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让这部小说向前迈进五年，这五年里有四年我在武汉读大学。这五年在中华大地上很重要，发生了一些观念性的变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几千年总结和遗留下来的古训，在中华大地上显然已不再起主导作用了。人们自发地修正了它的位置。确实书读多了，在当今这个社会里，并没体现出它的特殊意义。这五年，中国大地上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政治思想退位到它应该呆着的位置上去了，读书也不是中国大地上的惟一出路了。那些“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垃圾的劳改释放犯、无业游民和一些待业青年，如今个个干得有声有色，甚至财源滚滚。被政府用一个新名词概括为“个体户”，当然是肯定的意思。那些大学生、研究生虽然在单位上受到了欢迎，但价值却很低，所干的事情及获得的月薪，还不及某些个体户一个月收入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这可是一件让人心理不平衡的差别。就是这种差别，使人的观念渐渐改变了，原来读了大学也不过如此。
可以说，文化并不高的个体户，并没费什么事而且也没存什么愿望，却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改变。从前说，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现在满不是这么回事了。大家都向钱看了。知识固然重要，可是没有钱看你怎么行事。1980年后的中国，大家深切感到钱的重要了。电风扇、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以及音响等等都涌到百货商店的柜台上来了。而这些高档商品，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几乎是空白。“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任何一家百货商店里，只有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不过就是几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眨眼之间，就涌出了这么多人们迫切需要的商品，让老百姓惊讶得不知从何惊讶起了。电风扇，夏天就是顶用；电视机却让人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东西；电冰箱更不用说了，六月伏天可以自己做冰棒；洗衣机更是让女人们感到是一种劳动力的更新，从前要用手去使劲搓的衣服及被褥蚊帐，现在用机器代替了，自己却可以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如此等等。这些老百姓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必须用人民币去购买。人民币从哪里来呢？读书是读不来的，当然得去赚！
个体户是最先拥有这批高档消费品的。他们赚了钱，家里迅速拥有了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这些让人羡慕的商品。你不羡慕也不行。他们家里有，你们家里为什么就没有？难道他们是爹妈生的，我们就不是爹妈生的？他们的单车变成了摩托车，我们就只能骑烂单车或搭人挤人并充斥着汗臭屁臭的公共汽车？我们的命就贱些？他们就该得享受，我们就该得艰苦朴素到底？他们家的电视机里人影晃来晃去，歌舞升平，我们就只能面对着墙壁？他们家的女人洗衣服被洗衣机代替了，自己可以站在一旁嗑瓜子，我们在寒冬腊月里，就只能用两只手去洗，把手冻得通红如包子一样？他们就是人，我们就不是人？80年代初，这些问题很不平地钻进了普通老百姓的脑海。人们不再关注谁谁谁读大学了，而是议论谁谁谁发了财，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过就是四十五元钱一月，而四十五元钱什么都买不到！读书从政的路又非常遥远，是远处的风景，大多数中国人都穷怕了，而老百姓又多半都是急功近利者，都相信眼前的事实。传统的读书做官之类的思想，在大多数老百姓的脑海里扎根多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被现代工业文明毫不客气地动摇了。
1979年我上大学时，读大学还是让人羡慕的，因为那标志着你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是通向政府机关或国营单位，并且有可能当小领导的，科长的宝座在向你招手呢！我读大学出来后，社会空气转换了，好像某个单位换了领导一样，从前那个领导老是强调政治挂帅，现在这个领导提倡发展生产力，解决温饱问题。这种主张对老百姓更贴切更实际。而最早把这种主张付诸到行动中，并且在行动中获得了令人吃惊的报酬的人，便是如冯建军这样的生活在最低层的个体户。这些人起步时是多么令人不屑一顾，而他们起步时也确实有点颤颤栗栗，但几年后，他们的腰杆被人民币撑硬了，开始令人妒忌地扬眉吐气了。这些人扬眉吐气，是一种从骨子里爆发出来的宣泄，一种报复！社会从前看他们不起，把他们视为不务正业的垃圾，现在他们就是要让你们看看，他们是多么人模人样，多么潇洒！你们的儿子或女儿读了大学又怎么样？不过是四十五或五十四（第二年五十四）元一个月，这点钱能买得起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和摩托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