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一则故事与《韩非子·说林》所记的另一则故事，情节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其主人公由“宋人”换成了“郑人”。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这说明对于可笑之事，无论冠以宋人还是郑人，当时的社会都已经认可了。
类似的偏见也延及到了与宋相邻的杞国，“杞人忧天”的故事便是明证。《列子·天瑞》记：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已属可笑，而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往晓“者，他竟说出”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的话来，更是可笑之极。看来杞国的可笑之人与可笑之事，亦不亚于宋、郑两国。
杞为夏后，宋为殷后，而郑则为姬姓周人所建立的国家。尽管三者的种族来源并不相同，但因为地域的相近，其国人都被当成了奚落的对象。这说明战国时期，随着夏、殷、周民族的逐渐融合，”宋人形象“已由种族歧视进而演变为地域文化偏见了。又由于宋、郑、杞皆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所以这种地域文化歧视最后竟形成了对河南人的歧视。今日社会对河南人的种种偏见，便是承此而来的。
其实，类似的地域文化歧视不仅见于”宋人“，也还见于”巴人“。
巴人原是发源于西北的一个种族，后迁居西南地区。《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亻皋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宋罗泌《路史·后纪》也说：“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顾相，降处于巴。”这是说巴人为伏羲氏的一支，而伏羲氏生于成纪，即今甘肃省的天水秦安一带。至于巴人所建的巴国，据郭璞注云，即“今三巴是也”，就是今天的川东鄂西一带。又据《华阳国志·巴志》云：“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与焉。”可见至迟到夏初，巴人已与中原有交往。追至商周之际，巴人还曾带着自己的歌舞，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队伍，这种歌舞就是汉初以来所说的“巴渝舞”。《华阳国志·巴志》对此记载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周初分封诸侯，周王朝派往巴地的姬姓统治者为子爵，于是其所建之国便被称为“巴子国”。此后历经春秋战国，直到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也就是屈原二十多岁的时候，巴子国被秦灭亡。
巴子国灭亡后，巴人四散，而尤以逃往东邻楚国者为多。当时楚的都城为郢都（即纪南城），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其东南部为宫殿区，东北部为贵族居住区，西南部为冶炼作坊区，只有西部和西北部为居民区（以上皆据纪南城考古发掘结果，详见政协江陵县文史工作组编《历史文化名城江陵》）。于是，大批的巴人便在城西北的下里居住下来。又由于巴人素善歌舞，这样，郢都的下里遂成为一处巴人的特殊文化区。而他们的原生态歌舞，在“车毅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太平御览》卷776引桓谭《新论》），其音乐已高度发达的郢都（视曾侯乙墓出土乐器可知），自然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这便出现了宋玉《对楚王问》所描写的情形：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燕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在这里，《下里巴人》作为《阳春白雪》的参照乐曲，已成为低俗文化的代表；而低俗歌曲之用“下里巴人”来命名，则含有对“巴人”的文化偏见了。
不过，楚人对巴人的文化偏见并没有进一步扩展开来，它始终局限于郢都一隅。这一方面是因为逃往郢都的巴人只是众多巴人中的一部分，而他们在巴国的本土并未受到歧视；另一方面也因为楚国不久便亡于秦，楚人地位亦与巴人相似，再也无法以大国自居来傲视巴人了。
除宋人与巴人外，中国文化史上的地域偏见后来又发展到“南人”与“北人”间的相互歧视。如孟子便称楚人为“南蛮鴂舌之人”而南人也常常称北人为“侉子”。直到清代乾隆间以制举业而负盛名的窦光鼐，在其主持浙江乡试（一说福建乡试）时，仍以“南蛮鴂舌之人”命题，并因此而激起了考生的公愤。据说窦光鼐最后不得不做诗一首令考生用方音诵读，结果无一人能够读得下来，风波才得以平息。此诗即后世曾广泛流传于齐鲁一带的《别蛮诗》（见张崇玖《窦光鼐传·序》，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6月版），顺便抄在这里：
馆阁居官久寄京，朝臣承宠出重城。
散心萧寺寻僧叙，闲戏花轩向晓行。
情切慈亲催寸草，平抛朋辈譬飘萍。
生身盛世诗书史，蛮貊氓民慕美名。
诗的每一句声母都完全相同，且多卷舌音与切齿音，如同绕口令一般，难怪我们的浙江（或福建）同胞无法以方音读下去了。此事齐鲁间常引为美谈，这自然反映了齐鲁之人对窦光鼐的赞叹及对“南蛮”之人的鄙视；而多次担任过浙江学政与乡试正考官，曾对江浙文化的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窦光鼐，其内心深处的地域偏见，也应是显见的。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地域偏见的形成，除了前述种族的原因之外，也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相关。
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中华文化是由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经长期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无论早期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苗蛮文化，还是稍后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宋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都是组成中华文化的有机成分。而这些区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在被融入主流文化之后，其余的部分仍被保留在各个地域文化之中。再进一步说，即使在中华文化的主体之中，区域文化的痕迹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抹平的。这样就形成了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以及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并存的局面，于是，地域间的文化偏见也就出现了。
再次，中国文化中的地域偏见，也与地理环境及不同地区的民俗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早在汉代的司马迁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比较齐、鲁文化的不同特点时说：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沫、泗，扰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正由于齐、鲁地理环境不一样，所以才形成了两地民俗及人们生活习惯之不同，并由此而导致了后世的“齐气”与“鲁气”之争。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异也一样。南方气候温暖，土沃物丰，水光潋滟，人们有闲情逸致以乐其风土，这便养成了尚文的习俗；而北方气候寒冷，土厚水深，谋生较难，故而又形成了尚武的习俗。如以南方之“尚文”鄙视北方之“尚武”，或以北方之“尚武”傲视南方之“尚文”，则便形成了文化上的地域偏见。
时至今日，中国文化中的地域偏见依然存在，而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何正确地认识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地域偏见，仍是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应该说，各种区域文化之间虽有先进与后进之异，却并无高下之分，更无优劣之别。对于组成中华文化的各种地域文化，我们既不能厚此薄彼，更不容加以歧视。任何文化上的地域偏见都是要不得的。而只有消除了文化上的地域偏见，社会也才能真正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甘肃文史》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