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时候是幸福街小学三年级甲班的班长，我父亲是长沙H机械厂厂长。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文化大革命”时，我之所以读了点书，是因为我父亲一直靠边站，所以父亲没有去“革命”，没事便在家里辅导——更准确地说是监督我做作业。
“做作业，”父亲命令我说，拿出他当厂长时的威严瞪着我，“不准出去。”
我就只好老实在家里做练习题。我后来之所以能够考上武汉大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中，喜欢管人的父亲因没人管而抓着我管的“硕果”。不然的话，我也定会像冯建军、刘建国和李跃进一样，对大学的门槛望洋兴叹。
我们小学时的班主任名叫周文斌，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心好，对她班上的学生很有责任心。那年秋天，冯建军的养母跳楼自杀的消息传到周老师耳朵里后，周老师脸上表现出了难过。一天上午我们上体育课后，看见我手上拿着一件卫生衣走到教室门前时，周老师叫住了我。“何斌，你来一下。”周老师望着我说。
我走了过去。
周老师把我拉到一棵梧桐树下，看了眼阳光灿烂的操场：“何斌，冯建军现在怎么样了，你知道吗？”她望着我说。
“冯建军的妈妈几天前跳楼自杀了。”我说。
“刘建国对我说了，”周老师说，“何斌，你是班长，你要他明天来上课，你就说周老师要他来上课。他爸爸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
“他妈妈死了，爸爸又被抓去了，还是一个孩子，怎么得了呀？”周老师自言自语地说，“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我们要好好帮助他，何斌。”
“我会帮助他的。”我说。
“这样吧，你要他明天来上课。你说周老师说的，周老师不嫌他，有什么困难就向同学们说，同学们会帮助他想办法解决。”
放学后，回到家里，吃过中饭，我就去找冯建军。其实用不着找，冯建军在家里睡觉，一脸邋里邋遢的样子。“冯建军！冯建军！”我喊他。
冯建军拉开了门，一脸邋遢地瞪着我。
“周老师要你明天去上课，”我说，“周老师说有什么困难就向同学们说，同学们会帮助你的。”
冯建军继续瞪着我，脸上没有多少表情。“我不想读书了，”冯建军说，“我不想读书了，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了。我要到牢房里去和我爸爸在一起。”
我很凉讶他这样说，他的目光很疲倦，但也很坚决，“我不读书了，”他毅然决然地说，“我现在要自己养活自己。”
“周老师说，要你明天就去读书，”我说，“周老师还说全班同学都会帮助你。”
冯建军没说话，十岁的孩子不会说感激话，他把目光掷到了地上。
“你明天去读书吗？”
“我钢笔都丢了，我不愿意读书了。”他说，把目光抛到了门外的一株树上。
翌日上午上课，周老师没见到冯建军同学，下课时又把我叫到了那株梧桐树下，用她那双极和善的眼睛盯着我。“何斌，冯建军怎么没来读书？”周老师带着批评的口吻问我，又补充道，“是不是你没把老师的意思告诉冯建军同学？”
“告诉了，”我说，“我对冯建军说，周老师说全班同学都会帮助他。但是他还是不肯读书。他说他不读书了。”
“那怎么行！”周老师望着我，“冯建军是我们幸福街小学三年级甲班的同学，我们不能让他就这样流失在社会上而变成一个坏孩子。”
“他说他没有钢笔，绝不读书了。”
周老师沉默了几秒钟，接着一个同学把她叫走了。那天上午第三节课是周老师的语文课。周老师没有上课，而是目光慈祥且严肃地看着全班同学。“同学们，今天我要说说冯建军同学……”我记得她是这样开的头，接着她说，“冯建军同学的养父被当做反革命抓去了，养母又于上个星期跳楼自杀了。冯建军同学现在是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他？”
“应该。”同学们一齐回答她。
“应该，那我们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帮助冯建军同学。”周老师说，“冯建军同学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无论他养父养母有什么错误，冯建军同学是没问题的，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同学们，你们说周老师说得对不对？”
“对。”同学们又一齐回答她。
“我这里要提醒全班同学一句，”周老师一脸正经地扫视了几眼五十几张娃娃脸，自己率先感动了，“同学们，我们绝不能有看不起冯建军同学的言论。相反，我们要团结和爱护他，使他长大后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和解放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而努力奋斗。同学们，你们说，周老师说得对不对？”
“对。”同学们异口同声道。
那天中午放学时，老天爷下着毛毛雨。一放学，没有一个同学急着回家，而是等着周老师，准备一齐去看冯建军同学。周老师来了，她不主张全班同学去。“今天是班干部和我一起去看冯建军同学。这么多同学去会吓着冯建军同学的。”周老师说，“住得远的同学都回去。住在机械厂附近的同学就和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在走吧。”
于是十来个班干部和七八个同学便背着书包，前呼后拥着周老师迅速往机械厂走去。幸福街小学离H机械厂很近，大约半里路程。那时候的幸福街都是一些矮矮的平房，惟有一栋二层楼的房子被幸福街的居民称做“小洋房”。这幢小洋房从前是个资本家的别墅，解放前夕，该资本家带着一家老小逃到台湾去了。那时候这幢红砖绿瓦的小洋房是幸福街权力的象征！幸福街办事处的几个干部和街办厂子的厂长就住在这幢小洋房里。周老师领着我们经过小洋房时，办事处张主任正好站在门前，叉着腰抽烟，昂着一张马脸。办事处张主任的大千金正好在我们
班上，是文艺委员。“周老师，”张主任的马脸上笑容满面地同周老师打招呼说，“您带学生到哪里去啊？”
“去看一个有半个月没来读书的名叫冯建军的学生。”
“哦，您真关心学生。”张主任说。
周老师笑笑，“这个孩子的养父被抓进去了，养母跳楼自杀了。不过这孩子很聪明，我不忍心他到社会上打流。”周老师回答说。
一个月后，张主任受了周老师和自己千金的感染，接受了被H机械厂赶出来的冯建军，欣然安排了一间小洋房后面的房子给冯建军独立生活。顺便说一句，张主任也是个复员军人，也上过朝鲜战场，与冯建军的养父还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三年前，两人均穿着旧军装，领着自己的孩子去报到时，站在教室门外闲聊中才知道两人竟是同一支部队且同一个师的战友。张主任后来对冯建军帮助很大，可以说是恩重如山。
周老师领着同学们走到冯建军家门前时，冯建军不在家，但门没有锁，也没有关地敞着。“冯建军！冯建军！”周老师喊道。
屋里没有人，“周老师，冯建军不在家里。”我说。
周老师扫视了一眼周围，“冯建军会到哪里去？”周老师说，望了眼同学们。
我们就分头跑开，到处寻冯建军。我很快就找到了冯建军，他在食堂里，一脸可怜地盯着一些大人吃饭，边咽着口水，眼睛很亮。“冯建军，周老师来了。”我说。
冯建军望着我。
“周老师来了，”我说，“还来了好多同学。你赶快回去。”
“我不回去，”他担心周老师会批评他，“周老师会批评我不读书。”
“不会，”我说，“周老师要我来寻你。真的，我不骗你。”
冯建军却像逃跑一样地往一边走去。我走上去，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到哪里去？”
“你莫管我。”冯建军说，就要挣脱我而躲起来。
冯建军刚刚走出食堂，想往厂外跑，正好碰上周老师。“冯建军！”周老师大声喊他说，“冯建军！”
冯建军站住了，瞟着周老师。“周老师。”他说，低下了头。
“冯建军，同学们都来看你呢。”周老师说，走了上去，“你到哪里去？”
冯建军低着头没有说话。同学们却一并拥了上来，围着他，不让他走。“冯建军，你不邀请周老师到你家里去坐？”周老师瞟着他说，“冯建军，上你家去，我们谈谈？”
冯建军就领着我们走进了他那个邋遢得不成体统的家。周老师坐到一张椅子上，左右打量了几眼，这才把视线落在冯建军那张饥饿的脸上。“冯建军，你家里的事情，同学们都告诉我了。周老师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你既然是我们三甲班的学生，我们就不能丢下你不管。冯建军，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也好为人民服务。”
我们都瞪着冯建军和周老师。“冯建军，你就读书，我们同学都会帮助你。”当时在三甲班身为劳动委员的刘建国插了句，刘建国又说，“周老师说，谁也不能看不起你，你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少年，你没有错误。”
“冯建军，你不读书，周老师会心疼的。”周老师说，继续望着低着头不说话的他，“我现在安排何斌同学和你成为‘一帮一一对红’。何斌，从今天开始，你就和冯建军成为‘一对红’，要帮助他早日加入红小兵。听见吗？”
“听见了。”我很认真地说。
那时候读小学，每个班都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这就是说，一个好同学帮助一个差同学，使这个差同学也成为又红又专的好学生。这就叫做“一帮一一对红”。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现在的小学校好像去掉了这种活动，但我总觉得这种活动对有些表现差的同学是有些好处的。比如冯建军，或多或少他就感到了一点温暖。
冯建军的泪水流出来了，几滴眼泪顺着他那肮脏的脸颊往下淌着，一下就在他的脸颊上“画”出了几条沟印。“冯建军，你别哭，同学们会帮助你的。”周老师说。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十岁的冯建军哭得更厉害了，转过身低下头去哭。
“冯建军，到周老师家吃饭去好吗？”周老师询问地说，同情地瞅着他。
冯建军摇了摇头，“周老师，我肚子不饿。”他说，“我保证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