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琛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存在地域偏见的，而这种偏见又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了，“宋人”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文便试图通过对“宋人”现象的论析，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域偏见的有关问题。
一
先秦寓言中，凡言及愚蠢可笑之事，多冠以“宋人”，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如：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孟子·公孙丑上》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洸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洸，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予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洸，则所用之异也。
——《庄子·逍遥游》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公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庄子·逍遥游》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瘫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庄子·列御寇》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未而守林，冀复得兔。兔不可得，而身为宋国笑。
——《韩非子·五蠢》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韩非子·说难》
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韩非子·喻老》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壅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途，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蝉缁也。以蝉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
——《吕氏春秋·淫辞》
以上孟、庄、韩、吕各家，虽其学术见解及政治主张不尽相同，然在对待宋人的看法上，态度却出奇地一致，即同以宋人为愚人。当然，先秦文中亦有贬低楚人、鲁人之例，但为数不多，而且也不像对待宋人这般鄙视，更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对“宋人”形象所隐含的微义去进行深入探究了。
二
应该说，“宋人”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具体说，是与周灭殷有关。当周灭殷之初，“殷顽”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而以周公为代表的周统治者便对“殷顽”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利用殷人的迷信心理，大力宣扬周受命于天，称周灭商是上天的旨意，以此对殷人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周武王一进入朝歌，便宣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史记·周本纪》）周公既奉成王之命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也言道：“惟是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尚书·康诰》）而成周既成，迁殷顽民于洛，周公更是明确地告诫殷人：
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天。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尚书·多士》
意思是说，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时运不佳，上天降给你们丧亡的大祸，我们周国帮助上天行使命令，奉着上天的圣明旨意，用王者的诛罚，命令你们殷王不再为帝。这不是我小小的周国敢夺取殷的大命，是因为上天不把大命给予那些胡作非为的人，所以才辅助我周国。假如上帝不给，我们是不敢求此大位的。我们下民只能秉着圣明威严的上帝的旨意行事。周公言必称上天，句句不离上帝的旨意。事实也证明，这些告诫已给殷人在精神上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久而久之，以至连殷人自己也认为“天之弃商久矣”，如有人再要兴商，则是“弗可赦也己”（《左传·嘻公二十二年》）。
二是针对殷人的反抗，周公果断地进行镇压。成王即位不久，“三监”联合武庚作乱，周公奉命东征，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降霍叔为庶人。而对于殷之顽民，周公除将相当一部分迁往洛邑外，又将“殷民六族”交伯禽（周公之子）之鲁管理，以“殷民七族”交康叔（周公之弟）之卫管理，以“怀姓九组”交叔虞（成王之弟）之唐管理（均见《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在平叛的基础上再将殷人分而治之，这样殷顽的反抗势力便被大大地削弱了。
三是在宣传舆论上对殷顽进行丑化和贬低，从而令其丧失人格和号召力，永远不能对周的统治者构成威胁。周公诛杀武庚并平定“三监”后，为了安抚殷人，“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史记·宋微子世家》）。这样做虽体现了古人“存亡继绝”之义，但客观上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殷人的大量会集于宋。故微子虽称“仁贤”，而周公还是不能放心。他一方面作《微子之命》以申述其用义，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大力贬低殷人，从而令殷人丧失人格与威信，再也无法号召民众以反抗周室。应该说，周初统治者在丑化殷人方面是大造过舆论的，我们从周公的几次讲话中已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存《尚书·多士》，便是周公丑化与恐吓殷人的集中表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的思想”又逐渐成为“统治的思想”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民间，最终以寓言的形式被保存在诸子的著作之中。加之先秦时期的宋国已成为“殷顽”的大本营，于是，诸子文中的“宋人”便无不愚蠢可笑了。此与周公在饮酒问题上对殷人的“宽大政策”，可谓相辅相成而又异曲同工。当康叔往殷商旧地卫国就任之初，周公就曾告诫他的这位弟弟说：
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构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巨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尚书·酒诰》
周人饮酒要杀头，而为殷商进用过的旧臣及手工业者饮酒，却只要教育一下就算了。这看起来是对殷人的“宽大”，实际上是在纵容殷人沉湎于酒以致不能自拔，让殷人自己丑化其形象而已。
直言之，先秦诸子文中的“宋人”形象之所以愚蠢可笑，实与周初统治者对殷人的政策有关，具体说，便是周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对“殷顽”所进行的人身攻击与形象丑化。由于其时中原各国大都属于周人之后，故“殷顽”最集中的宋国便长期成为人们奚落的对象了，以致连其国君都无能幸免。像“君妙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还有那位“盛血以韦囊，悬而射之，名曰”射天‘的宋王堰（以上皆见《史记·宋微子世家》），虽其行为不无可笑之处，然正因为他们是宋人，所以才受到了全社会最普遍的讥讽。
到了战国时期，社会对宋人的歧视又扩大到了郑人，如《韩非子》所记郑人之可笑程度，实不亚于宋人：
郑人有一子，将宦，谓其家曰：“必筑坏墙，是不善人将窃。”其巷人亦云。不时筑，而人果窃之。以其子为智，以巷人告者为盗。（《说林下》）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今裤何如？”夫曰：“象吾故裤。”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