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3年大学毕业分在举目无亲的湖北省宜昌市，拿四十五元钱一月的工资，仅仅就是用工资吃饭和抽烟，干不得任何别的事了。抽烟也只能抽三毛钱左右一包的烟，再贵一点就抽不起了。我看见彩色电视机想买，看见电冰箱想买，看见摩托车想买，可是我对自己说“下辈子吧”。我的大学同学望着商店里的这些高档商品，都跟我一样望洋兴叹。他妈的，拥有这些东西，和无这些东西，人的感觉就是不同！你的一个熟人骑着摩托车从你面前高傲地奔驰过去连招呼都不跟你打时，你他妈的心情就不会很平静。人家是人，你也是人，怎么他就可以拥有现代文明的交通工具，你却还跟原始社会一样用两条腿走路？他的生活进入了80年代，你的生活就只能停留在70年代初么？
198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心里就很有点上述的感触。那是我请假回长沙联系调动。我觉得宜昌市前后左右都没有长沙市好，置身于异地，举目无亲的恐慌感时常袭击着我的大脑。那天上午，我从一家单位出来，慢慢走到公共汽车站牌下，等着公共汽车，心里想着一些事情。一辆红色摩托车很帅地飙到了我面前，忽地刹住了。
“何斌。”这个骑摩托车的人说，笑嘻嘻地看着我。
这个人就是冯建军。他穿着一件金黄色的夹克衫，内里一件白衬衣，打着一根鲜艳的红领带，头上自然戴着一顶钢化玻璃的红头盔，眉目很精神。他的胯下是一辆标着洋文的崭新的摩托车，叫做“铃木125”。他骑在上面神气活现到了极点。
我那一刻想，他读书的时候，哪一点比我聪明呢？身下却骑着“铁马”，我却站在街上等他妈迟迟不来的公共汽车！“你好你好。”我谦虚地打招呼说，“你搞强了。”
冯建军很开心地一笑，“好久没看见你了，”他说，“搞什么啰？”
“上班，”我说，“在这里联系调动。”
“何斌，大学毕业拿好多钱一个月？”我相信他是故意这么问，难道这个天天在生活中转来转去的人不知道一个大学生的收入？
“说出来丑。”我说。
他迅速就不问了，这证明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当时日立牌二十英寸的彩电是一千六百元一台一样。一千六百元是我三年的全部工资，那时候我已加了一级：五十四元一月。而他骑的这辆摩托车，相当于我六年里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资。我在一家大百货商店里，见到过这种摩托车的价格。我虽然买不起，却以一个年轻人向往占有的心理，站在旁边欣赏过。“你好过，”我坦然地说，“骑摩托车。”
我和冯建军当时相当于站在两个不同的阶梯上。在知识这个阶梯上，我站在上面，要比他足足高出一个脑壳。在钱和物质拥有方面，他站在我的上面，足足比我高出一个人。我记得我考上大学，临去武汉的前几天，在街上碰见他时，他脸上有一种谦卑，似乎我成功了，终于走向了光明，而他却滞留在黑暗地带。“你好，你考上了大学罗。”他客套的样子说，“好咧好咧，将来和我们不在一个层次里了。我羡慕你。”
我当时确实有点为自己自豪，因为我总算考上了大学。那时候我似乎登上了一条船，而这条船业己扬起了白帆，将载着我的抱负乘风破浪，驶向生活的彼岸。冯建军只是留在河这边的广大不走运的年轻人中的一员，他们只有抬起头羡慕的份。只有怨“四人帮”害他们没有好好读书的份：现在呢，社会风气变了，物质的东西替代了精神，物质的需求取代了精神的渴求。读了大学又怎么样？五年的工资，把吃喝一除，还买不起一台日立大彩电。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生活在什么环境里，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
在我们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所有的教师在讲台上都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老师目光犀利地站在讲台上盯着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他们还过着衣不遮体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啊！像美国，像台湾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方的劳动人民，他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同学们啊，你们太幸福了，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可是他们无时无刻不盼着你们去解放呢！那时候我们就非常激动地想，我们要学好本事，去解放美国，解放台湾。当年我们脑子想的就是这些。可是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这些荒谬的言论便不击自破了。台湾老百姓回来探亲时，对中国大陆的生活直摇头。电视里，西方国家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比长沙市要漂亮，报纸上于是出现了横的比较，中国被划分为第三世界，生活水平只比亚、非、拉的某几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家稍为好一点，比美国和台湾简直是黄瓜比卵，相距太大了。于是我们这一代人深有上当受骗的冤枉感，这是谁在欺骗我们？难道仅仅是“四人帮”几个人吗？这种欺骗是愚弄人，把我们那代人当作阿斗呀。在大学里的时候，我的好几个同学为此很愤怒，还很伤心。他们不懂为什么我们的上辈人这么愚蠢不堪！纸能包住火吗？大家都觉得再不能上当受骗了。报纸上说这种东西好，我们就觉得这又是在骗人，就跟“狼来啦”的那个童话故事一样。当教室里，政治老师站在讲台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时，我们就在教室里哄笑，觉得他是在讲“狼来啦”的故事，还想骗我们。当他红着脸问我们为什么笑时，我们连与他讨论的兴趣都没有。
事实胜于雄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这代人，严格地说没有信仰，是被我们的老师害的。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在生活中没有一句可以验证。台湾人民用不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人民的月收入远在大陆之上好远。他们从台湾回大陆探亲，口袋里就同放着一台印钞机一样，不断地有钱掏出来，令他们的亲戚五体投地并到处炫耀。美国比中国富有得多，他们的人民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老师曾经在教室里语重心长地说的那些提高我们思想觉悟的话，被我们当成了生活中的笑料。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在我们的脑海里，被我们的上辈人的胡言乱语轻易地糟蹋了。信仰共产主义成了一件不现实的事。报纸上的话没有人去思考了。毛主席曾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现在，凡是报纸上鼓吹和电视台上宣扬的优秀事迹，我们就一概认为又是假的。我们这代人，特别抵触报纸和电视台上宣扬的优秀事迹，是与上辈人对我们的哄骗教育有着密切关系的。
有一段时间，报纸和杂志上，对我们这代人信仰的缺失作过种种思考，并且痛心疾首地说80年代的年轻人远不如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素质好，他们与雷锋相距太远了。不错，我们这代人与雷锋是有差距，但这种差距的根源却来源于上辈人适得其反的教育。千真万确。我一度并不怎么明白“适得其反”这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解释的：结果跟希望正好相反。我们上辈人都希望我们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结果呢，远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美国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用不着我们去解放，相反，比我们生活得还好出几千米远，要发狠向前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