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
王权生平事略
王权（1822—1905），字心如，号笠云，甘肃伏羌（今甘谷）人。其父王汝揆，道光二十年举人，后任平凉府教谕，于同治二年在陕甘回民暴动中因平凉城为回民军所攻陷而“尽节殉难”（《清史稿》卷四九一有传）。王权自小天资颖异、勤学好问，幼年即以才学名闻邑里，十六岁时应童试，为古浪县令陈世熔所欣赏，招至古浪县署读书。王权于道光二十四年中举，后来三次赴京应会试，均未考中，从此绝意进取。早年先后主讲甘肃文昌、天水、正兴、兴文四书院。咸丰八年，任文县教谕，其间曾参与招抚羌民起义。同治九年，任陕西延长县令。十三年，改任兴平知县。光绪十年，调任富平知县。为政期间，他恪尽职守，刚直不阿，关心民生疾苦，于革除弊政、赈灾减租、劝学兴农等不遗余力，政绩颇佳，受到当地士民的普遍爱戴。光绪十二年辞官归里，晚年闭户著书。光绪三十年，受清廷嘉奖，享宴鹿鸣，并赏四品衔。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王权与世长辞，临终前有自挽诗《夜梦远行，亲友皆来饯行，长揖而别，盖死兆也。寤后口占》一首叙其心志。王权逝世后，秦州张世英撰《心如先生墓志铭》叙其生平事略，而今人甘谷县王效琦先生所撰《王权评传》记载尤详。
王权是清末关陇地区颇有声望的人物，“为孝子，为纯儒，为循吏，关陇士大夫争欲宗仰而称述之。”①他勤于著述，是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和作家，“著述宏富，近代陇右人无过之者。”②著作有《舆地辨同》《辨同录》《典昉》《诂剩》《童雅》《炳烛杂志》等，另有《笠云山房制义钞》《笠云山房诗集》《笠云山房文集》，又和秦州任其昌共同编纂了《秦州直隶州新志》。其师陈世熔赠诗有云：“笔下有风云，眼底无富贵。肝胆真吾徒，文学亦高第。百代有良史，独行子当置。”于其学问人品评价甚高。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曾称赞其曰：“伏羌王权，学问人品当世罕有，吏治尤为陕甘第一。”李鼎文先生认为其是甘肃旧学之殿军③。
王权诗歌的思想内涵
王权诗文俱佳，诗的成就尤为突出。其《笠云山房诗文集》所收诗共计644首，这些诗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现择要分析如下：
一、反对列强入侵，抒发爱国情怀
王权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真正严峻地面临着民族存亡危机的历史时期。面对外国列强疯狂宰割中国的残酷现实，爱国之情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汹涌高涨，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便是其在文学领域的突出体现。王权呼吸着时代的气息，爱国之情不能自抑，他以诗笔表达满腔的悲愤和慨叹，自觉汇入了这一诗歌潮流，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王权的爱国诗歌当以《挽林文忠公》和阿英先生收入《鸦片战争文学集》的《愤诗四首》为最著名。在《挽林文忠公》一诗中，他高度评价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的高洁人品和卓荦才能，认为“尚书心与松月皎，纬武经文古来少”，并以形象的笔调概括了其禁烟的伟大历史功勋，对其被撤职查办、遣戍伊犁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同时也间接批判了道光皇帝和朝廷的投降派。《愤诗》有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而作，诗中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极尽夸张、想象之能事，怒斥英法联军侵华的滔天罪行，对贪生怕死的清朝将帅和奴颜媚骨的投降派进行了无情鞭挞，深刻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腐朽的丑恶面目，并对清廷所持的和议之策进行质疑，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自己深挚的爱国情怀。又如以下两首诗：
中原收局太匆匆，已丧宗张又剪公。垂死不言三字枉，再生难继十年功。英灵永伴周文考，血食应邀嵇待中。闻道圣重频展谒，神旗猎猎响阴风。
——《汤阴岳忠武王庙》其三
和议由来得便宜，达官捷径此尤奇。如何偏枉秦长脚，屈膝荒阶无了时。
——《岳庙大门外铁铸秦桧》
这两首诗虽为咏史之作，却深刻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联系到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入侵、民族危机异常尖锐，而清王朝的统治者却持妥协投降之策，对侵略者投其所好，不惜以牺牲国家的主权利益来换取一时之苟安的时代现实，它们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前一首对岳飞这位抗金民族英雄因奸佞的构陷而不得申其壮志、“垂死不言三字枉，再生难继十年功”的悲剧深表慨叹；后一首则直接指斥和议之策，对屈膝求和、卖国事敌的秦桧之流尽情嘲讽鞭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桧的下场就是一切卖国投降派的结局，民族的罪人终久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而给上层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二、描写羌民起义及陕甘回民暴动
王权所处的时代，正是满清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之时，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纷至，外有帝国主义殖民者虎视觊觎，内则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此伏彼起，这在其诗中均有所反映。如《战长沙》、《战天津》、《庐江行》、《维扬行》等长诗，描写的就是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的几次重大战役。当然在这些诗作中，描写最为细致、最为详切者当属那些反映作者自己所亲眼目睹、并参与招抚镇压的羌民起义和陕甘回民暴动。如《文县纪事六首》详尽而又生动描绘了由起义、战乱所造成的“六百里无吠犬村”、“墟落无烟怪鸟啼”的残败景象；对起义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客观、深入地分析，认为“债帅剥脂填巨壑”，即官吏的盘剥压榨是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对军备荒驰、战斗力丧失殆尽的清朝军队进行了嘲讽，形容他们是“军中貔豹变成鼠，谷里芝兰尽变萧”；对“未抵贼巢先剽掠，枉教农户废锄犁”的四境团丁的可恶面目进行无情揭露。《七月六日奉州檄赴哈南寨抚叛番，题馆壁》则描写招抚起义羌寨的过程。《红土坡受降》描述平叛成功、羌民盟誓受抚的场面。这些诗皆为反映羌民起义之作，它们完整地展现了起义的发生、招抚至平息的全过程。王权反映陕甘回民暴动的诗作更多，描写更为细腻深刻，叙述事件尤具体可感，如《伏羌纪事六首》为反映伏羌回民暴动之作，诗中对有关起义各方面的情况，诸如发生前兆、汉回仇隙之由来、乡勇恶少惹事生非、无辜民众惨遭杀戮、回民围城之情形以及邻近郡县驻军的逡巡观望等都有细致的描写；《闻伏羌解围》则写暴动回民围攻伏羌城及撤围之经过，凡清军和乡勇作战之骁勇、围城回民战败遁走、回汉互相残杀之惨状，以及解围后原先观望的兵将争功的荒唐闹剧，在诗中均有形象的反映；《平凉纪哀》则专门描写平凉城被攻陷及其父殉难之事，抒发了满腔悲痛之情。以上这些诗作，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的时代画面，得以让我们了解这些起义和暴动客观、真实的情形，并对整个晚清时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有深刻体察，因而除了文学价值，还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地位所囿，王权不可能对这些起义和暴动有正确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他对起义军是极为仇视的，诗中亦颇多诬蔑之词，但他还是能够从实际出发，对起义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有所揭示，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有所批判和揭露，对广大人民所受的苦难深表同情，这已是实属难得了。
三、反映吏治腐败，同情人民疾苦
王权先后出任陕西三县知县达十七年之久，长期下层官吏的生活实践，使他对当时普遍的吏治腐败和百弊丛生的社会现状深有感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慨叹，往往发之于诗，因而反映现实政治及民生疾苦，成为其诗作思想内容的又一重要部分。如《述怀》其三有句云：“嗜好殊薰莸，眄睐作轩轾”，揭示了下层官吏的仕途命运决定于上司的感情好恶，因而造成下级官吏都去奴颜卑膝地讨好上司，惟上司意志是从，却不关心百姓疾苦，所谓“云何民父母，趋走乃奴隶”。这一认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无疑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咏史》其四则直接触及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揭示了科律教条的繁纷杂乱以及由此造成的奸吏滑胥弄权、官受制于吏的官场怪状，并表明了对黑暗政治的厌恶之情。又如《初抵兴平》描写赋税苛杂、科费百出，而督吏差役往往乘机混水摸鱼，搜刮民脂以中饱私囊。《乡农歌》一诗则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繁重赋税重压下的悲惨生活，大胆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要求和呼声，有杜甫“三吏”、“三别”之遗风。此外，他的一些诗还对当时农村的凋弊景象有生动的描绘。
四、抒发对黑暗政治的厌恶之情，表现归隐之志