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敦煌菩萨”竺法护，梁·释慧皎的《高僧传》云：“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二载：“他祖籍月氏，世居敦煌，世称‘敦煌菩萨’。八岁出家，为外国沙门竺高座弟子，故姓竺。”西晋的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后到洛阳及往江左，沿路传译，写为晋文（即译为中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梁·释慧皎《高僧传》所载的译经部数）。汤用彤先生校注《高僧传》之八为《祐录》作“所获大、小乘经、贤劫、大哀、法华、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竺法护译经数，说法不一，《出三藏记集》说为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历代三宝记》说为二百十部三百九十四卷。竺法护于西晋愍帝末（约公元316年）卒于中国，毕半个多世纪精力在西域（新疆地区）、敦煌、长安、洛阳、江左等地传译佛典，”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疲。“《高僧传》还说他”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高僧传》评价他：“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不为过誉，受之无愧。
符氏前秦时期至姚氏后秦时期（约公元384～391年），大月氏高僧昙摩难提在长安翻译《中阿含经》五十九卷、《增一阿含经》五十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三法度论》二卷、《僧伽罗刹集》二卷。这里要强调一点是，中外僧人精诚合作，同心协力的可贵精神。据说昙摩难提传译经论，是与凉州高僧竺佛念合作的。这位竺佛念也不愧是位大翻译家，他能“洞察万语，华戎音义，莫不兼解。”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时，“于长安城内，集义学沙门，请念为译，敷析研核，二载乃竞。二含之显，念宣译之功也。”竺佛念在当时被推崇为“译人之宗。故关中僧众，咸共嘉焉”（《高僧传》）。
后秦僧人，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的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简称罗什），从后秦弘治三年至十一年（公元401～409年）的八年间，在长安与弟子共译出《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系统地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译经总数说法不一，据《出三藏记集》载：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开元释教录》作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由于鸠摩罗什初学小乘，后学大乘，博读大小乘经论，名闻西域诸国。所以他的汉文译经，义皆圆通，“众心惬服，莫不欣赞”。他所译经论影响很大，其中《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三论是中国三论宗学派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成实论》流行于江南，为成实学派主要依据；《法华经》为天台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阿弥陀经》是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据传有弟子三五千，著名者数十人，其中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称“什门四圣”。足可见鸠摩罗什作为一位僧人，译经授徒业绩之大、贡献之突出。
此外，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也为中华文化增添光彩不少。随佛教传入的时间先后和主要路线，从新疆而甘肃而山西而河南……，大小佛教石窟知多少！仅在甘肃境内就有二十多处，特别是其中的敦煌莫高窟，丰富多彩的壁画、彩塑、遗书、文献，以及相关的民族与宗教、历史地理、政治建置、社会经济、洞窟建造、地质地貌特征等，都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成为名符其实的、举世瞩目的一大文化宝库，“敦煌学”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综上所述，清楚看出，各种宗教在中国或一度并存也好，或长期流行也好，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雍容大度，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惟此使人不禁为之感叹，伟大的民族，灿烂的文化啊！
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是中西友好往来的大桥梁，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本文是谈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故不必多谈丝绸之路的方方面面，只谈中国各民族在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与贡献。自古以来，我国北方和西北的各游牧民族，出于自然的或人为的某些原因，不避寒暑，历尽艰辛，纵马驰骋，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地从大漠南北或河西走廊，自东向西，踏出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草原通道。这条“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远较西汉张骞“凿空”为早。灿烂的中华文明最早走向世界，精美的中国丝绸最早运往西方，我国古代各游牧民族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亚、欧内陆草原地带，既是古代游牧民族劳动生息的地方，又是他们从事商品交换的广阔市场，还是他们迁徙争夺的活动舞台。我国北方的北狄、匈奴，西北的塞人、月氏、乌孙等族，因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有的举族西迁，有的往来留驻，逐渐迁入中亚、西亚地区，甚至从蒙古高原经中亚北部，沿里海、高加索、黑海北岸，进入欧洲平原。于是，中国的物质文明伴随着他们的马鞍和驼驮，逐渐传到了他们所到的地方。在这些贩运者、传播者的强大队伍中，最早应是塞人、匈奴、月氏、乌孙、羌人等族。塞人是一支东起蒙古草原，西至亚欧大陆，分布甚广，来去悠忽的古代游牧民族庞大族团。他们操东伊朗语，长期受伊朗和希腊文化的影响。由于他们广布中亚、西亚及中国西北等地，故与当地各民族，如月氏、乌孙、伊循、姑师、渠勒、莎车等，多少有渊源关系，交往亦甚频繁。
塞人开始西迁的时间可能很早，有人研究认为，周穆王西巡大致是追随着塞人西移的路线。甘肃河西地区的塞人，因秦穆公攻戎王，灭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而不得不沿天山南北麓西行，西迁楚河、伊犁河，乃至更西地区。由于西戎西移和塞人大迁徙，还由于早期的东西方陆路、丝绸之路前身——被外国学者称之“草原之路”或“皮毛之路”，进一步开拓。月氏和乌孙原居于“敦煌祁连间”，即河西走廊至天山一带。由于月氏、乌孙、匈奴间的互相攻杀，月氏在匈奴与乌孙的联合攻击下，败走伊犁河流域，赶走了久居于此的塞人而占有其地。这支塞人被迫南下，迁至帕米尔地区，后又东迁至塔里木盆地绿洲地带。后来，匈奴老上单于又一次联合乌孙，向伊犁河流域的月氏发动进攻，“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汉书·西域传》）。当塞人、月氏相继西迁及南下之后，乌孙便弃河西故地，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并逐次广布于天山以北、伊犁河上游，直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建立乌孙国，其政治经济中心设在伊塞克湖附近。塞人族群之间的历史交往，既有战争的一面，又有经济文化联系的一面。如在公元前8世纪，世居中亚北部的一支塞人，在另外一支塞人的压力下，逐渐移居到黑海西北部，后来与希腊人在黑海殖民城邦建立了通商贸易关系，经济交往又带来了文化交流。另外分布于咸海以东和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一带的塞人，与天山以北的塞人，都善于养马，擅长骑射。看来汉武帝梦寐以求的“神马当从西北来”的乌孙马，还真是久负盛名的。“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汉书·张骞传》）。
天山北麓通往中亚及南俄草原的道路，由于各游牧民族的中介作用而畅通无阻。这里在古代是极其辽阔且无国界的草原谷地。塞人诸部落用商品交换的方式，在中国——希腊这一远距离的空间，充当了最早的丝绸商贩角色。月氏最后辗转远迁至中亚，前面提到的“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即阿姆河）。这支西迁的月氏后来被称为大月氏，大约在公元前91～80年间，进一步越过妫水南下，将统治中心完全转移到妫水南的蓝氏城，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的历史宣告结束，大月氏约于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国。贵霜王国自始至终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经济文化联系不绝，特别是将佛教东传中国，前详述，不赘言。还有与甘肃“河西道”平行的南面的一条重要通道“青海道”（亦称羌中道），则是羌族早在战国时期首先开发的，羌族在后来丝绸之路“青海道”上，曾充任翻译和向导，发挥重要作用。羌族还配育繁殖良马“青海骢”和牦牛，在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继匈奴、月氏、乌孙、塞人之后，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吐蕃、回纥、蒙古等少数民族，都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一度完全控制丝绸之路，有的完全占有丝绸之路，成为经营西域及中西方丝绸贸易的主宰者。例如突厥在公元6世纪中叶兴起并建立了“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周书》卷五十《突厥传》）的突厥汗国，完全控制了漠北——西域草原丝绸之路所经地区。突厥汗国与中原诸王朝有着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联系，在这种历史交往中，突厥汗国每年可获取数十万段的缯絮锦綵。突厥统治者除自身享用外，还将大量的丝绸品通过草原丝路远销于中亚、西亚及欧洲。围绕丝绸之路，突厥汗国与唐王朝曾不断发生矛盾，并展开激烈争夺，关系错综复杂。东罗马当时是欧洲对丝绸需求量最大的国家，由于突厥与东罗马直接进行丝绸交易，从而引起了一向独吞、垄断丝绸贸易之利的波斯忌恨，波斯遂与东罗马交战数十年。可见，突厥经营丝路贸易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唐开元盛世时，西突厥突骑施部异军突起，在与东突厥斗争中夺回碎叶，复称雄于西域。中亚的米国、康国、罽宾、石国等族国在反抗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的斗争中，不断加强与唐王朝的联系，纷纷上书求援并不断朝贡；唐朝对中亚诸国的支持，就是通过突骑施发兵援助，抵抗白衣大食的。后来穆罕默德·阿拔斯王朝取代了倭马亚王朝，并·波悉林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统治伊朗东部及中亚地区（称黑衣大食），继续与唐朝为敌，发动战争。这样的斗争持续三十余年，突骑施诸部始终英勇地抗击着大食的东侵，保卫了丝绸之路。
后来北方和西北各游牧民族，在丝绸之路上发挥重大作用的，莫过于蒙古族了。蒙古族在13世纪西征东讨中，铁蹄所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其所建地跨亚、欧两大洲的“蒙古四大汗国”，把曾被阻断、分割的古丝路重新连接起来，驿站四通八达。在此期间，中西陆路交通畅行无阻，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达，东来西往的使者、僧人、教士、工匠、商队、军旅络绎不绝，相望于道。蒙元时期，中国的印刷术和火药武器远传欧洲，欧洲、阿拉伯各国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造炮等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大量传入中国。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围、速度及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元朝繁荣昌盛的国都——大都，是欧洲人无限羡慕向往，并纷纷前来观光旅游的地方，元朝的轮船载重量最大，航程最远，元朝的货币“至元钞”通行海内外，信誉极高。这都无疑将国际交往的距离大大拉近了，而且是以大都为中心的。
以上足以看出，我国古代各民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他们在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沟通、维护、保卫各方面的作用与贡献，又是何等巨大。
因为本文重点谈中国各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当然，我们也要十分重视和珍惜汉族人民及中央王朝与丝绸之路的重要关系。例如张骞“凿空”的丰功伟绩；汉朝政府、唐朝政府等致力经营西域，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馆置驿，以及设置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军事行政机构等。总之，丝绸之路这一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各民族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一沟通亚欧经济文化联系的大陆桥梁，是中国各民族共同铺修架设的；这一连结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艳丽彩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绣描编织的。所以说，它是中国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丝绸之路；它是紧密关系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中国是著名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法、印刷术、火药的应用，中国是最早发明的，它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著名民族学家谷苞先生一再强调，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不曾中断过。这在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是仅有的历史现象。这是中华民族的荣幸和骄傲。我们深思细想谷先生的话，这确实是人类奇迹！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有哪个像中国这样持续发展繁荣至今日？绝无仅有，唯我中华！！作为炎黄子孙，爱吾中华，天经地义；振兴中华，责无旁贷。
注释：
①傅小凡、杜明富著《神话溯源——女娲伏羲神话的源头及其哲学意义·序》第5页，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以下只注书名和页数）。
②谷苞著《民族研究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③④⑤《神话溯源——女娲伏羲神话的源头及其哲学意义》，第222页，第228页。
⑥陈守忠撰《甘肃史概述》，载《甘肃史志通讯》，1986年第3期。
⑦范三畏著《旷古逸史：陇右神话与古史传说》，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⑧冯绳武著《甘肃地理概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7页。
⑨刘雁翔著《伏羲庙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⑩刘文英撰《伏羲传说的原始背景和文化内涵》，载霍想有主编《伏羲文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14页（以下只注书名和页数）。
（《甘肃文史》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