上时说：“你那天早上对我一笑，使我心里充满了温暖，真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爱上了你。”
张小英对他的表白执友好态度地轻轻一笑，方方红红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好看的小酒靥。顺便说一句，张小英脸上只有一个酒窝子，在她左脸上。这个酒窝子要是生在右边，那她的命就会比现在好五倍。看相的指出说，她的眼睛鼻子眉毛都是贵妇人相，可惜酒窝生错了边。“所谓男左女右，生在右边，”看相的讲废话道，“那你会穿金戴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